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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倾向，所以才会有“中庸之道”的问题。否则“中庸之道”就无从谈起了。鲁迅做为思想家，必然有保持思想的一致性的任务，这一致性如果排斥中庸之道，就很难成立。几十年以后他仍然在做问孝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前与之后的思想平衡的工作。鲁迅既然反对“中庸之道”，从逻辑上说，这之前与之后的思想就不可能是一致的。当时鲁迅的为革命献身的勇气背后的潜意识是在拒绝朱安吧？后来鲁迅的解释，却把它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因为早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才接受了朱安。如鲁迅对许广平所说： “当时正在革命时期，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一个人陪伴，也就随他去了。”见单演义《鲁迅诗〈自题小像〉探索》，载《进修参考资料》，黑龙江爱晖县教师进修学校编，1977年第1期。这显然也不符合《自题小像》一诗的逻辑。此诗合理的解释是： 鲁迅因为“灵台无计逃神矢”而又“寄意寒星荃不察”，才“我以我血荐轩辕”，而不是相反。潜意识里是为了反抗“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造成的包办婚姻状况。后来鲁迅由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转为实行“深沉韧性的战斗”，就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鲁迅因情绪激烈而受命刺杀满清大员，却又在行动前有所犹豫，二者之间的思想平衡就可以成立了。而鲁迅不能赞成“中庸之道”，所以几十年来都要为思想的不一致性辩解。“再后来，思想变了”则是指“我可以爱”。这一点后面再说。
鲁迅的新婚生活只过了三天，第四天就以学校功课不能耽误为理由，与周作人等人一起回日本去了。这一年他已经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转学文艺了。1906年的弃医从文，对于鲁迅乃是一生重要的转折点，鲁迅为什么恰恰在这一年弃医从文呢？笔者试以潜意识理论来解开这个谜。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1）
鲁迅放弃了医学救国和为革命牺牲生命，而选择了更深沉的战斗——文学救国。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向来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课堂上从日本人的电影片中见到了久违的中国同胞的麻木的神情，心灵受到了刺激，鲁迅自己是这样说的：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作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种解释，在某些人看来是不足取信的，有人首先对他学医的动机就表示怀疑。郑学稼的《鲁迅正传》说： “一九○四年，他的祖父介孚卒（六十八岁），他自己也于当年八月进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为什么他要学医呢？依《自传》说： ‘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稍微读过明治维新史的人，对于已成名时（一九二五年）自传者的自供，都瞠目不解。不错，维新前日本已有了医学。但医学对这日本的历史重要运动之一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助力，却难找出‘很大’的证据。”周作人的解释一向得到公认，那就是因为父亲被中医治死，鲁迅选择学西医以救助像父亲一样的病人。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不知为什么鲁迅要修改自己的初衷？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的解释，郑学稼更是不以为然： “那么他就这样地学成了医学回国济世救人吗？不。自《自传》说，‘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转下页）
竹内好说：
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拿这件事和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的东西相比较，并以此作为一条途径来探讨他所获得的文学自觉的性质，将是一种便捷的方法。
这件事的出处当然是他本人的文章，一篇是《〈呐喊〉自序》，一篇是收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呐喊〉自序》对他在东京办《新生》失败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略）
这段文字极好懂，如果和前面引用过的紧接下去的那段难懂的话相比，这段文章的好懂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在这里是把事实切割开来，加以说明的。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我想，这些恐怕都是实情，周作人的“豫才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关于鲁迅之二》）的意见，和这段叙述也不矛盾。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这个问题姑且先放下。他的上述对精神发展史的解释，如果只是在解释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是错的。我所怀疑的是与此不同的另外的问题。
（接上页注解）由医学转到文艺，原来是由于这么一个观点。我们可以设想： ——敢这样想吗？一个坐在台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同胞被斩，丝毫不发出对他的同情或憎恨凶手的感觉，只于身首分离时，逗起‘医好几个人也无用’的想念。”（转引自《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如此怀疑鲁迅的“自供”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找出鲁迅行为动机背后的无意识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一事件，在《藤野先生》中处理得多少有些差异。……
我的笔不知不觉竟停在了藤野先生这个人物身上，不过这是因为这篇文章不仅对鲁迅，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珍惜的一篇的缘故。鲁迅文章中像这样能够被朴素地接受的文章是不多见的；而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虽然和我现在的课题全然无关，但也是应该另做考虑的。
言归正传。《藤野先生》里有个发生在《〈呐喊〉自序》所写的幻灯事件之前，但在《〈呐喊〉自序》里又没写的事件，这就是因藤野先生为他改笔记而使一些同学歪推是否漏了题，因而有意找茬儿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性质以及他提起问题的方式，都和后来他在很多论争场合所采取的态度极其相似，不过这一点在此将不做涉及。这个事件由于很快被证实是来自同学们的误解，所以总算解决了。他接着如下写道：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2）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事情在这里比《〈呐喊〉自序》要复杂。他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在幻灯事件之前还有另一个事件。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年谱》说他在这一时期回过一趟国，不过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由于详情不明，所以也就不去多加想像了。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因此，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新生》事件的原因，倒不如说不论是否有时间上的联系，对他的回心来说，在性质上是应和《新生》事件等价并置的东西。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抵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竹内好毕竟是外国人，他的眼光果然犀利，读了他的《鲁迅》这本外国书，你就更加佩服鲁迅的“少读中国主义”了。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精密地从鲁迅文章的字缝里看出字来。竹内好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因感到羞辱而退学，幻灯片事件只是加深了这种羞辱感而已。他提到鲁迅曾经回了一趟国，由于详情不明，也就不加想象了。其实，正是被竹内好忽略的回国结婚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这一失误，对于竹内好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对于鲁迅研究也是巨大的损失，鲁迅研究的外国书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笔者的中国书。
据一本新的外国书——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是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鲁迅与仙台》说，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
还有一件小事，顺便一提。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和鲁迅差不多同时退学离开了仙台。据说，连这一点小事，某些人也不许发表与鲁迅不同的说法，是为尊者讳的意思。这盏为尊者讳长明灯，真是厉害。
从时间上来看，鲁迅作出弃医从文这一决定，正是母亲一再催促他回国与朱安完婚的时期。鲁母催促鲁迅回国晚婚的信，逼得鲁迅“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包办婚姻这件事对于一个不满意这一婚姻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遗憾终生的严重事件，比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要严重得多，必然会在心灵上留下巨大的阴影。鲁迅能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冷漠不醒，妻子的麻木无知，她们精神上的疾病，靠西医治疗恐怕就会束手无策了，然而不是正可以由革命文艺来医治吗？朱安固然不识字，鲁迅的母亲还是喜欢看书的，母亲的“从来如此”的旧观念即使并非完全来自于旧小说，至少也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如此，从文艺入手，“劝转”她，（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劝转”“大哥”）一定会有效。可以这样说，在包办婚姻的阴影中，鲁迅痛苦的灵魂又受到了日本电影片的刺激，在那一瞬间就觉悟到“医好几个人也无用”，两者之间由潜意识层面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从而建立了联系，鲁迅自己未必清楚，他对于眼见的事情当然是清楚的： 那个被斩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看客，正是充当了唤起鲁迅觉悟的媒介。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这只是一种伪装，它骗过了鲁迅的意识。不过这里多少也有些自欺的成分，正如萨特所说： “为了这些分裂的概念能包含一个存在的虚假外表，为了它们能在瞬间向意识显现，究竟应该怎样做呢？对作为自欺的反题的真诚这一观念的简要考察，将对此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真诚表现为一种要求，因此它不是一种状态。……为了自欺的概念至少在一瞬间能造成我们的幻觉，……如果人是其所是，自欺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成为人的存在，坦率就不再是他的理念。但是人是其所是吗？而且按一般的方式，当人是作为对存在的意识的时候，人怎么能是其所是呢？”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3）
鲁迅已经定婚，如果他是其所是，他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朱安了，在这一点上，鲁迅不是其所是；当鲁迅在日本从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时，此时他又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作为中国人他也不是其所是；作为一位不想继续求学的医学院的学生，他更不是其所是。这就是萨特所谓的“非存在的存在”。并非鲁迅在有意欺人，他毋宁是一个被欺者——被自己对同胞的激愤之情欺骗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激愤之情里隐含了对与包办婚姻有关的两个家庭成员——母亲和朱安——深深地不满，把母亲与朱安隐藏在麻木的“毫无意义的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后面，是鲁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也许并没有被鲁迅意识到，不过，完全的无意识似乎也不可能。
萨特是不赞成潜意识理论的，他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自欺，而自欺充满了意识。他说： “唯有这潜意识压抑力能够理解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或启示，或多或少接近了用它来压抑的实在意向，这是因为唯有它知道它所压抑的东西。……潜意识压抑力为了发挥它的识别的主动性，就应该认识它所压抑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所有把这种压抑表述为盲目力量的冲突的隐喻，力量就恰恰要承认潜意识压抑力应该选择，而且为了选择要再次出现。否则它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存在与虚无》： 见第二章《自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如何解释鲁迅“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放弃包办婚姻。
不但看外国书可以“与实人生接触”，看外国电影更能使人明白什么是人生的“一件紧要事”。说起看外国电影，笔者不禁想起这样一部外国电影，大概是英法合拍的一部间谍片，名曰《蛇》，讲一个前苏联克格勃军官与英国情报机关斗法的故事。这位克格勃军官“叛逃”西方，他到了英国，首先要接受英国谍报机关的审查，英国人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说出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路过一个修鞋铺，看见一个老鞋匠正弯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补皮鞋，他忽然很感伤——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老鞋匠的生活依然是那么贫困，于是对共产主义产生了疑问和动摇，从此就“觉醒”了。英国情报官员没有使用测谎器，就认定他所说的这个老鞋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