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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舍天下众朋友
进入五月，越发忙碌。十几件事挂在心头，每天处理四五件是经常的。师兄说每天应该只做一件事，我努力了好几年，做不到，所以知道自己是俗人。武侠小说里大和尚叫小和尚回山修炼时，小和尚每每云：“小僧还有些俗务未了，待此间收拾停当，定回宝山吃斋礼佛，青灯黄卷，闲度一生。”我三十多岁时才明白，其实很多俗务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因为这世上有报不完的恩，复不完的仇，解不完的怨，叙不完的情，更有那杀不完的贪官污吏、救不完的百姓黎民。小时候的英雄主义教育应该加以修正，对于我们大多数俗人来说，独善其身都不容易，还谈何兼济天下。所谓“不度尽苍生，誓不成佛”，应该看作一种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则不妨看作愿与世人同甘共苦、万家忧乐在心头的一番古道热肠可也。
就拿这博客来说，本来新鲜劲儿早过了，想逐渐偃旗息鼓，不带走一片云彩。也有朋友撺掇我搬家玩玩，别老在新浪趟混水。可是不料点击达到三百多万，越想躲什么就越来什么。最近走到各地，人们除了说读过我的书、看过我的谈话节目之外，又添了一个新话题：我天天上你的博客，那天骂你的就是我。
我偶尔想，从明天起，劈柴喂马，不再上博，地球不是照样转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朱门酒肉臭，谁复念东博？
于是又想到读者来信的事情。我从中学起与人通信，大学时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就开始有读者来信。二十年间，我坚持每信必复。七八年前，信量暴涨，最多时每年两三千封。这两年没有那么多了，每年几百封，但是我的时间更少了。近半年来，每周都积压了一批未复的信件，“每信必复”做不到了，现在只能是“每信必读”。很多读者似乎遥遥地体会到了我的甘苦，信中说明不必答复，只要我能读到就可以了。读到是不难的，许多信封上只写北京大学我收，就给送到了。甚至有的只写北京孔庆东收，居然也送到了。我对邮局意见很多，但对邮递员一直是充满敬意的。高三八同学老倪有一次在信封上画了一张邮票，画得很丑陋，一看就是假的，人家也给送来了。
不过也有尴尬的事情。有一次某高二学生来信，要我解答问题。可是来信没有落款，我找遍信封信瓤，只能从邮戳上看出是湖北某县寄来的，所以回不了。不久该同学又来信，指责我为何不回信，说我傲慢无礼，并又扯到北大教授就应该如何如何的人格境界方面。可是来信仍然没有落款，我有口难辩。此后又来了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信，责骂渐次升级，推翻了第一封信里对我的所有赞美之言，最后我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流氓最无耻最虚伪最没有好下场的人间禽兽。事情到此，我也就不郁闷了。我不肯轻易否定别人的道德，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世上的大多数冲突，都源于误会和不善自省。人类要是都能充分地、准确地、愉快地交流了，那还要上帝干什么？
我在跟读者的交流中，得到最多的是人间的友爱。我不喜欢打电话，打电话多是为了办实事，一般不容易真诚。许多跨国公司规定打电话不得超过3分钟，3分钟说不完的事情必须面谈。写信的时候因为写者和读者时空不同，所以能够表达更多的真诚。我的来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也有欧美澳洲东南亚的。有小学生的，有80多岁老人的，大学生最多，高中生次之，职员、工人、农民、军人、甚至
还有在押的犯人。有一本书叫《想象中国的方法》，我通过读者来信，想象到了我的祖国的辽阔、深厚、多姿多彩和多灾多难。几年前有个护士，自杀之前给我写信，说这是对世界最后的诀别。我想她既然还给我写信，就未必真的自杀了。于是就给她回信，无非讲了些通俗的顽强生活战胜绝望的大道理。果然她还活着，说发出信后一转念，想看看我给不给她回信，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这个世界真的不值得留恋了。现在收到了我的信，她的心情也没有那么激烈了，于是决心再去寻找生活的光明。
还有些跟我长期通信的朋友，使我感受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温暖。广东有一位研究生，长期跟我通信讨论金庸，每次厚厚地写有上万字，我们的通信如果出版，那就是一部现成的金学读物。一次我跟余杰、摩罗去广东演讲，这位朋友来与我相认，没想到是个女的，双方大笑了好久。她的名字很像男的，我一直以为是个男同学，信里还多次从“哥们”的角度流露了大男子主义的思想。
有一位云南的老兵，当年打过印度的，多次写信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对毛主席的热爱，批评现在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来信中揭露各地腐败黑暗现象的很多，使我随时得知祖国的真实情况。一位犯人来信讲述了狱中的打人、贿赂和同性恋情况，这些我从小就知道。我帮不了他，只能寄给他一本我的书，勉励他忍受几年，把劳动权当锻炼，出狱后别再犯错误了。
各地还有一些“狂人”，喜欢激烈地批评时政。几年前有位青年写了十万言的国策建议书，要我转给朱鎔基总理，我告诉他，我连朱大叔他们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没有办法给你“转朱阁”。还有些精神确实有问题的人，比如一个人说他总是听
到奇怪的声音，有人迫害他。还有一位同时给许多教授学者写信，提些奇特的要求。有的要钱，有的要到家里来住，有的要求给介绍对象，有的要我给其孩子当家教，年薪20万。有一个村长推荐他儿子当作家，反复来信向我证明他儿子的能力，署名是全村16名文学爱好者。曾有一个好心人替我回了一些比较麻烦的信，可是回答得太认真了，几乎成了人家的精神导师。
最令我感谢的是一些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字、谈话节目中的口误，以及告诫我为人处世要收敛锋芒、自我保护的那些非常善意的批评。曾有一个读者骂我对金庸的态度，说我误国误民，我反驳了他，后来在博客上看见一条评论，语气和措辞仿佛就是那位。
我曾对学生说，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一定要坚持写信。不会写信只会上网和打电话的人，是真正的文盲。我此生写过的信大概超过一万封了，今后可能会少下去，更多的是电子邮件“伊卖儿”和手机短信。但正因如此，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皱皱巴巴的信封和信纸的、字迹深浅不一的、经过了许多邮递员接力的、充满了真诚的病句和朴拙的错字的来信，才更加珍贵了。我想不少学者、教师、作家都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的，我们回复不过来，有些捣乱的也不必回，但最好还是从百忙中选取一些值得回复的，答复人家几句吧。我们随便答复的几句话，也许会照亮一个孩子的一生，也许会安慰一个老者的孤寂，也许会挽救一颗破碎的心灵。世界我们救不了，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功德吧。
耳边厢秦琼唱道：“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众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地球既然是一个村了，那天下读者就是街坊四邻了，吵吵闹闹，吹吹打打，哭哭笑笑，好不快活。中国人是最爱现世的，天堂虽好，怎奈俺，舍不得这人间繁华。
泯灭人性的分数
前些天在路边买了一套五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每本都厚厚的八九百页，原价280元，书贩要60元，我料定在这个资本主义猖獗的时代，是没有人问津一位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著作的，于是还价25元，最后以30元买下。
此书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印刷都很精良，但只印了五千。虽然我们的教育部门还表面上把苏霍姆林斯基列为伟大的教育家，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根本没有热情去读读他的著作。苏联不是垮掉了么？所以苏联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是哈佛女孩剑桥小子什么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狼心狗肺教育等等。不能讲狼牙山五壮士了，因为弹尽粮绝了还不投降，那叫“没有人性”。不能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欧阳海了，因为那是给黑暗的年代涂脂抹粉。不能讲岳飞是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拒全球化，大搞窝里斗，屠杀少数民族兄弟，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暴政前哨”。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弘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造成景阳岗地区环境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有些学校连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也讲不下去，因为学生们质疑道：红军过草地，明知道没有人烟，为什么不带上方便面？起码的野外生存常识都没有，饿死活该。《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认为那完全是
瞎编：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破坏法制，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怎么会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投入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环抱……
学生们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思维铺天盖地狂轰滥炸的教育中长大的。中国真正分裂的不是海峡两岸，而是人心。教师们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一是不敢教育，一教育就是干涉人权，一生气就是禽兽教师，饭碗掌握在由家长的金钱所控制的校长手里；二是也不会教育，因为自己的头脑就不清楚，自己就认为只有低劣的人性才是人性，只有贪生怕死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欺软怕硬才是人性，高尚一点的、慷慨一点的、勇敢一点的、侠义一点的，全是没有人性。所有的英雄楷模高士名流，一定要寻出他的不高大不光明的若干隐私而后快，以证明自己并不格外卑劣。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当时我理解不深，心想大家都是平等的，谁教育谁啊？
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人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就应教育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这样一条教育信念：如果一个人不教育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人，不保护也不爱护任何人，不往别人的心灵倾注自己的点滴心血，那么，他本人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教育的人…
…”（第一卷708页）我在十几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也给学生讲过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话，还跟北京二中的校领导说：要让学校的墙壁都会说话，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但那时不过是在“引经据典”的意义上用他的话的。
针对智育第一的状况，苏氏批评道：“分数已成了学校衡量人的标准和尺度……人在分数后面消失了，他的无限性和多维的精神世界也在分数中泯灭了……有多少儿童和少年早晨上学‘像是去受苦刑’……灾难不仅在于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个失败者，而且还在于一回忆起学校都终生感到痛心，并对严肃的阅读和书本
毫无兴趣。”（第五卷528页）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讲《公民的起点》时说的。我这几年的教育问题讲座中，也经常指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心智愚昧的打工仔还是千千万万精神健全的好公民的问题。我们是真心搞社会主义也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也好，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既合群又独立的、既能干
活也能思考的快乐的人吧？
很多该写的文章都没有写，因为我总是耽于阅读，即使我认为的垃圾书有时候也看得进去，因为那是工作需要。庞杂无边的阅读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这使我认识到，我可能是用一种“勤奋”来掩盖自己的“懒惰”。今后要少读点，少看点，多锻炼，多休息。
不过这仍是希望而已，比如今天就休息不了。下午三点半，要去地坛书市跟读者见面。所以现在写了博客，希望家里有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朋友，翻看翻看，他的文字很流畅的，读后有一种白桦林里散步的清新的愉悦。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沂蒙山上好风光
上周系领导派我去山东，给山东全省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研讨会做个报告。27日傍晚课上讲了一半《伤逝》，晚饭时跟当代语文学会秘书长毛继东商量了一下暑期会议之事，然后就去机场。因为买不到火车卧铺票，而到临沂的飞机只有一班，所以只有赶22点的航班了。安检后某航班乘客在跟机场值班人员大吵，说国航误了三个多小时了，无人问津，每次询问都是撒谎。一乘客气得拍了一下柜台，值班的姑娘趁机说他无礼，拂袖而去。群情更加激愤，嚷嚷要找记者。我想帮忙给媒体打电话，又怕自己误点，就匆匆直奔登机口。不料我那班飞机也延误了，不过乘客多是老实的山东人，大家默默等待，我也拿出携带的学生论文披阅。一会吵架的乘客涌过来，大概是暂时给安顿了。其实飞机延误是经常的，一般4次会遇到1次。但国航有时对乘客不理不问甚至撒谎，且态度傲慢，这就太过分了。
飞机到临沂已经是27号的“明天”了。住在工人文化宫。张伟忠老师一直等着我，原来他是朱德发老师的博士，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吧。睡了几个小时，7点起来早饭。8点开会，在临沂一中的大礼堂。开幕式后我便做了关于个性化阅读与文学教育的报告，大约一千人在听。中间休息半小时，一直在签名合影，然后继续讲到12点多。我说这次也算趁机回老家看看，我祖籍是费县的。
下午休息了一会，戚老师陪我去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陈列得很好，讲解员非常专业。又去了王羲之故居，讲解员一般。我很想50岁时办个病退，闭门在家写字画画。然后去沂河，看世界第一橡胶大坝。遇到一些听课的老师，跟我合影。临沂比我前几年来时更加发展了，河宽路宽，大桥很有气魄，滨河的房子已经卖到每米四五千了。据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演出时，以为沂蒙山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就自己拉着成车的方便面和矿泉水，结果没想到连县里都是高楼大厦，不禁惊叹“老区跟老区的差别真大呀”。不过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很多村庄还没有电灯呢。山东的路修得好，人又介于聪明与朴实之间，比较中庸，物产又丰富，所以一旦观念跟上来，发展就非常快。只是喝酒太猛，吃饭有些浪费了。
29号回老家——店子。戚老师陪我先去薛庄中学，然后陈校长和戚校长带我去找到我的堂叔孔宪梓。宪梓叔从花生地里回来，皮鞋上都是泥巴。他的事业越发红火了，他用35万买下好大一片地，搞了个板厂，大展宏图。他带我去了龙岗，看望了我的亲姑姑，86岁了。精神胃口都好，只是腿走不动了，前几年我来时，老人家还可以走。我小时候回老家时，只有姑姑家有电灯，窗户是玻璃的，因为我姑夫是临沂煤矿的矿长。现在家家都有彩电了。回来的路上，我看见马路旁边居然有一座“洗浴中心”，周围还有青翠的田地呢，真有特色。
下午去看了“大青山突围战纪念地”。1941年11月30日凌晨，日寇扫荡精锐师团四面包围了抗大一分校及其他抗日部队后勤机关人员近万人，只有几百人有武器。周纯全校长英明指挥，抗大学员浴血拼杀，牺牲200余人，负伤300余人，胜利突围。周纯全带几名警卫员只靠几颗手榴弹最后也惊险突出，1955年评为上将。纪念广场气势雄伟，雕塑栩栩如生。附近还有多处纪念遗址，当日有20多名女学员被围困在一间屋内，殊死抵抗，遭密集扫射轰炸，全部牺牲。战后老乡打扫时，积血过脚，进不去屋，遗体无一完整。日军战后也非常惊讶。随后去看“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白石屋。恰遇临沂电视台采访费县政协魏主席，他们便抓住我也采访了一段。我说沂蒙山三大资源：自然资源、传统文化、革命历史，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开发，鲁国人民跟齐国人民、燕国人民相比，未免太朴实了。
晚上乘火车回京，又是晚点。对面旅客的孩子哭闹，我只管酣睡。早上到京，便去中央气象台开会，他们请了我等作为台风取名专家。我发言说给台风取名一要注意吉与凶的矛盾，不可太吉利也不可太恐怖，最好中性或者逢凶化吉；二要注意中文与外文的矛盾，必须注意译成外文后，意思和发音都要适宜。大家从征集初选的一百多名字中，经过讨论，圈定了50个。最后一个是“李逵”，大家都觉得很好。另外，我觉得天马、鲲鹏、哪吒、昆仑、闪客等也不错。离京几日，一回来就被公事私事包围，劳顿了一天，忽然想起沂蒙山香甜的煎饼和小葱拌豆腐，还有那没有污染的金黄金黄的炒鸡蛋，还有那清澈的山泉、浓烈的乡情，我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