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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请进地窝子后，那军官就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鼻子一酸，抱头哭了起来。
就这样，除了传说中的玛洛伽，这块雄性的荒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女人。
自古以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唯有我们这群军人，逆此而行。这里的地下水含有大量盐碱，人喝了以后，腹泻不止，洗脸洗手，皮肤蜇得又疼又痒；衣服洗后晒干，也会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碱，硬邦邦的，穿在身上十分难受。没有办法，饮用水只好用马车从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拉，一辆马车往返一次需要半天，所以饮用水限量——每人每天一茶缸。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块荒原，年降水量只有五十至六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两千五百毫米以上。那点水哪能够啊？人和这块地一样，流出的汗比喝进的水多。大家渴得嗓子冒烟，肚子里冒火，嘴唇干裂，鼻孔流血。脸上的皮一层层脱落，但那一缸子水，最多只能润润嘴唇。当年的艰苦卓绝，真是一言难尽。
我至今说起，仍唏嘘不已。即使万里西进，风雨兼程，我们刚来这里时，仍保持着南国女儿的姿色，没想到这里三天之后，我们已和这些男兵们无异，浑身泥土，满头满脑的泥垢，手脸皲裂，看不出女子模样了。
只有尽快把这条大渠修通，只有引来孔雀河的水，这里才可能有美和生机。我和两名女兵是这么想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在心里渴望水，心中装的也只有水。我现在给你说，你肯定不相信，那时有些人渴得实在受不了，把泥坑里积的马尿都喝了。还有些人把自己的尿接上，又马上喝了下去。至于盐碱水，谁也不管拉不拉肚子，只管往肚子里灌。
刚过十一月，天气就冷得受不了啦！寒风毫无遮挡地从荒原上刮过，夹着彻骨的寒意，没日没夜地啸叫着，但修渠的工程却没有停下来。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只得用木棍绑成的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上去背石头，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当时，谁背的石头多，就表扬谁，在一个集体里面，谁愿意落后呢？
我身子弱，当兵之前从没有干过重活，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每次都背一百四五十斤，有一天，我背了好几趟，算路程，快二百里了。这次，我的事迹登在了报纸上——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报。那是我一生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
在背石头时，因为我的力气比不上别人，所以只有比别人早起。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起床出发了。我裹紧棉衣，仍觉得寒冷刺骨。由于劳动，那棉衣汗渍斑斑，早已披花挂絮，穿在身上没一点暖和气儿。我背着木架，袖着手，独自一人在荒原上小跑着——这样会暖和一些。也是心太狠，我第一次背的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最后，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从石头下挣扎出来。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感到十分伤心。而背最后一趟石头，也就是那天的第十七趟石头时，我已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天的劳累，使我浑身发软，一走路，脚就打颤。为背那回石头，我吐了两次血……
那个苦呀，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背一天石头，双腿发硬，身子发软。上厕所时，一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举行放水典礼，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在飞机场参加了典礼，王震将军为表彰指战员的功绩，给大渠命名为“十八团大渠”。当开闸放水时，王震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摸了摸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淌着流水的水渠里。叫着，这是水，养活生命的水，大家都到水渠里来体验体验吧！
战士们欢呼着，纷纷跳进水渠里。我也跳了进去，当水流湿透我破旧的军靴，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难以承受水流的冲击，身体有些摇晃；也觉得自己难以承受水流特有的温度，内心有些虚弱。
我匍匐在水里，让水把浑身湿透。
对于我来说，水，就是我的故乡。我如今还这么说。
当天晚上，我抵挡不住水流的诱惑，偷偷地溜出地窝子，来到水渠边，地上洒着月光，使碱滩更加惨白。山影一片朦胧，大地一片寂静，只有那一渠流水在夜晚唱着歌。我在渠边坐下，听着流水的歌唱，这种世界上最美的歌声，我一辈子也听不厌。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故乡安化听资水的流淌声。作为一个在水里长大的湘妹子，我已好久没有见到流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我往旷野里望了望，然后脱掉军衣，进了渠水。我要让自己全身心地浸泡在渠水里，洗涤掉一年多积在身上的污垢。渠水夹着天山融雪的寒意，冰冷刺骨。但我浑然不觉，躺在渠水中，像水的精灵，任凭流水冲刷着自己。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1）
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
五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鸡啼。
我是1951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开。
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就是为了躲蚊子吗？
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避一避风。后来的经历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也简单，大风刮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
因为白天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的语气说。
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赶紧穿上。
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2）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1）
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镘；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镘，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