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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4）
“狂人”的自己也吃了妹子的肉的自觉，同《〈呐喊〉自序》里的“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一句，是相对照的。鲁迅知道了自己也是个加害者，因此才能从“精神界之战士”的自负和孤立战斗的战士的“被害者意识”中被解放出来，终于变回到一个普通人。也就是复归到社会。这决不是丧失自己，相反，倒是从异己意识中被拯救出来，抓住了真正的个别性，是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工作的发现。对于鲁迅来说，这种发现，就是文学。
第二，区别于“他”的“个”的自觉，是在死的威严面前才产生出来的，是人的存在本身所承担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不是感性和情感上的，而是意志和伦理上的。“狂人”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并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种形式，发现了自己。竹内好说，在《狂人日记》的背后隐藏着的鲁迅“文学上的自觉”，同“宗教上的罪的自觉”很相似。所谓“罪的自觉”，就是向来只认为自己是“被害者”的人，发现自己也是个“加害者”。可以说，鲁迅的这种“罪的自觉”，使他打破了指导者＝被害者意识，赋予了他单枪匹马，提笔上阵的作为主体“个”的责任意识。“希望”的出现，并不是“绝望”和“寂寞”的消失。然而，由“罪的自觉”而生发的责任意识，却否定沉湎于“希望”当中。“绝望”也好，“寂寞”也好，在鲁迅那里都出色地带有意志和伦理方面的特征，因为它们使鲁迅“反省”自己，“看见自己”，发现自己不是“英雄”。在鲁迅的灵魂中，“寂寞”的增长，与同样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不久便打破了他的指导者意识和被害者意识的“罪的自觉”的形成，并不是两码事。
第三，个的自觉，还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这种主体性，正如已引下村寅太郎所言，以近代科学方法（现实主义）为前提，拒绝既成的思想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在这里就表现为“绝望”和“寂寞”，被当成客观对象来看待，从而也就产生作为现实主义小说被创作出来的可能性。作家鲁迅的起步，不是像第十章那样，从外部来批判社会，而是像最后一章那样，从内部来做一番扎实的工作。
竹内好认为，“《狂人日记》在近代文学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是说，即使是白话因此获得了自由，也不是作品世界获得可能。……价值在于，通过这篇稚拙的作品，某种根本性的态度被把握到了。”我不过是将此重新做了一次自己的解释。不过我想加上去的一点看法是，《狂人日记》确立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使现实主义小说，即科学性方法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竹内好在《狂人日记》的背后，发现了鲁迅“文学上的自觉”（“罪的自觉”），而我则把这种“自觉”同时也看成是“科学者的自觉”（即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诞生）。
总之，外国书发现的是鲁迅的自我忏悔，这的确比中国书仅仅认识到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深入一层，接近了鲁迅的灵魂。
竹内好说：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战胜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却不是。他的与恶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
鲁迅之“罪的自觉”就是鲁迅自我解剖，据笔者看来，几乎全部内容都与对发妻朱安的忏悔有关。这种忏悔非常震撼人心，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野草？题辞》）可惜，就是没有人敢往这方面认识和分析，“总之你不能说，你说便是你错！”伊藤虎丸的思路走到这里，再向前进一步，就可以理解鲁迅不愿意直说的“妹子的肉”其所指为何人了。偏偏伊藤虎丸转向了岔路，牵强附会到范爱农身上去了，当面错过了朱安这一条线索。
他在“‘妹子的肉’和难以忘却的旧友范爱农的死”一章说： “‘罪的自觉’，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觉，那么，在‘罪的自觉’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体验呢？狂人说的‘妹子的肉’和看到的自己‘四千年吃人履历’是指什么呢？从中去寻找作为模特的某个特定事件或人物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自觉，恐怕和他青年时代以来，多次遭受的心灵创伤有关，是逐渐形成的。而且统观鲁迅到这一阶段的成长道路，和政治＝革命运动不可能没有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他的‘个的自觉’，既是意志的和伦理的，同时也意味着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种自我意识，就很明显地道出了这一点。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缩小一下范围，去捕捉笼罩在鲁迅‘罪的自觉’上的阴影，那么就只能是辛亥革命的经验了。……他还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祝〈涛声〉》，1933）。……其中，不能漏掉的具体事例，就是友人范爱农。”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5）
把范爱农拉进来实在太牵强。伊藤虎丸先是说“从中去寻找作为模特的某个特定事件或人物是没有意义的”，这话似乎有些言不由衷，自己不了解或做不到的事情，就说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后来又勉强“找出”范爱农来，还是要把这件事坐实了才安心。鲁迅曾经误解过范爱农，对于他曾托自己找工作之事也没有办好，范爱农竟落水死了，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是因为鲁迅反省了自己对范爱农的误解，又没有为他找到工作，“鲁迅至今还活着”而范爱农却死了，因此而有“罪的自觉”吗？据周作人说，鲁迅对范爱农的误解不过是文艺作品的虚构。而《狂人日记》是在控诉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这些都与范爱农无关，只与鲁迅自己的包办婚姻有关。一般来说，对于鲁迅的分析都犯了泛政治化的毛病，不敢从鲁迅个人生活中找原因。鲁迅的两个自觉都离不开他的包办婚姻，要“舍掉”包办婚姻，这是“个的自觉”；“但在女的一方，本来也没有罪”，放弃“陪着做一世牺牲”等于“未必无意之中不吃妹子的肉”，这是“罪的自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鲁迅自己不愿意直说，而“你说便是你错！”几十年来，论者都在无的放矢。
竹内好的眼光显然更敏锐，但他也走到了与朱安这一条线索最近的地方止步了，不过明显比伊藤虎丸更进一步接近于真相。在《鲁迅》“有关传记的疑问”一章，他说：
第二个疑问是和留学时代有关的。在前面引用过的《年谱》光绪三十年项之后，记：
光绪三十二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我不了解山阴（绍兴）朱女士的事。他的从医学转向文学，通过《藤野先生》等文章是知道的（这也是个被传说化了的例子）；其他一些事情，虽然还不够详细，但大抵也是知道的，如立志文学之后曾试图发行一本叫做《新生》的文学杂志，结果没成；听过章太炎的授课；继续学习德语；主要通过“瑞克阅姆”版涉猎近代文学；学俄语刚起步就中断了；与周作人合译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他在同乡中已有孤立的倾向（《范爱农》）等等。但是，只没有结婚这条线索。我不是在追问事实，而是想知道他是如何处理事实的。当然，可以通过《随感录四十》等材料去构制空想，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那就是这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相比之下，日后的恋爱却为人们所知得细致入微。这场恋爱，即使不考虑四十五岁的年龄，也不是青年的恋爱。像他那样富有正义感，憎恶虚伪的人（通过追忆幼时生活的《二十四孝图》等篇可以知道，这是他气质上的），不论有怎样的原因，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我把鲁迅看作一种赎罪的文学，不过我想像，在这赎罪的根抵里是否也可纳入他的结婚，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恋爱不是也不足以赎却这场罪过吗？……
我所列举的疑问，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琐事，但却让我感觉到它们似乎给鲁迅一生，因此也给他的文学带来了浓重的阴影。当然，除此之外也并非没有疑问，比如说在《狂人日记》发表以前，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年……
竹内好的外国书虽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向前摸索一段路就可以进入鲁迅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了。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1）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外人不得而知。三天后，周作人7月1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据周作人说，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池上来诊”一事很值得注意，似乎透露了一点秘密。池上是日本医生，常来八道湾看病的，医术想必是高明的。周作人是只相信西医的，中国的西医当然不如洋西医。后来周作人的爱女若子死于某洋西医之手，周作人也只痛恨此一洋西医，而不迁怒于全体西医，这也算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吧。洋西医是来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看病的。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起过： “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 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 《我所知道的芳子》，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信子的病可能是心理矛盾所致，不知洋西医如何治？反正是信子的病由洋西医久治不愈。周作人笃信西医，既耽误了老婆的病，也闹得好兄弟反目成仇，自食恶果，又不知病根何在，还要自作聪明大度。读外国书写时髦书所为何事？信子此病不去，周氏兄弟欲“将来永不分家”，不可得也。
又过了两天，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将那封著名的决裂封信交给鲁迅，在外人看来，信写得不明不白：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中没有说与鲁迅决裂是因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只于局外人才有意义。笔者最能明白的也只有“愿你安心自重”六字。这几个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句套话罢了，对于鲁迅。却是重重地一击。“愿你安心自重”，即是说鲁迅做了不能“安心自重”的事情。“自重”的潜台词是说鲁迅“不检点”，而“安心”的潜台词就更严厉了，可理解为鲁迅“不道德”。
鲁迅当日的日记道： “昙。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问之，不至。下午雨。”鲁迅似乎也不明白周作人被生了奇怪的病的日本老婆迷惑的程度如何，想与之沟通一下，周作人竟不理睬。
萧文邦《鲁迅新传》第七章“蔷薇之梦的破灭”对此信解释说：
这封信应该是分析兄弟反目唯一的也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信的内容告诉我们，周作人是晚鲁迅三天，即七月十七日，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容不外乎是鲁迅调戏了羽太信子有关的谣言。这里所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为什么不想责难呢？因为“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众所周知，基督教义是不允许男女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徒的谴责和咒骂。这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得最清楚，克利斯朵夫到瑞士由于和医生的妻子阿娜私通，被人发现后，受到全城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谴责和辱骂，使得阿娜抬不起头而企图以自杀来清洗她“污秽”的一生。
这种对基督教的理解恰恰与周作人的意思相反了，倒与伊斯兰教相同了。基督徒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宽容。基督曾经对气势汹汹正欲用石头打死淫妇的人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过的，就可以用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于用石头打她。基督巧妙地保护了淫妇。这才是周作人的本意：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担受得起”的事，我也担受得起，虽然我并非基督徒。写信时他还算“大度”，并不想责难鲁迅。然而，一年以后，周作人却忘记自己说过的话，竟做出以香炉代石头欲打死鲁迅的举动，他毕竟不是基督徒。
信中接着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后院子，是指羽太信子的房间，当时八道湾的房子正房分三进九间，第一进座南朝北的是鲁迅的卧室，第二进座北朝南的三间是鲁迅的母亲和朱安的卧室，第三进座北朝南的三间中的最西一间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卧室，中间一间是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卧室，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曾在那东间住过，爱罗先坷寄住鲁迅的家时，也住在这间东屋。周作人要鲁迅“自重”，不要到“后院子”来了，就是不要再到后院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卧室来了。这很明显和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私情有关。因此从这封信的内容分析，兄弟间的反目，完全和鲁迅与羽太信子调情有关，而不可能是其它的原因。
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日记则说：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鲁迅缩写，这是当年的文化精英们倡导废中国字代之以拉丁字母的妙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2）
此事平静以后，事隔十个月，鲁迅大约以为周作人的情绪稳定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却不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道：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在此处，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就是前文说的周作人以香炉代石头打人一事，周作人抄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部打去，多亏被人半路接住，才没有击中。（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五》）民主自由的斗士应该懂得，即使是警察对待犯人，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此一击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充分暴露出周作人所学所知的时髦理论皆似是而非之论。时人砸烂孔家店，周作人有大功焉，扫荡“修身齐家”的旧观念也是身体力行。周作人并写文章骂鲁迅是“破脚骨”。面对周作人的行为，鲁研家只能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鬼使神差”、“惊恐地问道： 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云云，为什么不是理所当然？周作人读外国书，写时髦书，然而一到实际行动时就如此鄙陋不堪，当年有人赞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失笑其皮相也。”（《周作人日记》壬寅二月初二）周作人颇有自知之明，他本质上其实是偏激的人，他歌颂秦始皇还不算，又称颂汉奸秦桧，不赞成文天祥、史可法。这种人最终做了汉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不必问“怎么了？”周作人今日极被世俗文化精英们看好，人们于此也略可看出今日中国世俗精英文化的病根之所在，不把此病根拔除，谈中国文化的重建或其他什么什么的，都是水中捞月。
羽太信子当着徐耀辰和张凤举罗织了鲁迅“罪状”，很多“秽语”，这些“罪状”和“秽语”大概无非是骂鲁迅如何调戏她。
可惜的是，徐耀辰和张凤举生前都对此事避而不谈，没有留下这些“罪状”和“秽语”的内容，所以也无从断定。但是，徐耀辰和张凤举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但曾把这些“罪状”和“秽语”的主要内容曾透露给了他们的朋友郁达夫，现在的所有的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以及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