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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南草湖劳动收工后，我看见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都馋，只要见了或许能吃的东西，就垂涎三尺。我当时饿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尝了一口，觉得挺香的，就先啃了两个。想着一位老大姐正有身孕，就摘了一些给老大姐。我高兴地往回走着，突然刮起了大风，沙尘弥漫开来，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旗杆，我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在沙漠里转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没有看见营地的影子。
风夹着沙石，像一个老魔鬼，发狂地呻吟着，嚣叫着，冷笑着，其间夹着狐狸的悲鸣和几匹跟随人迹来到这里的荒原狼的嗥叫。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我看见旁边有个草垛，就一头钻了进去。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2）
大家回到营地，点名时才发现我不在，把营地找遍了，也没看见我的影子。营长立即命令全营人马分头寻找。
我躲在草垛里，既怕狐狸，又怕狼，怕狐狸是因为在很多民间故事中，它们会变换成媚人的妖怪；怕狼则是我自小就知道狼的凶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这两种动物的叫声。但它们很少在芦苇丛外活动。听人说，狼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其他动物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寻找和捕获猎物。我也觉得狼的嗥叫声越来越近，正害怕得不行，不想没过多久，它们又远遁了。原来寻找我的战士已经赶到，他们的火光把狼吓跑了。我连忙出来，向他们跑去。
我当时单纯而天真，这使我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完全像一个大孩子。只有我敢于“童言无忌”地给干部提意见，让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我可以把营里喂养的一只母鸡引到地窝子里，让它在自己的枕头边下蛋，然后让大家偷偷地用鸡蛋洗脸，做一次在当时看来十分奢侈的“美容护肤”。我无忧无虑，活泼俏皮，给大家带去了十分珍贵的欢乐。
在这个女人比率很小的集体里，任何一个女性对每一名男性官兵来说，都是一个辽阔而美丽的世界；都是他们寄托自己想像中的爱情、欲望和家庭的载体。
女兵班里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过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
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岁的我被教导员叫住，问，小鬼，想不想成家？
我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我十分认真地对教导员说。
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教导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听教导员的口气，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教导员，我才十六岁，还太小，我还想上学，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何况，我还没有……没有喜欢上谁……没有，从没有想过……结……结婚的事。由于害怕，本来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变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给你介绍的对象是机枪连指导员，他是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的口气冰冷、严肃，不容置疑和违抗。
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没有喊叫出来。我哭了，哭出了声，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兵们已经知道了，她们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因为，她们都已结婚，连怎样安慰自己都不知道。
谁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这个兵我不当啦！我不当啦——。我在心里嘶哑地吼叫起来。
那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这么想。没有比当一个逃兵更可耻的了。军人是一个与死亡为伍的职业，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宁愿死，战死疆场，也不愿要这样一种彼此连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难以让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有一缕月光洒进了地窝子里，不大的风从地窝子顶上刮过，从没有遮拦的洞口袭击着我。初冬的夜，充满了凄凉。
其他的女兵们都无言地坐着，静静地陪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为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面临那实实在在的、充满着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人……
既然与指导员的见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我的，作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吃过早饭，女兵们回避开后，他进来了。
他叫赵自立。老地下党员，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他比我大十岁。他后来当过二十九团的团长和政委，却淳朴得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只有谈起当年打日本，打永丰镇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他来到我的地窝子门口时，死活不好意思进去，这个打仗时只知道猛打猛冲，干活时则拼死拼活的河北汉子，脸通红，在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嘀咕了一声，还是算了，还是算了……就要往回走，是战友们硬把他推进来的。
他在地窝子里站着，由于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无所适从地一会儿垂在腿的两侧，一会儿又绞在一起。
我只是赌气地坐着，连眼角也不看他。
地窝子里异常寂静，似乎连尘埃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他的脸更是羞得通红，这个曾经一百多次冲锋陷阵的男人感到异常尴尬和窝囊。那么冷的天，他的额头上却冒出了一股股的汗水。
是的，对于女人，这个老兵还是个新兵。何况自己面对的又是一个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陌生女子呢？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这些女兵的名字像现在明星的名字一样，被他们那些男兵提及过无数回，每一个女兵的名字都是闪着光的，被大家一遍遍咀嚼过的，无数次回味过的。而我，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
他不停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脚不安地在原地动着。
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呐！我气呼呼地说完，就哭了。
他坐了下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脸憋得更红了，手脚显得更加无所适从。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此时，我应显得坚强些，至少在这个我当时认为的“敌人”面前。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时间时而汹涌着往前流淌，时而又如同死水，没有波澜。
两人都是作为下级，在上级的命令下，坚守着那一段时间，指定的时间不到，我们谁也不能撤退。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上午——必须在一起待一个上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了。
赵自立作为一个穿过血雨腥风，与死神打过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个农民出身的在当时几乎识不了几个字的军人，当时已近三十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自然希望成一个家，能找一个有文化的湖南女子当老婆，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有些怜悯起我来，觉得自己和我的确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眼看一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他才鼓起勇气说，王灿辉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3）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可我……可我得说完，这是领导交代过，一定要告诉你的，说是便于彼此有个了解。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一般舒了一口气后，就使劲擦了擦满头满脑的汗，然后站起来，由于没注意到地窝子很低，把头狠狠地撞在了地窝子顶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他稳住自己的脚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门口，向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出了地窝子。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去给还是文盲的干部战士扫盲。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
离开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兴，像一只冲出了樊篱的小马，一蹦一跳地走了。
的确，从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让我结婚的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慢慢地，我又变得愉快欢乐，无忧无虑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部队正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在团部碰到营部的副官，他是来买糖的。
还没过年就买糖，今年春节是不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一边问副官，一边笑着抓了一把糖。
副官笑着说，这是喜糖，可不能随便吃。
又给谁配对了？
副官笑而不答。
说说看吧，是谁和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说完，跨上马走了。
当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到团部接我，让我回去。
有什么事呢？扫盲还没完呢，要走，也得跟团里的人讲一讲。
营里已跟团里请示了，让你回去一趟再来。
究竟有什么事？
年终了，可能是营里开会，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回到营部，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两小堆糖，每人跟前放着一杯水。一见我进去，营长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掌声。
我一下愣住了。我愣愣地站在地窝子门口，正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已被人推到了赵自立身边。
教导员宣布，经组织批准，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与团文化教员王灿辉现在结为夫妻。让我们以水代酒，向他们表示祝贺，愿他们永结连理，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我早已哭得跟泪人似的，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婚礼已经结束了。人们完成神圣使命似的，鱼贯而出，把我们两人留在了“洞房”里。
我颓然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崩溃。突然，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黑夜深处跑去。
凛冽的寒风一阵阵从戈壁滩上掠过，笨重的毡筒使我一次又一次跌倒。我索性把毡筒脱了，挂在脖子上，脚上只有一双布袜子，我也没觉得冷，没觉得硌脚。我只觉得身后正有一种强大的、不可违抗的东西在追逼着我，我只有逃跑，我跌跌撞撞地飞跑着，那么快，像戈壁滩上的一阵风。
但可怜的我也只能从营部跑回团部。大半个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双脚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
我呼出的气息喷在脸上，头发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时，我结了霜的头发，苍白的脸色，茫然无神的眼睛，使我像一个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我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来请我。赵自立事隔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当时本来就是两个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说过一两句话，还是我不愿听的话，也就见过一次面，去请人家回来，凭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不仅是不好意思，他还觉得去请一个生人回来跟自己过日子，特别扭，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没办法。因此，既然是组织介绍的，还得要组织出面。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就是要配对象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
妇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追求的，是自愿的婚姻，不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无论怎么说，我死活也不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也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这么一片戈壁，这戈壁上就这么一些人，无论自己是否与人家同房，但在别人的意识中，我已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这种选择对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还能选择谁呢？
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到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1）
由于自己的奋斗，我在1953年由战士提为排长。这在当时的女兵中，进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时，我也只是个副指导员。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为这荒原，为新疆这片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军节那天，营长对我说，钟排长，我营机枪连有个排长，也是劳模，你们俩挺合适的，排长配排长，劳模配劳模，应该是一个好姻缘。
我在部队已整整待了两年，知道营长的话绝不是玩笑，就说，多谢营长的关心，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即使要结，彼此也得有个起码的了解。
结了婚再了解也不迟。今天过节，部队休息，营里刚好要主持一次集体婚礼，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你去准备一下，那排长我负责通知。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
营长见我要说什么，于是果断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为你考虑的事情不会错。他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我……我绝望地说出这个字，就说不出后面的话了。我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才在心里喊出，我！不！愿！意——
但我却不得不按时到营部去，这是军队里的规矩，任何人都得服从，当我到营部时，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媳妇时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历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迹，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