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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故事说明一个道理： 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论事情，而论道理。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不必使所有的人都认同，能认同也好，不能认同也好，各有各的道理。此处并不讨论孰是孰非，而是要找出鲁迅看外国电影时感慨同胞“愚弱”的意识背后的潜意识。看外国书有潜意识问题，看外国电影也有潜意识问题。顺便说一句，笔者以为，不但“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且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电影，多看外国电影，尤其要多看欧洲的电影。
再看一段外国书，萨特接着说：
潜意识压抑力没有对识别可压抑的刺激的意识，它如何能识别它们呢？人们能设想对自我无知的知吗？阿兰说过，知，就是人们知其在知。我们毋宁说： 一切知都是对知的意识。于是，病人的反抗在潜意识压抑力的范围内意味着被压抑的东西的一种表现，意味着对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所追求的目标的理解，以及一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潜意识压抑力用这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来对照被压抑的情节的真理和针对这种情结的精神分析假说。这些不同的作用又意味着潜意识压抑力意识到自我。但是潜意识压抑力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什么类型的呢？它应该是对要成为去压抑的意向的意识的意识，但这恰恰是为了不成为对它的意识。除了说潜意识压抑力应该是自欺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精神分析法完全没有使我们获胜，因为为了消除自欺，它又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了一个自主的自欺的意识。（《存在与虚无》第二章《自欺》）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4）
人们常用的潜意识理论明显有困难，但如果我们把人的潜意识理解为因为自己不敢想，因此说不清，道不明，甚而至于不能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潜意识理论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了。鲁迅当然有许多潜意识，须要挖掘，非如此就不能读懂鲁迅，只把鲁迅的文章做字面意思的释义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但是笔者同意萨特的观点，潜意识与自欺是两码事。所以笔者认为，鲁迅弃医从文既有潜意识也有自欺，在两者之间也有清醒地意识，即鲁迅自己所说的“措词含糊”、“我要骗人”（《我要骗人》）“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又如《伤逝》中借子君之口所说： “我要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新的创伤中，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鲁迅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性压抑的痛苦的，也清楚地意识到解决这一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墓碣文》）朱安，所有这些都已经不是潜意识了。鲁迅只是于心不忍，内心矛盾而已，这是异常清醒的意识。那么，鲁迅的潜意识表现哪里？笔者以为，鲁迅的潜意识至少在“不读中国书主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论、《二十四孝图》、《灯下漫笔》、《娜拉走后怎样》、《我之节烈观》、《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对“正人君子者流”的深恶而痛绝之，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潜意识。甚至，已经上升为意识了，但是自己仍不能不依照萨特的论断行事而已。虽然鲁迅没有读过萨特的外国书。
对于意识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一种是个体性和精神性的。鲁迅对于前一种原因认识得很清楚，对于后一种原因有时候似乎不太认识（比如，在日本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又认识得特别深刻，请看《阿Q正传》： 阿Q对于造反本能的“深恶而痛绝之”，然而革命却使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这也就使阿Q快意了。于是他赞成革命，“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阿Q因为近来用度窘，略略有些不平，便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了。在土谷祠里大作造反发财的美梦，醒来之后又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革命，得到了假洋鬼子是革命党的消息。他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很容易闹脾气了，他去“投革命党”假洋鬼子，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他“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喳！喳！’”很明显，阿Q的意识除了来源于社会性和经济性之外，个体性和精神性来源也表现得很突出，所以才会从东倒忽而又变为西歪。社会的变化是缓慢的，变得快的只有个体的遭遇。那么鲁迅自己的意识来源除了对社会，对同胞的愤慨，难道没有个体的不幸因素吗？而如上文所分析，对同胞的愤慨其中也有对母亲与朱安的不满，个体的不幸因素已经在其中了。梅洛…庞蒂说： “我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而认识他人的，恰如我是通过我的身体而感觉‘事物’的。”“意识首先不是‘我思’这回事，而是‘我能’这一回事。”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转引自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8、250页。毋庸讳言，鲁迅的包办婚姻造成了他的寂寞和痛苦离不开他某一部分身体器官的“我能”与否的“随感”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理学常识，甚至无需这些常识也能理解这一点吧。弗洛伊德总是为他的心理学理论寻找生理学的基础，他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认识上的困难。总之，多读外国书是有好处的。艾耶尔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评论道： “如果这不过是说，我们既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也是作为一个行动者而介入到世界中去，并且是说，我们所留意的东西，从最原始的水平上看，可能是我们意愿的一种作用，那么，我看是没有理由不同意的。我所要争辩的是，中心身体与别的身体之安排，必是先已设定的，甚至还是与意识的属性同步的。”这里我们所要争辩的则是鲁迅通过自身的性压抑而认识到愚弱的国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是在意识还是在潜意识层面建立的联系？“不必以为不幸的”的人是否也包括了朱安呢？鲁迅后来与许广平说过： “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两地书》）这里所谓“同我有关的”人，就是指朱安，确切地说应是“在法律上同我的身体有关的”人。鲁迅学医是为了给人看病，当然也包括亲人，如今都不重要了。鲁迅因为不“能”有所爱，而“思”有所怨。对于麻木的同胞；对于旧式的家庭；对包办婚姻和它的文化源头——中国传统文化，都充满了“愤懑”。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1）
婚后四日，鲁迅回东京，三年没有回家，鲁迅放弃医学之后，集合同志欲办文艺杂志以救国救民，鲁迅说：
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这所谓“复古的倾向”大抵是包含了包办婚姻在内的吧。《新生》这个名字背后的潜意识大抵是有“思想变了”的意思在里面的吧。“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所以当初的《新生》被鲁迅称之为“好梦”。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明一文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且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
《新生》杂志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好梦”，——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这是一个伪装了的愿望，既没有实现，也没有被识破，尽管它已经破碎了。
1909年8月，鲁迅回国。鲁迅说： “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此处所说的“几个别的人”，就是周作人和他的日本老婆。鲁迅作文一向有使用曲笔的嗜好。他在《作文秘诀》一文中也提到过，一要含糊；二要难懂的秘诀。许多事情，鲁迅都不直说，极尽文字含蓄之美。这是读鲁迅文章要注意的，也是欣赏好文章要注意的，否则就可惜了。
回国以后，鲁迅常年单独在外谋生，无论在杭州、绍兴、南京都是独身，鲁迅在北平工作生活时，独自一人在绍兴会馆就住了八年。在绍兴会馆这些年，鲁迅感觉到了极度的寂寞（鲁迅以下几段话竹内好认为很难懂）：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者为寂寞。
鲁迅寂寞的原因有些奇怪。鲁迅到底有什么“主张”，“叫喊于生人中”而无反应？鲁迅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当初《新生》流产，鲁迅并没有感觉到“无聊”，是因为当时身在日本，包办婚姻的“压榨”不那么“痛”吧。“海归”之后，有家不愿回，就难免寂寞了。由此寂寞而联系到当初办杂志理想的幻灭，于是经验到无聊。鲁迅归国以后感到的“痛”，被掺进了当年办杂志失败的“不知其所以然”之后的“无聊”和“悲哀”，又被淡化为“寂寞”，这种“寂寞”在别处则被称之为“孤独的悲哀”。鲁迅办杂志失败这件事情带来的“寂寞”背后明显有潜意识。
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里依然令人不解，像谜一般，这背后有未明言的意思，潜台词是虽有妻子而不能爱，只能独居。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办杂志的失败乃“兵家常事”，无所谓的小事一桩，那么，鲁迅的无聊、寂寞、悲哀从何而来呢？鲁迅真的没有意识到吗？所谓“无端”似乎就是不便于明说的委婉语，为什么不便明说？这是鲁迅的性格使然，鲁迅在许多事情上都是不愿明说的。如在祖父入狱的事情上就是如此。竹内好在《鲁迅》中“关于传记的疑问”一节把一些疑问提出来，有些是不好说的，但是，也有不妨直说的，鲁迅也不说。何况此事确实有不便说之处，，但也因人而异，如是郁达夫或郭沫若，恐怕就要大说而特说了。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就用了种种的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在绍兴会馆中默默地抄古碑，此处虽没有明言读佛经，但却是事实，为什么不说呢？恐怕不是忘记说，还是不便于明说吧？写序言时鲁迅一定已经否定了佛教的思想。但那时，他自己也要沉入到麻木的国民中去？同时又回到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了吗？并且“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要救治国民麻木精神的革命先驱者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也要用传统文化麻醉？这一巨大的矛盾，如何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鲁迅去从故纸堆中寻求自我麻醉？竹内好的外国书《鲁迅》认为：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2）
……鲁迅在文章里讲述自己的时候，多采取追忆的形式，而《〈呐喊〉自序》，尤其令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它告诉人们“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惟其如此，我便觉得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由于有金心异的来访，所以才有《狂人日记》的产生，这恐怕并非事实本相，至少他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对于五年后来做如此追忆的他现在的心情来说，五年事实怎样是无所谓的。事实不过是被追忆所利用。然而，追忆本身却是真实的。在他的不能不做追忆的心情当中，没有虚伪。就是说，他是想说明自己走向“呐喊”的经过，是想说明“呐喊”产生的根源，抑或是想告诉人们他打算如何去说明。但是，他不能像虚构过去那样来说明现在的心情，甚至回避做出说明。他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却并没对“确信”做出说明，至少没在话语上做出说明。这一点虽然也和他不是思想家有关，但我觉得与此相比，似乎还有略为深刻的意味。可以说，这关系到他的回心之轴。不过，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要引用一下《〈呐喊〉自序》。这篇文章即使在自传性文章里也是比较像样的一篇，也因此经常被引用，但我还是觉得问题似乎很多。
他在留学时代的后半期，中止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业，来到东京，计划发行文学杂志。当时的留学生界讲究实学万能，“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同志了”，大家决定出一本杂志，叫做《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但在出版日期快要临近之际，同人和出资者接二连三地隐去，致使计划彻底失败。下面的这段叙述，就是紧接着“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而言的：
（略）
这段之后，便是前面引用过的绍兴会馆的那段描写。我在抄写的过程中，越发觉得这篇文章很难懂。鲁迅的文章，一般来说都很难懂，但也是鲁迅的重要特色，这个问题需要另行讨论，这里所说的引文中的难懂和文章一般意义的难懂不是一回事。他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变为话语便是“悲哀”、“寂寞”这些字眼儿；它们在当初是没有的；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的；而且它们的形成有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以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为界，它们在他身上化作了自觉；后来，他“用了种种法”以逃避这痛苦——这些从他的文章里都大抵可以读懂。但是，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或者说，在各种可能性当中，他丢弃了什么呢？这些从他文章里是判断不出来的。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那种把发行杂志的失败看作引他走向了“悲哀”的看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不过《新生》事件所象征的意义应该不会只是《新生》事件本身。比如说，我对他的传记所抱有的两三点疑问，也都当然可以算在那些投入熔炉的铁片之中的吧。一个人，到了获得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机为止，恐怕会有无数个堆积起来的要素，但在他一旦获得自觉之后，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要任他选择。《新生》事件在此变成了应该去追忆的东西。……
外国书所说，的确是不错。不过，外国书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笔者只是做了一些补充而已。所用的方法是外国书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法。这个无意识精神实体——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在鲁迅的寂寞和痛苦中起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而日本电影片的作用只是弃医从文的一个表面的原因。当潜意识上升为意识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