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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贫困往往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绝对贫困往往是与缺吃少穿、露宿街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乞讨甚至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有关的资料，目前世界上还有28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占发展中国家人口一半以上，其中12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就是说，在当今世界上，绝对贫困的问题仍然是占总人口1/3左右的人每天所面对的生活现实。
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则远不像绝对贫困那样触目惊心。90年代末《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了超过3000万 “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人的生活。文章问到：今天这些穷人有多穷呢？在1995年，41％的贫穷家庭拥有他们自己的住宅。平均每个穷人家庭拥有三间睡房，15个卫生间，一个停车间，一个阳台或者一个院子；超过75万的穷人所拥有的住宅价值超过15万美元，其中接近20万的穷人拥有的住房价值超过30万美元，只有75％的贫穷家庭是过分拥挤的，平均每个美国穷人的住房，比日本的人均住房宽敞1/3，比俄罗斯的人均住房宽敞4倍；七成的贫穷家庭有自己的汽车，其中27％有两辆以上；97％的贫穷家庭有彩色电视，其中接近一半家庭有两台以上；事实上，美国的穷人比中产阶级更肥胖，穷人家的孩子所消耗的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与中产阶级的孩子所消耗的相差无几，而且两者都往往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穷人家孩子实际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吃更多肉类，而对蛋白质的摄入，则两者都比正常的标准超出了一倍。今天，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都确实营养过剩。他们长大后，比1944年登陆诺曼底的美军平均高1英寸，重10磅。这位作者据此指责，美国人口调查局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报告夸大了美国的贫困并由此对人们形成误导。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依据上述事实来怎样判断美国的贫困问题的程度，而是想说明，贫困是如何可以在一种“很富裕”的状态下发生的。实际上，上述文章所体现的是一种对贫困的简单化理解。这种简单化体现在，他是将一种特定的生活状况与其所处的情境完全剥离开来了。事实上，人们对生活的判断，对生活的感受，甚至在客观上一种特定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都是与特定的情境相联系的。一个拥有上述生活状态的人，在某个贫困的非洲国家可能是一个富翁，而在美国则可能是一个穷人；在那个贫困的非洲国家，他可能感受的是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而在美国他可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失败的挫折感；在那个非洲国家，私人汽车可能是一件奢侈品，而在美国可能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
相对贫困往往形成一种人们称之为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态。相对剥夺感（relation deprivation）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1949）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以与周围的邻人比较形成的感受，可能更强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而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即来自与他人相比较而言自己的劣势地位。
不平等的动力与机制贫困的绝对与相对（2）
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些发展政治学家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人们的期望值也会迅速提高，这样在迅速增长的期望值与实际的满足程度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落差，并由此形成一种挫折感。正是这种挫折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泉。这个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同样的背景之下，还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里所说的相对剥夺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社会条件变化快，社会分化也会不断加剧，特别是原来属于同一阶层或彼此地位差不多的人可能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拉开很大的距离。这样一来，对比会更为强烈，形成的相对剥夺感也会更强。第二个因素是，尽管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大多数人的收入会增加，但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韩国的具海根教授的《韩国工人》一书被美国社会学会评为“2001～2003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他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韩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工人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而且，如果从韩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那些在经典文献中认为可以造就工人运动的因素，在韩国都是很缺乏的，相反，阻碍工人运动的因素在韩国却并不缺少，但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却发生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具海根教授的解释是，在经济增长期间，工厂中的劳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形成的是一种“悲愤感”和强烈的不公平意识。正是这种“悲愤感”和不公平意识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动力。尽管这层意义上的意识和心态不是直接来自于贫困，但在现实性上，却会与由贫困产生的社会意识融合在一起。
不平等的动力与机制不平等来自哪里：市场还是再分配？
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物质财富超乎寻常的增长与财富拥有上的巨大不公平，似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两个并存的独特景观。尽管抑制或者缩小不平等往往成为政客、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社会组织标榜的口号或真心致力的目标，但这种不平等从总体上说似乎不仅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倒是在不断扩大。套用过去常用的一种句式可以说：撼山易撼不平等难。
这种顽强的不平等来自哪里？
对这个问题，思想史上有着两个完全对立的解释传统。一个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场力图用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巨大社会实验。而另一个传统则是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为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介入，会从根本上破坏公平。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当然，自由主义常常受到这样的质疑：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不平等不也是普遍存在吗？但这不能动摇自由主义的信念，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这些社会存在不平等的原因，恰恰是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市场制度也可以被看作另一种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实验。而过去20多年间包括苏东、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则提供了一个对这些理论传统进行检验的极好机会。因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变革当中，转型前后的对比，转型过程中微妙的差异，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将现象本身的逻辑再现出来，使人们得以重新考察这当中复杂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对于“市场转型的社会后果”或“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转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过去20多年间，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复杂和多变的微妙关系。
在转型的初期，市场转型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撒列尼和倪志伟就分别发现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社会主义企业家：匈牙利农村资产阶级形成受挫》一书中，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就指出，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其先辈就从事农业商品经营，因而保存着商品经营“惯习”的人，在市场经济重新实行后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人原来大多是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相反，干部们并不太愿意从事市场取向的私营化的农业生产。而倪志伟通过于1985年在中国厦门农村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也得出了一系列可以证明改革“平等化效应”的命题。比如，他发现农村经济精英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干部背景；在改革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的人数在减少；穷人成为市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倪志伟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涉及穷人的广泛参与，市场化的成果是由穷人和企业家共同分享的。
为什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其初期，会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市场转型理论特别强调了下述两个因素的作用。其一，是再分配经济之外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次级经济的发展。其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从而使得贫困阶层的收入不仅未在市场改革中下降，反而有所提高。然而，支持“市场转型理论”这种乐观看法的事实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实际上，由于从研究开始到论著发表的周期的原因，当倪志伟等人的论文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支持他观点的事实已经处在正在消失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这个“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的命题，从一正式提出，就招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在其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些更新的研究认为，改革前就已经存在的旧精英是市场化过程的主要受益者。甚至撒列尼本人后来也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干部适应市场制度的能力。倪志伟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承认“干部们已经学会热爱市场”，并在从市场中获得好处。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与市场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出现。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就是一个明证。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所指出的，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为了厘清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之间这种复杂而多变的关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提出一个区分，即将整个市场转型过程区分为“侵蚀”和“转型”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在侵蚀阶段上，私营部门仍然被看作是敌对的，它的临时性存在只是一种补充。向市场转型则意味着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行动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产权特别是私营部门的产权。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因为在侵蚀阶段上，市场和私营经济因素主要是被限制在某些特定领域，可以向社会地位不高的人提供机会。而在转型阶段，私营部门成为经济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分。而且，转型的过程也迫使干部要自找出路。因此，转型越是深入，干部就会越多地从事私营经济的经营。
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促使人们对再分配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结果就是撒列尼和倪志伟这两个本来在许多方面观点并不一致的学者共同撰写了《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他们认为，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次级机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用来作为生存的策略。
回过头来看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可以说，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持续的时间是相当短的。它只是存在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当改革深入的时候，市场机制将会被拥有特权的人们所操纵，使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发生扭曲，从而使本来在改革初期具有平等化效应的市场机制成为造就社会不平等的因素。但尽管如此，撒列尼和倪志伟仍然强调，市场的扩张将导致机会结构的扩展和多样化，新的流动渠道将会出现。尽管改革前的干部精英会利用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谋取优势地位，但在市场经济中，旧精英不太可能重建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性控制，新制度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的这种新的解释，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它可以使我们对造就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面对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的现实，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在一个社会中共存的再分配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一定就是相反的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两种机制影响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换言之，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再分配的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造就和推动社会不平等？从这种怀疑当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不断严重化的原因。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从收入的分化到分层的定型
对于近些年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的议论与研究。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这种收入的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
在80年代的时候，学术界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的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型，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研究得出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是相对稳定的阶层开始真正出现了。或者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开始分化而成的那些阶层，开始逐步定型化了。当然，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所说的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并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具有这样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但那时候开始分化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