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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情：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对我说：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的这段回忆，是揭示得最客观、最完整的兄弟反目的原因，当时类似这样的谣传，似乎已不止郁达夫知道，传播这些谣传的，除了小报外，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散布，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署名冀野（即卢冀野）的一篇《茶座琐语》，其中就谈到“有一位北方的小姐说： 鲁迅与乃弟作人尝阋于墙，不相见者已数年，此中原因大约是‘为太太之故’。”
但只要有头脑的人认真作一分析，这事很快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但由于郁达夫的这篇回忆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年抗战的战乱时期，很少有人注目，所以这个秘密，一直无人来捅破它。以致造成周作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故弄玄虚的对鲁迅的诬陷和攻击，他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那个事件（按： 表面上是指兄弟失和，其言外之意是诬陷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我一向没有公开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周作人故弄玄虚的说他用剪刀剪掉了七月十七日项下的“大约十个左右”的字，他不用毛笔涂抹，而用剪刀剪掉，可见其彻底性，他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这记载鲁迅丑行的十个字，已被我用剪刀剪掉，以说明，对鲁迅的丑闻，是不愿公布于众的，为了说明“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不用墨涂而是用剪刀剪。可谓是大有“兄弟之情”。其实这十个左右被周作人剪去的字，充其量是说“鲁迅无礼企图调戏内子”而已。被周作人这样一玄虚，似乎鲁迅真是和羽太信子调情了。
其实，此事既非周作人亲眼目睹，也非周作人亲手抓住了奸夫淫妇，周作人给鲁迅的信，说得很清楚“过去的事情”，“我昨日才知道”，所以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私通和调情的事，周作人不是目睹，而是耳闻得到的，这个耳闻，不是得自羽太信子本人，就是得之佣人的密告，但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鱼肉鲁迅，诬陷鲁迅，血啧鲁迅这点上，出于羽太信子本人的枕头风，完全是可能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3）
因此很多回忆这件事的人，都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挑拨，这是不错的，因此郁达夫也说： “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许寿裳也认为：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许寿裳这里所说的“诬蔑委屈”，并不是虚设的形容词，而是用春秋笔法作了极其精炼的概括。
早在一九○说年鲁迅回家完婚，婚后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去日本，在与三弟建人告别时，两位兄长再三和建人说： 要三弟留在家里，好好侍奉母亲。兄弟三人亲密无间，“将来永不分家，有钱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如果这是周作人所说的“蔷薇的梦”，那末，打破这个梦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昏虫周作人。
对于此事，周作人的态度是“不辩解”。他说：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萧文邦的《鲁迅新传》第八章对这一事件再做历史性的回顾：
鲁迅是否与羽太信子调情，答案是难以成立的。这只能是出于羽太信子的诬陷，因为羽太信子明白，只有这种诬陷是最能奏效的，也是最能神速地使他们兄弟间造成分裂，而达到逐出鲁迅的目的。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前后的一些情况。……
……羽太信子（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当时正二十一岁妙龄，虽然长得并不漂亮，圆圆的脸蛋，细细的凤眼，看上去很有些像唐人仕女图中那种唐人仕女的古典美。
她原籍在日本本国越后，后迁东京，家就住在西片町附近，家中有一位年迈的祖母（一八五○？～一九一三）、父亲和母亲，父亲羽大石之助（一八七○？～一九四一）。她是长女，下有一个弟弟叫羽太重久（一八九三～一九八○），两个妹妹，二妹芳子（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后来成为周建人的妻子，三妹福子（一九○○～一九一八），正在念书。全家六、七口人，家庭负担很重，羽太信子只受过小学义务教育，很早就出来做下女，她每天为住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的住客送饭菜，很快就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大约不到半年，她和周作人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在日本同居结婚。……
……鲁迅离开日本不久，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就在日本结婚。这时鲁迅不仅要负担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费用，还要为周作人负担羽太信子一家的生活开支，当时羽太信子一家六、七口人，除信子和父亲羽太石之助有工资收入外，上有祖母，下有正在读书的两个小妹和没有工作的弟弟。生活很困难，很需要鲁迅的支助。鲁迅每月要从杭州汇给东京的周作人六十元钱。……
这时羽太信子把鲁迅敬作财神爷、摇钱树，和鲁迅关系十分亲密，经常背着周作人给鲁迅写信，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鲁迅考虑必要答覆时，才写一封回信，但总不是附于周作人的信中，就附于周建人的信中，这在鲁迅日记中记载得十分清楚，无须在此赘言的。
这里我并不是说羽太信子单独给鲁迅写信，内容是否有暖昧的关系，无非是要说明，他和羽太信子的大伯和弟妇的关系是正常的，如果要说不正常，那也只能说明羽太信子挑逗鲁迅，不存在鲁迅调戏羽太信子。
一九一九年冬周作人一家五口外加小舅子羽太重久一行六人，浩浩荡荡住进刚由鲁迅修建好的八道湾住宅以后，这时的羽太信子和大伯鲁迅没有一点矛盾，因为这时的鲁迅，每月有三百多块大洋送到她手里，外加稿费，和周作人的工资……
刚刚住进八道湾时，鲁迅住在第一进，不久又搬到第二进的东厢房，和母亲、朱安一起在第二进正房中间一间吃饭，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一起在第三进吃饭，后来因许羡苏寄住八道湾，周建人去上海，改为许羡苏和鲁老太太、朱安一起吃饭，鲁迅到后院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周作人一起吃饭了，大伯和弟妇之间关系也很融洽，感情也很好，鲁迅一发工资，一进家门，就直跑后院亲自把三百多大洋送到羽太信子手中，羽太信子笑脸相迎接过钱来。
有时有事，也常到后院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房里共同商量，特别是有时鲁迅和周作人商量写文章，也到后院找周作人一起研究，鲁迅到后院吃饭、办事出人后院，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自从鲁迅成为羽太信子一统天下挥霍浪费的绊脚石以后，逐出鲁迅成为羽太信子的一个心病，使用什么方法最好，当然用南后郑袖诬陷屈原的方法最好。
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的鲁迅对羽太信子的“不敬”，就是羽太信子编造的南后郑袖陷害屈原那一套鬼话。记得曾在北京图书馆西皇城根报库，在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或《北平新报》上曾见过一篇题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小文，文章大约有四、五百字，曾作为肯定的语气，记载着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的隐事，大意说，鲁迅曾趁羽太信子洗澡时，去羽太信子的房门口窥视，被羽太信子告发于周作人，使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如果这件事是确实，正好说明这是羽太信子逐出鲁迅的计谋。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4）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鲁迅到后院去找周作人或羽太信子办事，先“窥视”一下，看周作人或羽太信子是否在家，也未尝不可，羽太信子在房内洗澡，鲁迅事先也不知道，门上也未写着“正在洗澡”的告示，鲁迅可能敲了一下门，也不足为奇，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通过羽太信子之口，再用床头风吹到周作人的耳中，却可成为惊心动魂的定鲁迅为“流氓”罪的大事。
这从羽太信子来说，实在是一箭双雕，既可表明自己的贞洁，又达到驱逐鲁迅的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昏虫周作人轻听羽太信子的谗言，他送完与鲁迅的绝交信后，鲁迅招他解释，周作人不但不听鲁迅解释，还反目为仇写了一篇叶章叫《破脚骨》（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陶然。后收《雨天的书》中），说鲁迅是“破脚骨”（绍兴称流氓青皮为破脚骨），造成兄弟间终生遗憾的决裂。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往八道湾取自己的书物被周作人、羽太信子谩骂殴打出来的二个月后，所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次谩骂殴打事件，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砖璧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下余年之勤所得仅古砖二十余及拓本少许而已。迁徒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著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鲁迅是把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比作盗寇，把八道湾比作盗窟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文末用了一个“宴之敖者”的笔名，其含义更为沉痛和深邃，据他自己解释，“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这个笔名是记录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的事实： “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略谈鲁迅的笔名》）
鲁迅对信子始终耿耿于怀，后来又把他的故事新编小说《铸剑》里的主人公命名为“宴之敖者”。这里有两点谜团笔者试予以澄清。首先是信子给鲁迅写信之事，可能与信子的病有关系。据笔者猜测，鲁迅母亲所说的信子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一定与心理压力有关，也许是她对鲁迅有欲望，同时又有犯罪感，就反过来诬陷鲁迅，此类病例甚多，经济原因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李天明说：
在二十年代与两家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回忆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 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至于为什么她诬陷鲁迅，他认为“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按： 指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章廷谦的话比郁达夫更贴近一层，因为郁达夫是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而章廷谦却是在张凤举他们之列的。九十年代千家驹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有如下解释：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周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千家驹自称这是“间接听到与鲁迅兄弟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讲”的，而且最终又说，“我不知道羽太与信子是否同为一人”。又把自己的判断否定了。千家驹所说为孤证，不足为信。但他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信子赶走鲁迅是为了霸占鲁迅买下的八道湾大房子，此可备一说。……
……近年舒芜又提供了一种说法，说得较为具体。他说： “鲁迅替周作人卖了一部翻译的稿子，卖到商务印书馆。正在着急要用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送汇票来了。鲁迅很高兴，敲中门进去告诉羽太信子，要告诉她有钱来了。当时可能羽太信子正在洗澡，衣冠不整的时候，因此羽太信子就说鲁迅调戏她。台静农先生告诉我有这么回事情。”
笔者猜测可能早在日本时期，信子对鲁迅就有欲望，她更喜欢鲁迅，周作人只是鲁迅的“替身”。因为鲁迅已经有了包办婚姻，又知道周作人喜欢信子，就成人之美，希望他们好。鲁迅离开他们回国，似乎也不仅仅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可能也有躲避信子而成全周作人婚姻的意思。信子给鲁迅的信无法看到，不得而知。周作人与信子一家住进八道弯以后，信子见到鲁迅的包办婚姻不幸福，她对鲁迅的欲望又强烈起来，她对鲁迅的诬陷，未必是精心策划的计谋，与其说是编造谣言，倒不如说是病中的幻觉。如听窗一事，太可笑。奇怪的病常常产生奇怪的幻觉，总是生活在幻觉之中的人，日久天长，就真假不分了，以幻觉代替现实是人之常情，也不一定非病人不可，何况信子是真有奇怪的病。周作人相信的是信子的幻觉而非谣言。实在说，周作人是被老婆的病欺骗了，而不是老婆的谣言。鲁迅说得很清楚： 为钱的事，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 ‘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所谓“装死”就是犯了奇怪的病。如果信子是出于经济原因诬陷鲁迅，周作人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他们霸占房子是否出租？没有下文，可见从经济角度分析也不太合理。从信子病的角度切入问题似乎更容易深入人心，这是笔者多读外国书如弗洛伊德、弗洛姆、容格等人的心理分析著作得出的感想。笔者曾遵照鲁迅的多读外国书的建议，苦读过心理分析的外国书，收益不小。总之，笔者是极信服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主义的。信子的病洋西医治不好，仍是死认西医，这也是一种病态。尤为不堪重负的是“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 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这样抱怨说。（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5）
信子并非一定要在犯病的时候才有幻觉，既然是精神病，幻觉就是其属性之一。不过是程度有时重有时轻而已。表现为冰山的一角的是信子出于经济原因诬陷鲁迅对她有欲望，正说明是她自己出于对鲁迅长期的欲望而不断地制造幻觉，又把这种幻觉传染给周作人，这是隐藏在冰山下面的潜意识。
第二个谜团，就是人们以为鲁迅没有针对周作人写过谴责文章，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太可能。只不过，鲁迅一向善于使用曲笔，很难懂而已。加拿大人李天明说：
鲁迅是嫉恶如仇、睚眦必报的，敌手的攻击他都“三倍四倍地给予反攻”（郁达夫语）。惟独这一次是例外，自始至终他处于被动，避免与周作人正面冲突。他可能担心周作人之昏会导致更严重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忍辱负重，宁可退让。他宁可搬出八道湾，将自己的房子全然让给周作人。他在事情发生后的一两年里竟不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这是何等的自赎，何等悲怆悱恻的事！周作人至死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处，谈及此事的时候总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写了两本关于鲁迅和其小说的书，也不忘表白： “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不过晚年的周作人也引许寿裳说鲁迅生前对兄弟反目的事不置一辞，是他的伟大之处的话，不得不承认“这话说得对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也可能要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可是一旦把握住人在事件中和事件后的所作所为和思想境界，原因的知否也变得不甚重要。人的伟大与品格的高尚不仅仅在于永远正确无过，更在于面对挫折和失意所表露的勇气与真诚。此事件对于鲁迅的打击是沉重的，他痛苦与忏悔的情怀在小说《弟兄》和散文诗《风筝》中有着清晰的表白。
实在说，对于周作人，鲁迅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