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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说，她看到了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之后，再来读鲁迅的日记，就“如同把天书读通了”（《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笔者以为，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也是“天书”，至今尚未被读通。《野草》这本小书一向被视为难于索解，乃至许多分析《野草》的文章都与鲁迅的意思不大沾边，而又无可奈何。鲁迅曾说：《野草》“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呐喊》与《彷徨》中的几篇小说也是如此。鲁迅善于把个人的痛苦加以抽象变形，这正如他有时候在文字上搞“解构主义”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关键在于把鲁迅反抗包办婚姻的意思认识到了，“天书”也就读通了。然而至今这些措词含糊之处大多尚未解开，为什么呢？是“为尊者讳”制造了鲁迅研究的大量盲点。有什么要讳呢？主要是讳鲁迅的包办婚姻。这既是他自己的心病，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困扰。有人说鲁迅在文章、书信、日记中，极少提到“她”——“妻”字之讳。鲁迅是文学家，“她”不反映到鲁迅的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鲁迅的文章多以曲笔提到“她”而已，既然要“为尊者讳”，自然就看不懂“她”在何处了。不理解包办婚姻在鲁迅生命中的意义，读鲁迅的一些文章和小说，就如读“天书”一样，永远也读不懂。
如果说鲁迅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鲁迅的伟大未能被人充分认识和理解也是毋庸置疑的。对鲁迅伟大之处的未充分理解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事实上的含混不清，其次是意义不明朗，也就是不懂。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这话虽然是针对《儒林外史》说的，对于鲁迅自己，他一定也有同样的遗憾与悲哀吧。明明是伟大之处，却以为是缺陷。因为对于鲁迅的伟大不懂，就把鲁迅改造成自己能懂的鲁迅，即所谓“我们心中的鲁迅”，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鲁迅了。不同的人都各有自己“心中的鲁迅”，为此就难免要起争执——如果形势允许的话，就公开辩论。有人说，鲁迅先生早已逝世，其生前，祸福荣辱尚且无暇顾及，死后又何复计较？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他身上争来争去，无非是争“现在”，争活人的事情。然而鲁迅对于生前的祸福荣辱何曾无暇顾及？不也曾写过《死后》一文，“计较”死后之事吗？而且“过去”的事情我们也未必都“考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有一些为尊者讳之处不能明了。如果把事实及其意义搞清楚了，鲁迅先生未被人们理解的伟大之处，也就彰显出来了。
鲁迅研究已经进行半个多世纪了，专家之作汗牛充栋，难道真的还有可“考据”的空间吗？笔者并非鲁迅所说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阿Q正传？序》），也没有那种特权，考据是无从做起的。笔者仅把最近找到的几本鲁迅研究的著作，首先是外国书：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鲁迅》（《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和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加拿大学者李天明的《难于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中国书：萧文邦的《鲁迅新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贤治的《一个人的爱与死》（《重读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进行比较和分析，把专家们考据时忽视地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再加以考察和认识而已。时代变了，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研究方向加以考察和认识的观点有时候也可能被容忍，未必一律都被封杀。笔者在专家们的研究方向之外，又一走了一条新路，这新路并非如王安石批评程子理学之所谓的“如壁上行”，而是由壁上走下来之后的一条坦途。由此解决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些困难。
现在我把读这几本书之后的摘记和感想发表出来，与喜爱鲁迅著作的朋友们共同分享。
导读目录
1/多读外国书
14/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
30/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
40/爱的寂寞如大毒蛇
49/“非存在”的婚姻与自由之“苦恼”
68/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
81/兄弟失和的原因
93/由“陪着做一世牺牲”到“我可以爱”
107/鲁迅为何仇猫？
116/绝望中的希望——《题辞》分析
125/枣树与小红花的梦——《秋夜》分析
133/哀婉的幽怨——《影的告别》分析
145/鲁迅向谁求乞？——《求乞者》分析
154/“由她去罢”——《我的失恋》分析
161/与软刀子的对峙——《复仇》分析
167/觉醒者被庸众吃掉——《复仇（其二）》分析
171/婚外的青春固在——《希望》分析
179/冰雪中的性压抑——《雪》分析
188/鲁迅的忏悔——《风筝》分析
203/性幻觉的故事——《好的故事》分析
207/选择的痛苦——《过客》分析
228/永不息灭的爱欲之火——《死火》分析
237/不能对话——《狗的驳诘》分析
239/魔鬼的哀叹——《失掉的好地狱》分析
245/“离开”家庭——《墓碣文》分析
250/为朱安的命运担忧
——《颓败线的颤动》分析
259/“你说便是你错”——《立论》分析
262/对朋友的失望——《死后》分析
273/与世人的战斗——《这样的战士》分析
276/没有希望的人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分析
279/对自由恋爱的疑虑——《腊叶》分析
287/纪念“未生者”——《淡淡的血痕中》分析
291/生存不能没有爱——《一觉》分析
300/心中的阴影——《一件小事》分析
308/鲁迅与朱安都是祥林嫂——《祝福》分析
315/以“食”代“色”——《娜拉走后怎样》分析
321/为死掉的婚姻迁葬——《在酒楼上》分析
326/“我胜利了”——《孤独者》分析
334/“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伤逝》分析
357/自我解剖——《写在〈坟〉后面》分析
373/几句结束语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1）
鲁迅研究之广泛深入可谓上天入地，无微不至，好像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开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处女地（称之为禁地也许更贴切）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对于某些鲁迅研究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如今鲁迅研究的热点是论战史这类事情，有不少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要做。正如现代化的城市一律广种草坪，且草都是外国引进的一样，“时髦”的鲁迅研究也都是参照西方社会政治和思想模式来进行的。笔者也赶一回时髦，不过，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子。
笔者以为要想了解鲁迅的思想，就必须透彻理解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及其产生的根源。
在《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中，鲁迅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的事。”在鲁迅看来，读中国书的惟一好处就是能作文章。伊藤虎丸说： “他幼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传统教育，就像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构成了他出色文章的功底，但同时也可以说，他对古典传统的根本否定——就像他在回答报社的调查所说的那样：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也正是出于对少年时代沁骨入髓地接受传统教育的反省。”《鲁迅与日本人》的第二章： 《鲁迅与西方思想相遇》的第一节《留日之前的鲁迅》第一小段《童年时代与传统文化教育》。我们在这里要问： 鲁迅的“反省”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个“反省”应该从自身找出一个充分的“出于”理由来，我们的认识才算是完成了。今天有许多人都从“救国”的角度找原因。这是不错的，这可以称之为从“公”的角度看问题，是中国书的一大特点，然而不全面，因为个人的原因被忽视了；外国书则不然，从“私”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外国书往往是从个人的私生活中去挖掘原因。这是笔者多读外国书的一点体会。
外国书有一种观点，认为后来的人评价历史人物往往只关注与某种预先设定的理论有关的事实，并且用这些事实来加强预设理论的正确性。而忽视了没有（或不符合）预设理论的那些事实。人的选择无处不在，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选择与预设理论相符的事实是经常的，选择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印证预设理论，这是非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方法则是以事实考验预设理论，发掘事实的目的不应该是用它来再次证实预设理论的。这种话非从外国书参阅英？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上读到，笔者是绝不敢妄议的。
伊藤虎丸在此处的预设理论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顽强抵抗西化的。伊藤虎丸紧接着说： “如果进一步从思想和语言不可分割、语言就是思想本身这个角度来说，他后来在接触西方近代语言（学问、思想、文艺）时，能够以此前的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为教养基础，不是恰好证明了他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语言）时，已经在自身当中以强有力的形态，具有着竹内好所说的‘抵抗’（坚守自我）的主体（民族语言）吗？我认为，在鲁迅那里，这一点作为传统与近代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格外重要的。”隔了一段文字之后，伊藤虎丸又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一节中接着说：
我以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应该称之为鲁迅的原体验和基础教养的东西，在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触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形态；而这些原体验和教养对他来说，则具有某种可称之为两重性的内涵。
也就是说，一般在把非西欧各国的近代化作为文化问题来考察时，中国或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悠久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掘田善卫生于1918年，日本战后派小说家。1942年庆应大学法文科毕业。1945年被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上海，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1947年回国。从滞留上海期间起，创作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的作品。曾介绍了他出席亚非作家会议时的一个情况： 非洲某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诗人，在谈到他的烦恼时说，他们虽以旺盛的独立热情致力于创造新的国民文学，但由于本国语言中缺少诗歌的语言传统和积淀，以致一写诗便只能用自己接受教育时所使用的法语来写。同这样的民族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的特征，就是作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罕见的例证，始终保持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同一种语言（文明的同一性），具有承纳作为“西欧冲击”的西欧近代文学（语言）的悠久的文学传统，即坚实的语言土壤。
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沉重得不易容纳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欧近代，就在于它高傲的传统文化的“抵抗”之强（换句话说是保守性）。而这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堵阻碍近代化的几乎令人绝望的厚重的因袭之墙。由于两个方面难以分割地交错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遗产或“坏”的遗产所能简单地来区分的。
鲁迅幼年和少年时代的体验以及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遗产，同样也具有“两重性”，鲁迅的文学，如果没有这些遗产就难以确立。在回答“青年必读书”的调查时，鲁迅回答说，“不读中国书”。但有人反问道： “你不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吗？”对此，鲁迅的回答是： “我自己因此是受了怎样的苦啊！”我所说的鲁迅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许就是他和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这种难解难分的“两重性”进行苦斗的足迹。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2）
伊藤虎丸的意思是，如果不曾读过中国书，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两重性”难题也就不存在了。鲁迅从小就读了中国书，且“沁骨入髓”，所以现在很吃苦，必须经过一番“苦斗”，战胜自身的“两重性”。不过，伊藤虎丸所认识的“两重性”太肤浅，不过是为了证明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一预设理论而已，根本没有落实到鲁迅个人的生活中，他并没有真正懂得鲁迅所说的他受的“苦”的涵义何在。这里只就困扰鲁迅的“两重性”难题之“苦”简单地说几句，首先是儒家的“孝”，这是对于母亲的，为了孝，接受了母亲为之包办的婚姻；其次是儒家的内省精神，鲁迅要追求爱情，自然会损害朱安，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是鲁迅的最伤心并最伟大之处。林贤治说： “他深爱着他的母亲。/正是他所深爱的人送给他以一份无所可爱的礼物： 朱安。命运的恶作剧。然而，这是不容违抗的，因为血脉是不容违抗的。或如他所说，她是一份‘遗产’，那么在接受这份遗产之前，他已先行接受另一笔更大的遗产——传统礼教——了。”林贤治也指出了鲁迅的“两重性”，他认为鲁迅是“观念的激进主义者，行动的保守主义者。”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两重性”才造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彻底地否定态度。无论是“两重性”或是两份“遗产”之苦，归根结底都与性压抑有关，这是鲁迅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件小事”。详细的分析，留待后面再说。
后来鲁迅在厦门大学做教授时，受邀作了一次讲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的胡里胡涂。”（《两地书》）看来，要真正理解鲁迅，非理解并实践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主义”不可，否则对于鲁迅的认识也只能是“胡里胡涂”。说实在话，鲁迅许多真实的思想人们并没读懂，鲁迅某些文章似乎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鲁迅某些文章很像李商隐的《无题》诗，意思恐怕只有鲁迅自己才懂，读者往往不知道鲁迅在说什么，正如那位尊孔的校长一样。某些人本来正是鲁迅所批评的那类糊涂人，只因为也反孔，就自称“我也姓鲁”了，其他也反孔的“旁听人”对他们自然就“肃然的有些起敬了。”绝没有人“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说： “你怎么会姓鲁！——你那里配姓鲁！”
鲁迅此处所谓的“外国书”应该是“日本和欧美书”才确切。因为当时只有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物质力量是强大的，文化是先进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性文化比较开放，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正受到质疑和破坏。自由恋爱逐渐风行，虽然也无非是为了金钱——请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某些外国书，如劳伦斯的小说则反映了更多的爱情，虽然不怎么体面，但是人性的光辉是耀眼的。此时，东方国家的性文化仍然是陈旧的，包办婚姻和“从一而终”的现像就使很多人都痛不欲生。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人也是如此。所以印度书就不在鲁迅所说的“外国书”之列。至于说到“国民性”，如果你真的多读外国书的话，就会发现，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人；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人；果戈里笔下的俄国人；卜伽丘笔下的意大利人或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甚至处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和大叫钉死耶稣的犹太人，等等，都与中国人没有根本的区别，彼此彼此。鲁迅在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外国人。鲁迅说：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小事件则如Cogol的剧本《按查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这就是两个例子了，不知为何鲁迅却说是“一例”，这是鲁迅的思想比较难懂之一例。既然古今中外暴君臣民的人性皆一致，而特别强调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