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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常常刮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向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2）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胡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
1959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加之那领导原来的三个孩子，她已有六个孩子了。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让人认不出来了。她那时的病经过治疗，已好了些。当我对她说我是谁时，她想躲开，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泪人似的。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引得我也陪着她落泪。
她哭着哭着，突然又扯头发又抓脸的，然后捶胸顿足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这么年轻，他肯定会先死的，他死了，留下这么多娃娃，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咋办？咋办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会犯病，赶快找人把她带回了家。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犯病后，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离开新疆时，她还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怀着一个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她在那里唯一做到的，就是为那位首长繁衍了几个后代。她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听说那首长去世后，她的病情已好了许多。而我，则希望她就那么过下去，因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过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么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她还健在——我希望过去的一切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从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间的那段时光在她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汤姐。她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湖南日报》任过总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她到新疆，就进了俄文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团。我们团当时有个工程师，姓林，是新疆大学毕业的，结过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属，没工作，住在乌鲁木齐。他们产生了感情，相爱了。可那男的没有告诉她自己是有妇之夫。她怀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爱的人一直在欺骗她。她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办，最后有位团长膝下无子，就把孩子带走了。
从此以后，她就走下坡路了。博乐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当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她的月子没人照顾，身体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处分，她也受了处分。最后，组织出面把她介绍给一个起义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留下两个孩子。但即使这样，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对她非常不好，只过了两年，老兵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几年后，又调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团，嫁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人受够了苦，有了个老婆，自然十分珍爱，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能互相体恤，相亲相爱，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终于熬出来了。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她丈夫又被弄进监狱里，押到南疆劳改去了，她毅然跟随丈夫去了南疆。她没了工作，没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最后手脚都冻烂了。
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1）
我是长沙市人，在含关女中读完初中后，就在农业银行当出纳。有天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有几个同学来向我告别，说她们参军要走了，看她们那神气的样子，我就问，你们参军到哪里去呀？
新疆。
妈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说是远得很呐！我的同事一听就说。
只要有一双脚，再远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长讲了，招我们去新疆是上俄文学校，当护士，搞财经，开拖拉机。我的同学说。
我一听可以开拖拉机，就兴奋了。当时能当一个女拖拉机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现在一个女人驾驶美国的幻影战斗机或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还要神气。我当即就说，走，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要去开拖拉机！
就这样，十四岁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焉耆后，分配到了十八团二营，驻在轮台。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我到达那里时，所看到的是它的破败和贫穷。
没有看到俄文学校的影子，更见不到拖拉机，发给每个人的是一把砍土镘——一种从苏联拉过来的、很笨重的农具。这种农具在中亚用得十分广泛，对于口内来的湖南女兵，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营里出发到草湖开荒时，才知道这就是大家的武器——虽说我们是来当兵的，却从来没有扛过枪，打过靶，更不用说其他军事训练了。就是靠着一把砍土镘，驻疆部队的官兵开垦出了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我背着自己的行李背包，扛着砍土镘往草湖走那天，时值六月，太阳狠毒地炙烤着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难以睁开眼睛。队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走去。除了黄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阵阵热浪迎面涌来，让人窒息。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然后很快又被太阳晒干，只留下些白色的盐粒。我觉得自己像要被烤干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问营长，营长，你要把我们往哪里带呀？走了快一百里路了，这两天的路程，我连一根草也没见到，难道还有可以开发出来种庄稼的地方吗？
有，我们去的就是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来没有人开垦过。营长一边喘着气，一边对我说。
这太阳把人都要烤成肉干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现在这里荒凉，以后，我们走过的地方会是一条大马路，路两边全是庄稼地和一排排白杨树。营长充满憧憬地对我说。
天啊，还要走一天！我在心里叫了一声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为干渴和劳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几次鼻子。
队伍走进大漠之后，又向东行进了约七八十里路，奇迹般地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它地处塔里木河北岸，虽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断言说：“塔里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但在我们这些带着盲目性寻找着可垦之地，以期创造出一个农民式家园的军人们来说，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证塔克拉玛干的本来意义——“进得去，出不来”；或者是在执拗地和它较劲——“我们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还不如死。
的确，没有人敢奢望凭着那一小湖水，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去的当天，这个面积达三十三点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就给全营官兵来了个“下马威”。
烈日当空，官兵们稍事休息后，正在挖地窝子准备栖身，天空突然变得昏黄一片，太阳很快就被抹去了。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远方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宏大；开始像蜜蜂嗡嗡地叫，继而像波涛涌动，很快就变成了飞机轰鸣，最后变成了大海呼啸。远处的沙丘上，传来几声沙狐忽高忽低、单调凄厉的怪叫声，草湖颤抖着，岸边的芦苇和湖水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沙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赶紧抱住自己的背包，但还是有行李像纸片一样被刮上了天，转眼间就被沙尘吞没了。
大家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感到风推拥着沙丘，正在移动。
脚下的整个沙漠仿佛突然立了起来，正在向某个地方奔跑。沙子灌得人满身都是……
约摸半个小时，沙暴停止了，整个营的人马都已陷在沙中，涌动的流沙已埋到了部分人的腰上，好多人凡是身上带的、能刮走的，诸如帽子、毛巾、水壶、挎包之类的东西早就没了影子。但让我感动的是：几乎所有的官兵都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砍土镘。我个子小，沙子已埋到了胸部，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刨出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这可能算是真正的扎根边疆了。我的嘴里、衣领里、头发里、耳朵里，凡是能钻进沙子的地方，都有沙子，我感到十分难受。但我这次没有哭鼻子，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恐惧，我的身心被二者完全占据了。我连自己是否会死于沙暴之中也没有想到。
沙暴过后，天空很久仍是暗黄色的。沙漠里更热，地表温度达到了摄氏七十余度。胶鞋被烫得发软。奇怪的是，湖里那些黑压压的蚊子却没有被沙暴刮走，沙暴激怒得它们更加疯狂。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使它们变得贪婪无比。它们不顾一切地扑向每一个人。大家的脸上、手臂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它们叮得惨不忍睹，最后大家只好用衣服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只可怜我们这些女兵们。由于王震号召部队节省军费，支援新疆建设——部队官兵节省下来的津贴先后修建了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糖厂等新疆第一批带现代化色彩的企业，所以我们只有一套棉衣，一套苏式的制式裙子，裤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没过两天，我们的腿就被蚊子叮咬得血肉模糊。有些女兵被咬得没有办法，就去湖里捞了稀泥，抹在整条腿上。最后，营里只好动员男兵为大家捐赠多余的裤子。可是有几个人有多余的裤子呢，最多的人也只有两条裤子，一条好一点，另一条补了不知多少补丁的，有的地方摞的补丁足有一指厚。男兵们把好一点的裤子让给我们，自己则穿着铠甲似的厚补丁裤。
当营长和教导员代表全营五百余名男兵把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十几条裤子拿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沙漠中挖好地窝子，全营安置下来，开始了把荒漠变成良田的梦想。
这个地下营地的唯一标记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没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难找到家。
有一次在南草湖劳动收工后，我看见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都馋，只要见了或许能吃的东西，就垂涎三尺。我当时饿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尝了一口，觉得挺香的，就先啃了两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