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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到了文工队，当时二十六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官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1952年2月，二十六师文工队与二十二兵团文工团合并，肖哲明到了兵团文工团，演奏曼陀铃和小提琴。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就分开了。肖哲明一心钻研艺术，到全疆各部队去演出，而我面对的却是婚姻问题。我们是五一年六月上旬到的呼图壁，学习了三个月，但当年只要年满十八岁的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几个年龄小的也害怕，怕我们这么小就要让结婚。婚虽没有让结，但谁跟谁大多数已指定了。
入伍当年，有一次师政委鱼正东碰上我，寒暄了几句，就问，小鬼，你父母在干啥？家里是什么出身呀？
首长，我爸是国民党军队的空军上尉，母亲一直持家，四九年，他们去了台湾，临走时写过一封信给我和姐姐，从此再无消息。家里原是中农，后来划成富农，最后划成了地主。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连叔叔伯伯共有三十多口人，就四十来亩地。
哦，你爸是空军呀，可没少轰炸我们呀！你这种情况，小鬼呀，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出身好、根子硬的对象。鱼政委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我的脸马上红了。我羞涩地一边跑一边说，我不要对象，我还小！然后又认真地说，我爸当初当空军时，是去炸日本鬼子的，他参加过抗战！
我的话引得政委哈哈大笑，说，你小，你总会长大的嘛，至于你爸爸嘛，他至少有一半是英雄。
我以为政委是师里首长，哪有工夫琢磨着给人家做媒呢，他只是跟我开开玩笑罢了，没想他真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第二年，鱼政委和机关的人一起在地里拾棉花，招手让我过去，我挎着拾棉花的红柳筐子，甩着两条长辫子，就跑过去了。向政委问好后，就问，首长找我有事呀？
肯定有事的，我去年跟你说过要为你物色一个对象，现在已有眉目了。小伙子精干得很，想不想见见人家呀。
我的脸又红了，连连说，首长，我真不想找对象，我真不想找！
是不是有对象？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肖业群：从“社教”开始（2）
嗯……是的。我撒了个谎。
难怪不要我介绍的，说一说他的情况。
他二十岁左右，他找过我，我还没答应，不过，我觉得我们年龄挺般配的。
真是个小娃娃，他二十岁左右懂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一个政治上能保护你的人！找你的那个小伙子，你可不要答应啊！我也给你介绍个年轻的，不但年轻，出身还好，相貌堂堂，包你喜欢。
我能感觉鱼政委确实是在关心我。父亲抛弃故乡和女儿，加之我当兵到新疆一年来的经历，已使十五六岁的我成熟了。我虽然也幻想着浪漫的爱情，但也知道找一个子弟兵、找一个出身好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包括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个好的出身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此为价值取向的。还有，就是我刚入伍不久，在兵团学习时，有一次就枪毙了八名叛逃的国民党军官，我当时害怕得晚上都不敢出门；也是那一次，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以后如果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子弟兵。
所以，鱼正东让他妻子霍振芳为我说媒，介绍后勤处指导员王富民时，我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见过人，我只好在心里说，但愿能撞上一个好一点的吧！没想见了王富民，见他年轻力壮，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就问霍振芳，他年纪多大了，她说他比我大五岁；我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么小的。人家是子弟兵，一路打仗过来的，来这里又成天劳动，怎么也会显老相的。听她这么说，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因为我当时已知道，在这情况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得接受。
我后来一打听，知道王富民实际比我大九岁，心里想不通，就去找鱼政委。
首长，你跟霍阿姨一起哄了我。
鱼政委笑着问我，哪里哄了你？
阿姨说王富民只比我大五岁，实际上比我大九岁。
你个小鬼也是，五岁跟九岁有多大差别呢？男的比女的大十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的。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许不是很强，但不易犯错误，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造田，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彼此交谈的机会几乎没有。在那个年月，除了劳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谓的婚姻，也是从“屯垦戍边，稳定边疆”这一政治需要出发的，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让二十万大军都能有个老婆，生一堆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还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上了不久，上头说，你们都大了，去劳动吧，为你们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你们的儿子来上学吧，就解散了。所以，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仍和许多农民军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彼此也没多少话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但因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连续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的确，诚如鱼政委所说的，王富民是个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根正苗红”，我虽然也到车间干过活，下放到团场劳动过，挨过批斗，但在那个发了疯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对要小得多。所以，我应当感谢鱼政委。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真正爱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爱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政治看齐，都必须以政治为目标。不管你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亲通过多方打听，经香港来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边。我收到那封信后，害怕得不行，当即就交给组织了。从此与父母又断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陆陆续续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八○年五月，我在大陆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国。我姐姐在我当兵后不久，考上了西北财经学校，毕业后，分到青海工作。姐妹俩经常通信，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着内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到美国，家人就要马上为我办移民旧金山的手续，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决计要回到新疆来。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那么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国，也该回宁乡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我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
我曾从教二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宁乡的确是我的故乡，但那只是从血缘上而言，我心灵中的故乡就在新疆，因为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湖湘子弟满天山黄群英：我对不起这片土地
我住的这地方是维吾尔族人聚居区，已十几年没有和外面联系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多谢杨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我只是感到惭愧。我先给你讲讲杨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阴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参军。记得考试时，让她谈谈新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怎么写，是她堂妹帮她写的，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无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遥远，是个大戈壁之类，后来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样，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会在新疆待一辈子，招聘团的人在长沙说，去新疆当兵，三年后想回来就回来。我想三年一转眼就会过去，到时回来就行了。到新疆后，没想到会这么荒凉，这么苦，几百里的大戈壁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在口内哪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出发了。颠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里有一窝子水塘，水塘边有几株水柳，四周全是坟堆似的秃山。既没有店，也没有房。在那里下了车后，带队的人说，这里就是将来要建大工厂的地方。招你们到新疆来，是来搞建设的，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看到这光景，大家的心全凉了。下车后就挖地窝子，一个地窝子里住三个人。一到晚上，躺进去后，自己都觉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里，而是在坟墓中。外面的风“呜呜”尖叫着，鬼哭狼嚎一般，吓得三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时候年纪小，瞌睡多，颠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窝”，很快就睡着了。但那一夜做的梦可真吓人，一会儿狼钻进了地窝子，一会儿地窝子里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会儿压在了大地下头，怎么也挣扎不动。第二天早上醒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地窝子的盖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层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觉得好笑，你看我也觉得好笑，最后都笑了起来。
原说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满后，不让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总该有甜的时候吧，就这样盼着。既留下来，就继续好好干。杨映群立了四次功，奖状什么的，厚厚一大摞。记得她一直想着回湖南，但现在还在这里待着，和很多人一样，一辈子过来了，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
我1951年在长沙参军，第二年在师部会计训练班学会计，返回团部时，不幸在铁门关翻了车。出院后，我虽然还是坚持工作，但总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国陷入饥荒，我当时已有五个孩子，领导劝我从大局着想，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回去当家属，带孩子。我就下来了，从此，靠每年一点点残废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
既然动员我当家属，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讨口叫化，也要养育好五个孩子，让他们成人成材。这样，我不远万里来新疆，也算是为它尽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励自己。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很难口。我就在鱼肉便宜的时候买回来，用湖南的方式熏制成腊肉、腊鱼，这样，全家可以在夏天不买新鲜肉，还可以卖一点，补贴家用。直到现在，我还这样做，当然，现在主要是自己吃，因为几十年下来，全家已习惯了吃腊肉。也卖一些，因为我做的腊肉腊鱼已成了风味食品，一些老主顾喜欢吃。
我自从“下岗”之后，无论多么困难，从没去找过领导。有苦，我自己吃；有难，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时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一共十姐妹——她们现在全都健在。家里穷得不行，毛主席让妇女来当兵，建设新疆，那是对妇女的信任，所以那时候真是拼了小命儿地干。我心甘情愿地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三年没发津贴，说支援新疆建设，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当然，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虚度，我把五个孩子养大了，并把他们培养成材，又把他们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儿在医院当主任，大儿子停薪留职后做生意，三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二丫头当医生，三丫头在民政局当干部，全家回来，近二十口人了。这是我的贡献。对于新疆，过去需要人来建设，现在和将来同样需要。
我养育五个孩子的确是呕心沥血。我的腿脚不方便，但生活艰苦的年头，我每天都要一瘸一拐地到郊外去割苜蓿，挖野菜。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就把苞谷秆和葵花秆子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在大铁锅里熬，然后用手挤，用木槌砸，弄出汁液，滤出淀粉，然后和干葵花叶子熬了吃。再后来，我自己去开了一亩盐碱地，种小白菜。但那些小白菜刚长出不久，就被人拔去充饥了。我辛苦一场，只捡了些黄菜叶子熬了几顿玉米糊糊。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饭，我常常只喝点野菜汤。所以，也不知有多少次，我饿得昏倒在郊外的野地里。有时，我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捋些榆树叶子，剥些杨树皮，咽到肚里充饥。
我与丈夫袁祖武1952年初就结了婚。袁祖武是湖南桃源人，比我大十岁，背有些驼，头发早就花白了，才五十来岁时就已是满脸皱纹，他还有非常厉害的气管炎。他经历的艰难人生，已使他难以撑起一副军人的风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些拖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几十年了一直如此。
他是抗战前夕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王牌四十七军，随后就参加了抗战，和日军在常德血战七天七夜。解放战争中他因伤被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从山东一直往西打，最后落脚到了库尔勒。
不管是谁问他的经历，他都只会说上面这几句话。他用这几句话就把他的一生说完了。他最喜欢的人是王震，他认为王震这人性格直，善于鼓动部队。他跟我讲，有一次王震在他们部队作报告，说，小伙子们，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大姑娘们，我也知道你们想什么。小伙子想大姑娘，大姑娘想小伙子，小伙子们要好好干，以后给你们一人发上两个老婆。他当然是开玩笑，但这些兵却觉得他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王震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可把我们女兵吓坏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部队作报告时也是这么讲的，他讲到那里，所有的男兵都高兴得直鼓掌，我们却吓得偷偷直哭！心想他是司令员，这么说，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们那时哪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呀。
我一直很想念故乡，但因为以前要拉扯孩子，我没有条件回去；现在可以回去了，但费用又高了，往返一次，没有六七千块钱，不敢动身。儿女们凑钱让我回去，当我要上路时，又决计不去了。因为我当年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来新疆的，不想最后一事无成，我哪里还有脸面回去呀！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很少去找老乡，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头。她们为新疆工作了一辈子，而我只工作了十年。我对不起这片土地，我为她做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湖湘子弟满天山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1）
我们到达焉耆后，在马棚子里住了两天，就开始分配，原来好几车人，这一分，人就少了，一车还没装满。然后车子就呼呼地继续往前开，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庄稼，看不见村子，也看不见树。就那座死气沉沉的天山，忽远忽近地在一旁陪伴着，就听天由命地任汽车把我们往前拉。
最后天黑了，按口内的时间，该是半夜了，车子才停住。带队的干部就喊下车吃饭，下车吃饭。
到了吗？有人看见外头黑天黑地的，就问。
带队的干部说，路还远着呢，今天走不走，吃了饭再说吧！
大家就在汽车的灯光前围成一圈，喝着水，吃着干粮。忽然，车“轰”的一声响，掉头开走了。我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因为前面有些女兵一看见光秃秃的戈壁滩，就不下车，所以那些司机怕我们也这样，哄着我们下车吃饭，把带的东西卸下来，就把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往四周看去，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只有黑黝黝的一片戈壁。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被漠风撕裂的军旗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哨兵像影子一样游动着。然后，平地里出现了几缕灯光。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人开始对我们讲话。大家的心都凉得不行，没几个听他讲了一些什么。后来，当他说他代表全团官兵欢迎我们时，我们没鼓一下掌，就陪他的那几个人“噼噼啪啪”地拍了一阵。那声音在空旷而沉寂的戈壁滩上显得很不协调。然后，他让一名干部安排我们去休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讲话的人是团政委阳焕生。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住的地方，就跟着那干部走。一路上看见一边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洞口，从那里面竟然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这可把人吓坏了。有人以为是坟，以为有鬼呢，以为鬼还打呼噜呢！还有人以为里面饲养着什么动物。反正，好多人都不吭气，都冒着冷汗，竖着毛发，紧紧地挤在一起往前走。有个胆儿大的老乡，实在憋不住，一下冲到那走在前面带路的干部跟前，朝他踢了一脚，那干部痛得“哎哟”叫了一声，然后生气地问她，你个小鬼，为什么踢我？我哪里惹着你了？
那老乡没有理他，只对我们说，他是人，是个人。
我们以为你是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