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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区有个叫做杨彩仙的女犯，因为家庭不顺脾气非常暴躁，性格极端还在监狱里自杀过。民警们苦口婆心地找她谈了十多次话，她却恶狠狠地说：“我就是这样了，你们不要来烦我！”
于菲看到后就悄悄地劝杨彩仙：“彩仙啊，这么多干部找你谈话，她们把精力
放到你的身上真是你的福气。你不要再这样闹下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
于菲在犯人中是个有知识的人，她的话很多女犯都爱听。听了她一席推心置腹的话，杨彩仙有所收敛。看到她有了进步，民警们又让她当线长，就是流水线上的负责人，给她压担子。慢慢地，她把心思放在流水线上，工作非常卖力。
现在，于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不但遵守监规，还努力工作，她的《风帆报》越办越红火，还经常出现一些富有哲理的话：
一只木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容易漂泊不定，容易力不从心，甚至把握不住自己的舵桨，当扯起船帆，借着强劲的风力扬帆奋桨，船在海上航行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我含着眼泪写完了于菲的故事，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大学同学彭民希看完这个案例惊讶地说：“晶岩，我看了你写的这个故事后吓了一跳。”
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这个案例在我的书里并不是最残忍的。”
他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个男主人公就是当年和我一个部队的战友！”
这回轮到我惊讶了：“什么，这么说你见过董怀来？”
他说：“岂止是见过，我们是一个通铺上滚过来的。他谈恋爱的过程我都晓得！”
我说：“这么说你也见过于菲了？”
他说：“见过，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小巧玲珑，董怀来爱好文学，他们都算是文学青年，到了一起有共同语言。”
我的心一阵颤抖：文学的真谛是爱，文学教会我们真诚地热爱生命，善待他人。董怀来和于菲是被文学这个月下佬牵到了一起，他们曾经真诚地相爱，并且孕育了爱的果实。可如今，他们爱的结晶董丹已经长眠在地下，这个完整的三口之家两人死亡一人入狱，这究竟是谁之罪？
这个家庭解体的导火索是董丹的自杀，正在花季的董丹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对孩子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孩子的智商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董丹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可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家长应该体谅她，不要给她再施加压力。可我们的很多家长，望子成龙，揠苗助长，把分数的高低作为衡量孩子能力的惟一尺度。
女记者在黎明前自戕当木船扬起风帆时 下
我在采访中国院士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时，老大黎鳌曾经向我谈过对应试教育的置疑。他说：“要是按照现在的教育制度，我们哥仨不要说是当院士，就连大学也考不上。”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仨在童年的时候非常淘气，放了学就到湘江里游泳、捉鱼虾，还跑到郊外骑马。我的五弟介寿从小就喜欢拆卸闹钟，六弟喜欢看小说，我们都喜欢运动，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孩子，但我们的知识面都很宽。男孩子开窍晚，现在孩子上学年龄又早，在小学里往往不如女孩子用功，所以那些聪明的男孩子是很吃亏的。我们哥仨在小学里成绩并不突出。按照现在的制度，小学期间成绩平平就考不上好中学，中学期间成绩平平就考不上好大学。要是连大学都考不上，还当什么院士？”
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分数低的孩子并不一定就是能力差的孩子。发明工业蒸汽机的瓦特和火车之父斯蒂芬森以及发明烈性炸药的诺贝尔都没有上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些孩子在中学分数低可能是还没有开窍，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应试教育把分数看成几乎是评价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分数成了孩子和家长的命根。孩子考分高了，家长脸上直放光；孩子考分低了，家长好像也低人一等。西方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而我国的应试教育则注重培养孩子的背功，谁会死记硬背谁就能考高分。死记硬背固然能反映记忆力水平，但学生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重点中学的学生是人才，普通中学和职业高中的学生照样也是人才。董丹喜欢打篮球和跳健美操，谁说打篮球里没有智慧？每一个新的招数都是创造性思维的闪光；谁说健美操里没有灵感，每一个漂亮的动作都是青春的呼唤和生命的张扬。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自由的心灵插上翅膀，按照孩子的意愿和能力去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如果董丹能够去搞健美操，她也许就会成为中国的简·方达。
董怀来从农村当了兵，在部队略有文采，转业后又小有成就，真好比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他望女成凤，希望女儿各方面都出人头地，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却忽视了女儿的实际能力。
分析于菲的心理，我觉得她过于偏执。其实再花心的男人心目中，也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董怀来怎么可能会逼迫女儿自杀呢？董怀来只是脾气不好，他对女儿的训斥是恨铁不成钢。公正地讲，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董怀来更期望董丹成材的男人了。董丹的自杀已经在董怀来的心灵上插了一刀，这时候的于菲应该和丈夫互相搀扶着走出痛苦的深渊，可她却又在丈夫的肉体上捅下了致命的一刀。
这场悲剧也反映出我们的家庭教育中缺少抗挫折教育的弊病，孩子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一失败就垂头丧气去寻短见。
董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儿，当她骑着自行车冲进春湖的一刹那，她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啊！如果董怀来不去训斥孩子，让她自由成长，董丹还会去自杀吗？如果董丹不走绝路，于菲还会去杀害丈夫吗？这个案例是发人深省的，它告诉人们：条条道路通罗马，做家长的万万不能拿分数的屠刀去绞杀孩子的生命！
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后代的人生轨迹电视大学里的孩子娘
监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女犯都有一段心酸曲折的人生历程。我要讲述的女犯叫做刘晴，她的父母都是云南省老地下党员，也是“边纵”的成员。说起“边纵”，云南人都晓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的简称，那可是老革命了。
解放前，刘晴的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所向披靡。解放后，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云南省东川县支援矿山建设。
1954年，刘晴出生在东川，她在东川读完初中，又来到昆明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她来到晋宁县插队，那儿离玉溪红塔集团很近，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一年。由于表现出色，她被抽调到昆明冶金供销公司当仓库保管员。
在这个公司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做甘和平的男青年，并且很快就坠入爱河。1979年，刘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便催促甘和平赶紧结婚。谁知甘和平却显得手足无措，这件事在刘晴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她觉得男人应该敢做敢为，应该对所爱的女人负责。
虽然刘晴觉得甘和平不尽人意，可她肚里的娃娃决定她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匆匆结了婚，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甘瑞。后来，云南省的电大首次招生，只有两个专业可供选择，一个是电子专业，一个是建筑专业，刘晴选择了前者。
本来考上电大应该全脱产学习，可领导却不让她全脱产。刘晴对领导说：“你们只要同意我上电大，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半天工作半天学习，经常学到半夜一点多钟。她忍痛把幼小的儿子送进幼儿园，没日没夜地啃书本。一天，她到幼儿园接儿子，幼儿园阿姨说：“唉呀，你可来了，甘瑞今天把手划破了，流了好多血！”
她一把把儿子搂进怀里，看到儿子的三个手指头被玻璃碴子划出了三道深深的口子。那一刻她差点晕了过去，她甚至想为了儿子，干脆别念书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母亲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刘晴啊，你考上电大不容易，不管多困难一定要咬牙学到底。孩子你不要管，我帮你找保姆带，你只管把学习搞好就行了！”
母亲的一席话说得她心里暖融融的，她咬紧牙关顽强地学着。有一次，她生病需要每天输液，医生让她住院治疗，她却说啥也不肯，白天到教室听课，晚上跑到卫生所输液。就这样，经过三年寒窗苦，她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文凭。
电大毕业后，领导把她分配到综合管理科当干部，这个阶段对她锻炼很大，她甩开膀子干得很欢势。这时，她们单位划分为两个单位，一部分归中央管，叫做有色金属总公司云南昆明公司；一部分归省里管，叫做云南冶金进出口公司，她分在了省里的公司。
这时，她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有时电大的同学约她出去玩，丈夫就给她冷脸看。有的男人不希望妻子的学历超过自己，也不希望妻子太能干，她的丈夫正是如此。本来电大毕业当上干部是好事，但是在家里她却尝不到这种欢乐。想起当初自己未婚先孕时丈夫的怯弱，她的心在隐隐作痛。1986年，她提出离婚，因为她和丈夫在一个单位工作，单位不给开离婚证明信，倔强的刘晴一纸诉状递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准许她离婚。丈夫家第三代只有甘瑞一个孙子，婆家说啥也不给她儿子，她只好放弃了儿子。在财产上她只要了一箱子书，一床被子和一个水壶，其余的都留给了丈夫。
离婚时她32岁，虽然有不少男人追求她，可她却没有草草结婚，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盼望着能够在第二次婚姻中寻求到真正的幸福。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她看中了王民。王民是云南冶金进出口公司的子弟，在昆明果品加工厂当工人。他比刘晴整整小八岁，刘晴不安于现状，而王民却很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他有着浓厚的恋母情结，特别依赖刘晴。虽然刘晴晓得他们之间年龄差异太大，但觉得这种依赖她的男人总比大男子主义要好得多。再说自己已经是二婚的人，而人家却是个处男，她义无返顾地和王民结了婚，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儿王洋。
刘晴的弟弟先是在匈牙利留学，后来又到捷克斯洛伐克开餐馆。他很需要厨师，便邀请姐夫王民到他的餐馆去工作。丈夫出国后，刘晴一个人带着儿子王洋，还要给判给前夫的大儿子买东西，经济上总有些拮据。她灵机一动，靠工资那点死钱是养活不了全家的，能不能想点什么新招儿呢？
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后代的人生轨迹这年头干什么事都得靠哥们儿
她的大脑神经在熟悉的关系网络里搜索，突然，她想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额度管理科副科长曹贵、云南冶金进出口公司销售经营部经理吕正宏和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科员谭啸林。这三个人都是她在业务往来中结识的哥们儿，这年头干什么事情都要靠哥们儿！
1992年10月，曹贵找到刘晴，请她帮助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调剂9000元外汇额度，并且要求她将调剂得的人民币帮助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购买照相机。10月3日，刚刚过完国庆节，刘晴第一天上班就开出了一份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委托云南省外汇调剂中心卖出9000元美元额度的《卖出外汇委托书》，曹贵使用电脑在其管理的外汇调剂中心账上虚增收入9000美元额度，并开出了《收入外汇额度通知书》，经云南省外汇调剂中心卖出后，获人民币12581。1元。经刘晴所在单位代收代付后转到了云南省《经济日报》社的账户上。刘晴从这个账户上提取了一张支票交给曹贵去购买照相机，并按照曹贵的意图，将购买照相机的余款4000元分三次提出交给了曹贵。为了感谢刘晴的帮忙，曹贵从这笔钱中留下1000元作为好处费送给刘晴，其余款项连同照相机全部装进了曹贵的腰包。
这1000块钱赚得太容易了，刘晴茅塞顿开：会不会赚钱关键看脑子活不活，凭着自己的聪明劲儿，稍微一动脑子，这钱不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涌来吗？
一个月之后，云南经济电视新闻中心要进口设备，这个中心的刘主任找到刘晴，请她帮助解决所需的外汇。刘晴与曹贵一道和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有关人员商谈了为该中心解决外汇额度的事，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同意拨给该中心20万元外汇额度，用于进口摄像设备。曹贵在这笔外汇额度划拨后，又在其管理的机电办公室户头上虚增外汇额度217000元。事后，刘晴从云南经济电视新闻中心要了70000元现金。她把这笔钱分成三份，曹贵功劳最大，给他30000元；剩下的40000元她和谭啸林一人20000元。
尝到甜头后，他们的胆子更大了。1992年年底，刘晴、曹贵和吕正宏伙同云南电视机厂有关人员倒卖外汇。云南电视机厂以进口设备为名，提供进口合同、发票及进口定货卡片等有关单证。曹贵在该厂填好的用汇20万美元的《支付外汇通知书》上私自加盖了云南省外汇管理局的公章。曹贵在前面铺了路，刘晴按照曹贵提供的编号及经办人的签名字样，在该通知书上伪造了云南省外汇管理局经办人的签名和通知书编号。然后，刘晴和吕正宏等人一起持伪造的凭证，从中国银行套取外汇20万美元。他们把这笔外汇倒卖给香港伟富公司，获得差价款334846元人民币。33万可是个大数，他们按照阶梯样分成，曹贵分得了40000元，刘晴分得35000元，吕正宏分得25000元，其余的234846元为云南电视机厂所得。
头三脚踢得挺漂亮，刘晴不费吹灰之力就捞得56000元，她的贪婪的欲望变得膨胀起来。1993年1月，她和曹贵、吕正宏又凑到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三个聪明的脑袋瓜又冒出一股坏水：刘晴以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借用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户头调剂320000外汇额度为名，由吕正宏制作了进口设备的报告和有关手续，骗取机电办公室出函划拨320000外汇额度，这个额度到了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的账户后，他们以进口设备为名，将320000外汇额度配成现汇美元，故伎重演，将外汇倒卖给香港伟富公司，获得差价款699600元，这些钱存在昆明岔街城市信用社。
1993年3月，刘晴与曹贵密谋，由曹贵提供一张已加盖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公章的空白《支付外汇通知书》，刘晴在上面填上了用汇300000美元的字样。她擅长摹仿别人的笔迹，伪造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经办人的签名与通知书编号，私自加盖了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的外汇额度专用章，由吕正宏制作了自筹外汇进口设备的报告及有关单证，从中套取外汇300000美元。再倒卖给香港伟富公司，获得差价款855340。3元。他们把这笔钱也存入昆明市岔街城市信用社。事后，曹贵将银行返回外汇管理局对账的凭证抽出交给了刘晴。
还是在这个月，曹贵用电脑在其管理的外汇额度账目上，虚增外汇额度570110元，然后调入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账户。刘晴以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委托进口聚丙烯为名，出具拨往广东潮州五交化公司500000外汇额度的调拨申请书，经曹贵核押后将500000外汇额度调至潮州，倒卖给潮州五交化公司，共得款1481637。5元人民币，这笔钱由吕正宏存入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春城路分理处。
1993年4月，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拟调剂出200000外汇额度。谭啸林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曹贵、刘晴、吕正宏密谋，由曹贵负责另搞200000外汇额度一同卖出。由吕正宏制作了要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帮助解决400000外汇额度用于进出口设备的报告及进口480000美元货物的合同，谭啸林以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名义发函，同意划拨400000外汇额度给云南省冶金进出口公司，曹贵则指示外管局额度科经办人员从云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户头划拨400000外汇额度给省冶金进出口公司。刘晴出面将这400000外汇额度连同原来曹贵虚增剩余在账的70110元外汇额度及本公司的9890元外汇额度共计480000外汇额度，以所在公司的名义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