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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护士，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2）
因为我没去学护士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护士，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护士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码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护士，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西瓜壳篓当饭碗，
玉米苞叶当菜盘。
筷子本是芦苇秆，
光溜轻巧又直捻。
南瓜汤，洋芋片，
香甜松软“黄金砖”。
一碗菜，一块“砖”，
吃完不够有的添。
饭后有个小休闲，
又是打闹又撒欢。
众女抬起男子汉，
一夯打得脸朝天。
…………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征，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风雨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1950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一百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意犹未尽地跳下车来。
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我常常和副驾驶一起开上拖拉机，驶到了一片荒原上，开始垦荒。方圆一两里的范围内，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怕”：一怕成群结队、到处乱窜的狼；二怕那些劳教人员。当时，这些荒原上除了军人，就是劳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垦区不足万名军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全国镇反、肃反运动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属于反革命犯。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3）
犯人有人管制，但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白天无所谓，它们躲在芦苇丛中，隐进荒原深处，一到晚上，它们就窜出来了，只见绿色的狼眼磷火样四处闪烁，凄厉的狼嗥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真正是与狼共舞。
拖拉机开荒翻地时，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胆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时候多。我在地里劳动，狼群就在四周打转。它们没见过拖拉机，不知那是什么兽类，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机前面来，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机不到跟前，它们是绝不会跑的。
这种时候最怕拖拉机发生故障，机器不轰鸣，狼群就会围上来，所以晚上检修机器的时候，要赶快点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当时每个拖拉机上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不过，它不是拿来打狼的，而是对付劳改犯的。记得那是1954年，我担任拖拉机组组长。那时夜班是三个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油机员。当时上至兵团领导，下至每个战士，都把拖拉机当作宝贝，所以一出故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马上报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机熄火了。我让另外两人去报告，自己抱着枪守在拖拉机上。
周围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几名罪犯见拖拉机不动了，就指指点点地一边嘀咕着，一边要走过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十分紧张。我把枪握在手中，见他们要靠近，就大声说，你们打你们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
我们是在打荒的。一个人说。
这地都耕过了，你们到这里打什么荒！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入伍以来，就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枪该怎么用。
一年后，我又被派去学开康拜因，从试割到参加抢收，我一共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开康拜因比开拖拉机更辛苦，官兵们一年的汗水和辛劳，往往就在于能否抢收回来。当时讲劳动竞赛，我一天一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每天能收割一千来亩麦子。即使来了例假，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因此差点丢了命。
有一天，我刚想喘口气，不想身体太虚弱，晕倒后从康拜因上滚了下来。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后滚到埂下，刚滚下去，草车就过来了，差点把我碾着，我差点就没命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难赶上别人。任务没完成，落在了别人后面，就只有抱着头流泪的份儿了。
一次，抢收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让拖拉机手停下来，抓紧时间膏油。不想拖拉机手疲劳过度，连离合器松了也不知道，拖拉机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踩了离合器。这时，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我爬起来，找到那个指头，就往卫生队跑。
我问卫生员能不能把那个手指给我接上。
卫生员摇摇头，说，你的想像力真不错，树枝断了都接不上呢，何况是人的手指头。
当时的外科手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只好叹了口气，让卫生员赶快给我包扎，我还要去抢收。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抢收呀，明年再说吧！卫生员认真地说。
我叹了口气，说，这第一名只有让给别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邸世光谈恋爱，对于一个置身初恋的女孩子而言，总希望自己完美无缺地出现在男友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姑娘家缺了一个手指，是十分别扭的事。好在男友并不太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并真诚地说，维纳斯缺了一只胳膊仍是完美的，你只缺一个手指，并且是为新疆的建设缺的手指，是很光荣的。他的话让我十分感动。
邸世光参加起义时，是名准尉，属于国民党军队里面的青年军人，年轻，有一定的文化。我与他认识时，他刚二十岁出头。我们是在拖拉机培训班认识的，他是机耕队队长，我是学员。当时，能与有文化、年龄相当的青年军官谈恋爱，是很难的，妇女队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开康拜因共经历了三难，那两难已过去了。另一难发生在1954年夏收结束后，那次，我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他们把牵引架支好了。没想我刚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头上砸了好长一条口子。卫生员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用牛拉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团卫生队。
我从医院出来后，领导找到我，说，小华，你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没了，你把握东西就没力了。
我一听让我改行，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改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掉了一个手指，可我还有九个呢，这一点难处不算什么，我能够克服。
领导见我如此坚决，就说，好吧，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会答应你。
我一直干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贫血，身体也垮了。离开机耕队的那天，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一直开着拖拉机在我们开垦出来的田野上耕种和收割。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1）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两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占全系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编成一个本科班，三个大专班，两个中专班。
学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旧不堪的兵营，全是平房。我们五百多名学员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参加整修校舍劳动，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干，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块一个比一个积极，最多背到十二块，肩背烂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着脚干，人多力量大，经过半个多月的劳动，我们的校舍便焕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专班。我们中专班主要是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护。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一无课本，二无讲义，全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同学们再互相对笔记，完成自己的作业。学习虽然很难，但学习空气很浓，大家的考试成绩都能达到优秀。
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个当兵的。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