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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冬，他又昂首挺胸地来到了叙府，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毕业考试。
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马上轰动了联中校园。李宗吾所到之处，常有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冷言冷语。李宗吾便向校方大发了一通脾气，说联中学风太嚣张，非好好整治不可。监学查鸣皋、古文伯和多数教员，也被他连带着教训了一通。为了兑现“整治”，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核实；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临考前又宣布：不许伙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们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请来叙府学界的头头脑脑，如宜宾县督学、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在考场中穿梭般来回监视。造成大兵压境的阵势，令考生和校方紧张万分。
这届毕业的是十六、十七两个班共计一百五六十人，第一场考植物，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占怪。四道大题都是必作，内容涵盖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卫生等全部课程。这些课程考生们都视为冷门，平时不甚在意。同时天长日久，学过的许多东西都还给了老师。仓促之下，哪拣得起来，一个个急得抓耳挠腮。第一场考下来，大多数考生都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吴中儒、刘家权、周鸿义、刘义民等登高疾呼：赶走李宗吾！考生群起响应。一场学潮已是呼之欲出。
考生们议定之后，曾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是遭李宗吾当众训斥过的监学查鸣皋。查鸣皋对考生代表的要求未置可否，实则等于默认。校方如此态度，考生们也就肆无忌惮了。李宗吾成了“独夫民贼”。
李宗吾却是毫无觉察，依然我行我素。第二场考英语，考生们防不胜防。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又占大多数。眼看文凭就要从手中滑掉，学费等于白交，考生们忧心如焚，对李宗吾更是恨之入骨。
学潮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考英语的当天晚上，灭灯号吹响不久，一股人流从联中本部涌出，悄无声息地向设于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涌去，李宗吾就住在联中分校，左右两个大间，他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
这天是腊月二十九，正当严寒，李宗吾和轿夫都早早地上了床。从联中本部赶来的一百多名考生，或手持木棒，或扛着球竿，仍然是悄无声息，将李宗吾住处团团围住。见屋内漆黑，估计李宗吾已经入睡，就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右路对付李宗吾。“左路军”先上阵，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使轿夫无法出来为李宗吾援手。轿夫听到响动，刚刚开门打探，迎头一排棍棒。一个个吓得直往被窝钻，哼也不敢哼一声。李宗吾失去援军，右路就好下手了。一人将球竿从窗孔伸入，不小心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呕嘟”的响声，把李宗吾从梦乡中惊醒，大喝：“谁？！ ”考生们听了大喜：果然是他。也不回答，破门而入。学潮领袖刘家权一马当先，将昏头昏脑的李宗吾从被窝中拎出来，拖到地上，考生们蜂拥而上，把李宗吾围在核心，拳打脚踢。蚊帐衣物，也被愤怒的考生撕成碎片。李宗吾毫无招架之力，一迭声地喊“救命”，同时双手死死揪住“元凶”刘家权的衣领不放。好在不远处有校工宿舍。骚动声呼救声惊动了校工。考生们见有校工向李宗吾住处赶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刘家权也想逃，却被李宗吾缠住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在李宗吾胯下使劲一捏。李宗吾万万没有料及，赶紧松手护私。刘家权趁机溜走。待校工赶到，室内只剩下一个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考生们踪影全无。破衣烂布、木棒球竿丢了个满地狼藉。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2）
“钦差大臣”受辱挨打，刘文彩拍案而起，严令叙府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限期破案。在刘文彩这也是不得已。1925 年夏，乃弟刘文辉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移师成都，将叙府城防交给部将覃小楼，行政财政诸权则悉数移交原任叙府船捐局局长的刘文彩。刘文彩成了名副其实的“叙府王”。对乃弟派往叙府的“钦差大臣”李宗吾自然负有保护之责。如今李宗吾竟在他的卧榻“光荣负伤”，他可怎么向乃弟刘文辉交代！刘文彩上了火，邓迪斋也就不敢儿戏，当即派人给李宗吾验伤。不过，虽然不敢儿戏，邓迪斋也不会为李宗吾卖命。李宗吾与邓迪斋本来交情不浅，两人中学曾同窗数年。出于同窗之谊，邓迪斋在李宗吾与刘氏兄弟之间联络，使李宗吾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刘氏兄弟臂助，继而可借叙府联立中学为其“教育革命”的试验田。邓迪斋并非迂腐之辈，他能为李宗吾在刘氏兄弟面前说项，能接受李宗吾来联立中学试验，说明他至少不是李宗吾“教育革命”的反对派。但他对李宗吾也不是一点看法没有。李宗吾不讲策略，急于求成，行事极端，邓迪斋本来就不以为然。更何况李宗吾“革命”革到了邓迪斋的头上。 试想，联立中学绝大多数学生拿不到毕业证，他这个当校长的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所以，在1924 年李宗吾主持叙府联立中学期末考试之后，两人的关系己经很微妙了。现在李宗吾到联中杀“回马枪”，学生的日子不好过，邓迪斋的日子更难过——学生怪他“引狼入室”，李宗吾埋怨他配合不好——里外不是人，邓迪斋悔不当初。对李宗合一肚子怨气。李宗吾受辱挨打，在邓迪斋看来便是咎由自取。况且凶手都是他的学生，一旦查出来，他这个当校长的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在不抗命的前提下，他的办案原则是能敷衍就敷衍。李宗吾天天找邓迪斋要凶手。邓迪斋却一点口风不露，坚称凶手是校外流氓，而与本校学生无涉。且凶案背景复杂，非二五日所能查清，劝李宗吾好好调养身体。缉凶之事，来日方长。李宗吾不得要领，忍无可忍，便到县衙告状。县衙不敢不受理。县长郑之祥亲自出马，抓了几个肇事学生，一一轮番审讯，追查主谋。但被捕学生早有思想准备，众口一词：一百多考生都是主谋。郑之祥大怒，喝令衙役准备用刑。虽然是县长下令，这刑也不是说上就能上的。一百多考生，出身贫寒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是富家子弟、官绅子弟，领头的几个，家庭背景更是深厚。孩子有难，家长岂会坐视！所以．这边厢刚刚抓人，那边厢就展开了紧张的游说。而且出面游说的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有“通天教主”之称的叙府民团首领雷东坦。县长不敢冒犯李宗吾，但又何尝能开罪地方实力派！只得走折中路线，以被捕学生“年幼无知”为借口，由家长具保出监，“严加管束”。诉诸法律，结果李宗吾仍旧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勒令联中停止毕业考试，校长邓迪斋听候处分。自己则赴成都“上访”，找刘文辉本人讨说法。
李宗吾扬长而去，留下邓迪斋提心吊胆。果然很快就有了说法：因刘文辉出面干预，刘文彩不得不下令将心腹邓迪斋“撤职查办”。告别联中的那天，邓迪斋召集全校学生讲话，痛哭流涕，大骂学生造次，累及自己。学生们则辩解说，都是李宗吾在联中的好友、教员母叙宾告密才牵连校长，否则，李宗吾何以得知凶案内情，又哪里会死死揪住校长不放！母叙宾可没有李宗吾的政治背景，只好溜回家乡，不敢再踏进联中校门。罢免邓迪斋的同时，刘文彩还下令通缉凶手。但缉凶之说，不过是表面文章——再无一人被捕。其实即便是罢免邓迪斋，也只是虚晃一枪——1927 年李宗吾出任刘文辉军部的顾问官，邓迪斋则在刘文彩大力保荐之下，东山再起，出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比当初任联中校长更神气。
但不管怎么说，在李宗吾而言，总算有了个说法，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也就是说，对李宗吾，刘文辉毕竟给足了面子。李宗吾见好就收，叙府凶案就此落幕。
注释：1932年5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程度及增进教学效率”的名义，公布了《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规定各省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公立及已立案的私立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在经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实行会考。要求各科考试成绩合格者始得毕业；一科或两科不及格者，可复试一次，复试仍不及格者，可补习一年再参加该科考试一次；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应令其留级，亦以一次为限。由此开始了民国时期中小学生的毕业会考制度。
由于教育部关于毕业会考制度仓促实施，各地学校措手不及，加之学校教学质量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年参加会考考生不及格者居多，因而遭到多方面的反对，江苏、湖南、绥远、南京、厦门等省市先后出现请愿、罢课的风潮，抵制会考，尤以安徽最为激烈，全省各中学公开反对会考，组织反会考大同盟，发出反会考宣言。为此，蒋介石下令责成省教育厅从严整饬，省政府下令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中学会考被强行实施。
针对实行的情况，教育部对会考规定也作了一些修整。1933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废除小学生毕业会考。该《规程》规定：参加会考的学校应在会考前两周结束毕业考试；取消体育会考；高中会考科目为公民、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外国语。初中会考科目为公民、国文、算学、理化、生物、史地、外国语。会考各科成绩核算方法，以学校各科成绩占十分之四，会考成绩占十分之六，合并计算。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留级，以两次为限。与此同时，教育部公布了《中学学生毕业会考委员会规程》，建立起毕业会考工作的组织、实施机构。其中规定：由省市区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会考委员会，设主试委员，主持一区之会考事宜，下分命题委员会与监试委员会。毕业会考委员会负责对下列事项进行议决：（1）各项实验规则之拟定；（2）参加会考学生学校毕业成绩之审查；（3）参加会考生之毕业、留级、补考之决定；（4）会考成绩计算及揭示事项等。命题委员会负责拟定各种试题并加倍拟撰，由委员长选定拟定标准答案，并兼任评阅会考试卷。命题委员对于命题，应严守秘密。
中学实行毕业会考后，国民政府把这种制度向其他教育领域推广。1934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一年后又正式颁布和严令推行《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了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等各类师范毕业学生参加会考的科目、时间、合格评定标准等，并强调师范学生必须会考各科通过，方得授予毕业证书，始获正式服务教职之资格。毕业会考由此成为师范生获求教职的必由之路。
1940年5月， 教育部颁发《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要点》，规定从1941年起，专科以上学校将毕业考试改为“总考制”。毕业班学生除考最后一学期所学课程4种以上（专科为5种以上）外，还须指定通考以前各年级所学专门科目3种， 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总考试不及格科目得补考一次，仍不乃格者，得参加下届毕业总考，以一次为限。“总考制”颁布后，立即受到不少高校毕业生的抵制和反对，西南联大的四年级学生组织了“反总考制”委员会，率领毕业班学生抵制高校总考试制度。（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1）
李宗吾的教育思想
李宗吾挨打之后，专门写了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让李宗吾惨遭毒打？
与适应小农生产的传统私塾相比较，现代学校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见长，在短短几十年中脱颖而出，构成中国教育的主导模型。在公众眼里，普及现代学校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不二法门。民国五年（1916）和民国十年（1921）李宗吾先后两次担任四川省省视学。在他第二次任职期间，游历各省考察教育。
李宗吾目光如炬，几年的游历视学，让他看到当时教育的弊端，其一是“铁床主义”。李宗吾认为人的本性，原本就是不齐的，而当时的学校，处处要求整齐划一，他认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李宗吾举了一个例子：古时候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李宗吾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李宗吾对于这样的教育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1＇
其次是资源浪费，效率低下。钟点一到，先生即来授课，也不管学生对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感兴趣；铃声一响，即收书走人，也不管学生对其所授的内容是否业已了解。程度差的学生，听完之后茫然不解，下次便无法接上先生的思路；优秀的学生，事先已于所授课也有所理解，则听之索然无味。浪费了学生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李宗吾说孔子说过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本来是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至于金钱材料上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
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是一般人都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都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勿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拿钱不教书的人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2＇
于是，李宗吾发出喟叹：“用了那么多金钱，费了那么大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定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李宗吾把责任推给维新之初制定学制的诸公，未免冤枉前人。身处教育界的李宗吾其实对于问题看得真真切切，他说：“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么不起争端呢？”
李宗吾看到当时学制的第三个弊端也是最重要的弊端就是现代学校独霸天下，形成教育垄断并导致受教育的门槛过高。“现在的学校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往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作弃才。”＇3＇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了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这让李宗吾感到愤愤不平的同时也感到忧虑：“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