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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河把两把尖刀扔在了马家沟的河里，和妻子一道连夜坐火车跑到了沈阳。到了沈阳，他们连火车站都没敢出，又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们在秦皇岛下了车，住在海城旅店。身上的140元钱很快就要花光了，他们顿顿只能啃烧饼，就咸菜。
过了几天，许河怕家里惦记就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父亲自己和妻子杀了人，现在藏在秦皇岛海城旅店。许河的父亲大义灭亲，马上到派出所报案。三月四日，警方在秦皇岛将许河和周桂捉拿归案。
悲从恨中来她最想做的事是为戴敏上坟 上
法院认为许河得知妻子与人通奸后行凶杀人，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罪应严惩；周桂与他人通奸败露后行凶杀人，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罪应严惩。但考虑到许河之父为捕获罪犯提供重要线索，以及被害人亦负有一定责任，故对许河和周桂从轻判处，俩人都被判为死缓，周桂的三哥周玉资助罪犯构成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法庭宣判后，周桂父母的精神崩溃了。他们大病一场，整天以泪洗面。周桂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是老疙瘩，父母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向听话的小女儿怎么会成了杀人犯。
周桂来到了革志监狱，周围是灰蒙蒙的天地，灰蒙蒙的囚服。看到荒凉的狱城，一年有大半年刮着的刀子风，周桂心灰意冷，打算自杀。孙淑兰监狱长穿着一身橄榄绿来到她的面前，她天天深入监区，对犯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对周桂说：“周桂，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背思想包袱。不要因为刑期长有压力，只要你好好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减刑。”
孙狱长动员周桂的父母前来探监，当周桂的父母从哈尔滨辛辛苦苦地赶到革志时，她就对周桂说：“周桂，你父母千里迢迢来看你，你可一定要对得起你父母啊！”
周桂入狱后每年的大年三十，孙狱长都到监狱和犯人一道过年。她和犯人一起扭秧歌，还买来玩具和犯人一起玩游戏。春节期间她亲自来到伙房，督促炊事员做饭，一定要做八道菜，每道菜都要保质保量。
孙狱长有心肌炎，从医院打完点滴连家都没回就跑到监狱看望犯人。她来到监舍，要是看到哪个犯人躺在床上，她害怕她们想家，就动员她们下地来放鞭炮，玩游艺。无论犯人惹什么祸，她从不发火，总是循循善诱。她说：“犯人有毛病可以批评，但是有能力就应当启用。
刚到监狱时周桂在机台工作，后来崔红梅监区长看她有能力，工作踏实，就让她管投料。只要有人在车间干活，投料者就必须跟着。虽然投料责任重大，可周桂却干得很欢势，她干过财会，还在流水线上抓质量管理。她的母亲生病了，监狱允许她经常往家里打亲情电话。她的父亲去世时，监狱允许她回家奔丧。
她感激监狱警察的关爱，干活很努力，六次获得减刑，她高兴地告诉我：“再呆两年我就可以出狱了。”
我问她：“出狱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她说：“我要去给戴敏上坟，往后我每年都会给他去上坟。”
现在，周桂和许河已经分手了，我久久地思索着这个案例，许河对戴敏行刺，我可以理解，情敌是冤家嘛。可周桂对戴敏行刺，我想不通。我问周桂：“对于许河和戴敏，你到底爱谁？”
她说：“我跟许河是由感情到婚姻，他长得很帅，我确实曾经非常爱他。后来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感情才淡了。对于戴敏，我们是由性开始的。”
我问道：“你怎么就能对戴敏下得了那一刀呢？”
她说：“我当时挺恨他干吗要把我和他之间的事告诉我丈夫，我俩在一起还是时间短，实际上我们从正式交往到他死才十几天的时间，感情还不深，如果我俩再交往一段时间，对他有了感情，我是绝对下不了手的！”
我又问道：“你觉得他们俩人谁更爱你？”
她说：“我觉得还是戴敏，许河后来也不是真的喜欢我，他就是气不忿儿。”
我的心一阵酸楚，悲从恨中来，这场悲剧太令人心寒了。许河和周桂都曾经是热爱生活，追求上进的好青年，他们在工厂当工人非常劳累，却咬牙读完了电大，说明他们崇尚知识，热爱学习。他俩由感情而到婚姻，本来是幸福美满的一对，可许河有生理缺陷。
这个案例牵扯到一个性知识的问题，长期以来，性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处在隐秘角落。封建传统观念认为性是下流淫秽的，是丑陋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我们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似乎谈性就是在亵渎神明。由于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封闭态度，由于社会的政治氛围对性的压抑，夫妻之间即使存在着性不和谐也羞于启齿。我国的性教育非常落后，在家庭里，父母关于性的问题对孩子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当孩子问母亲：“妈妈，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十个妈妈有九个会回答：“你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或者“你是妈妈从医院里抱来的。”
悲从恨中来她最想做的事是为戴敏上坟 下
当孩子再刨根问底：“我怎么会在垃圾箱里”，“我怎么到的医院里”时，妈妈们就会不耐烦地打断孩子的话；
在学校，性教育不登大雅之堂，生理卫生课蜻蜓点水，令人一头雾水；
在社会，缺乏对性知识、性道德的宣传和普及。
家庭、学校、社会在性教育上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的文化积淀使我们出现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在性教育上是一片空白，人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的性观念，什么是科学的性知识。有的医院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病例：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来妇产科检查不孕的原因，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妻子还是个处女。仔细询问才晓得他们十年的夫妻生活始终是肛门交配，他们不懂得还有其它的性交方式。经过医生指导后，这位妻子很快就怀孕了。
专家们认为：性是所有动物与生俱来的保证物种继续繁衍的必须，性不仅仅是性本身，还有着精神文化的内容，性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概念。个体性意识的发展，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的渐进过程。性意识要经过社会化过程达到健康成熟的水平，必须接受良好的性教育。周桂婚后不孕，她早就应该与丈夫一道去医院检查，可很多老辈人都认为只要婚后不孕，女方一定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殊不知受孕的先决条件必须是男女双方在生殖系统上都健康。许河的病，只要他们能够去医院，请医生治疗并进行心理咨询，是有可能治好的。可封建传统观念使得他们羞于启齿，谈性色变，他们只能默默地压抑自己，使这对本来应该幸福美满的夫妻尝尽了苦果。
性压抑的结果必然是拈花惹草红杏出墙，许河在那个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女人面前找到了男人的自尊，而周桂也在有正常生理功能的戴敏身上尝到了快感。
“文化大革命”中对性的禁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样板戏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都没有结婚，李铁梅是单身，小常宝是单身，方海珍是单身，江水英是单身，柯湘是单身，吴琼花是单身，就剩一个阿庆嫂结了婚，丈夫还到上海跑单帮去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正视性在婚姻中的作用。如今，在开放的大城市，曾经令人难以启齿的性问题，已经成了人们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表现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对高质量婚姻生活的追求。
对于人来说，爱情与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爱情是由情感产生的，而性欲则是由生命的成熟、性激素的分泌产生的。高质量的婚姻，应该是性爱和情爱都达到极致，夫妻之间不能只满足于搭帮过日子。许河与周桂之间曾经有过真诚的情爱，却从未有过理想的性爱，这就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振荡。他们没有孩子的拖累，这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妥当处理，双方好离好散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结局。可许河却封建思想作祟，他自己可以有外遇，却容不得妻子有外遇，他对周桂已经没有了爱情，气不忿儿使他成了杀人犯。
戴敏是军人出身，头脑简单。他爱周桂，完全可以耐心等待人家夫妻之间和平分手，而他却偏偏要做一个为女人决斗的骑士。他把自己和周桂之间的事告诉许河，本想逼迫许河就范，殊不知这是在拱许河的火儿。兔子急了还咬人，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许河终于拿起了屠刀。
许河和周桂都不是职业杀手，他们的犯罪也不是蓄谋已久。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许河对戴敏说：“你和我媳妇分手吧。”
如果戴敏答应了，也许许河就不会对他下手了。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的犯罪就是这样一时冲动，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孩子在青春期会有生理和心理上的躁动，也会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你越是对他遮遮掩掩，他越是好奇并且去探求。现在的孩子营养良好，性生理发育提前，但性心理发育滞后。性生理和性心理发育的不平衡，是造成青少年性犯罪的重要原因。现在，很多青少年的性知识是来源于黄色录像带，在好奇、模仿、追求刺激的心理支配下，在性行为方面失去控制能力，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由于我国在性教育上的落后，许河与周桂在性问题上是一片盲区，给他们的婚姻生活留下阴影。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败坏勾搭成奸这样的字眼来指责许河与周桂。他们的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原因，许河与周桂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人生中的黄金时间都是在大墙之内度过的，由此可见，科学的性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但愿人们能够从这个案例中受到启发，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
假酒把她们送上了不归路一颗榆木脑袋弹起了三弦
我坐着蹦蹦车在乌蒙山的山路上行驶，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现实中的乌蒙山完全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样浪漫，这里依然是那样贫穷和落后。
我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乌蒙山，在云南省会泽县者海镇苑家村，有一个叫做解水仙的庄户人。一天，村里来了几个贵州毕节人，在她家邻居彭大维家的一间土房里住下酿起了白酒贩卖。
酿酒需要粮食，贵州省的粮食不能自给，需要到外省去调拨粮食，因此粮价比较贵，当地的苞谷要好几毛钱一斤。毕节像一把尖刀插进了云南的腹地，毕节人的生活习惯和云南东北部人的生活习惯极为相似。虽然毕节与会泽近在咫尺，可云南省的粮食却可以自给，因此云南省的粮价要大大地低于贵州。于是，这些靠酿酒为生的毕节人便背井离乡，来到云南谋生。
远亲不如近邻，那些贵州人需要点日常用品，解水仙就送过去；贵州人酿好了白酒，也给解水仙家送过来品尝。一来二往，解水仙和那几个贵州人就混熟了。
梁园再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会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家乡。慢慢地，那几个贵州人开始想家了。他们赚了一笔钱后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临行前，为了报答解水仙对他们的照顾，憨厚的贵州人把祖传的酿制白酒的方法教给了她。
会泽的主要口粮是苞谷（玉米），再穷的人家也会有一些苞谷，贵州人教的酿制白酒的方法就是用苞谷去酿。那是一种原始的酿酒方法，把苞谷放在锅里煮上一夜，再用上独特的配方，十天之后就可以出酒。这是一种50度的白酒，充满着浓浓的酒香，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当地的苞谷一毛三分一斤，花一块三毛钱买上十斤苞谷可以酿制四斤白酒。解水仙一天煮300斤苞谷，十天之后就出120斤白酒。一斤白酒卖一块六毛钱，解水仙十天酿制的白酒就可以赚192块钱。刨去成本，一个月下来，光酿酒一项她就可以赚459块钱。
她把酒糙用来喂猪，家里养了40多头猪。给人一条鱼不如给人一根钓鱼杆，贵州人传授的酿酒技术给解水仙家带来了好运，几年下来，她成了万元户，她把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盖了三间大瓦房，日子过得挺红火。
兜里有了白花花的洋钱，解水仙对丈夫彭传云说：“赶明儿你别去地里种地了，干脆咱俩开个批发店，卖酒和日用品，准能赚钱！”
丈夫“嗯”了一声，扔掉了锄头，他们的小卖店开张了。彭传云起早贪黑跑到附近的东川市去运散装白酒，人家一块五毛五一斤批发给他，他一块六一斤卖出去，一斤赚五分钱。再加上妻子酿制的白酒，一个月也能赚个千八百的。
如果日子就按这样的轨迹运行也就罢了，偏偏有一天一个叫做李荣平的人来到了彭传云家，李荣平是个小老板，住在离彭传云家10里地之外的邻村。他对彭传云说：“你们家没有酿酒的地方，也没有养猪的地方，不如用甲醇等原料勾兑白酒赚钱来得快。”
听了李荣平的话，彭传云那颗榆木脑袋弹起了三弦：自己跑到东川贩运白酒，累了个贼死一斤酒才赚五分钱。妻子起早贪黑地酿制白酒，可自己家没有酿酒的场地，再能干也扑腾不开。还是勾兑来得实惠，买一点甲醇一勾兑，都是白酒味儿，那些乡巴佬也不是品酒师，谁喝得出来？这可是个既省力又赚大钱的营生，他妈的以前咋就不晓得呢？
假酒把她们送上了不归路偷梁换柱的酒使人一命呜呼
贪婪的欲望使他丧失了天良，1996年6月，彭传云昧着良心与李荣平一道用甲醇等原料勾兑了100多斤白酒，装在缸里让老婆卖。解水仙擅长酿酒是人人皆知的，这些年来乡亲们买她酿制的白酒喝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当她像往常一样站在柜台前卖酒时，谁也没有怀疑过她。
云南人买东西论公斤，1996年6月28日，常来常往的徐建富拿了一个塑料桶买了她20多公斤散装白酒，回到家里就碰到了登门要酒喝的陈金培。陈金培没有钱却很馋酒，徐建富就像咸亨酒店的老板对孔乙己那样赊给陈金培2。5公斤酒，陈金培高高兴兴地喝了个痛快，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回的酒已经偷梁换柱，他喝了后第二天就因甲醇中毒而一命呜呼。
那天徐建富前脚刚从解水仙家出来，赵玉后脚就拎着两个塑料桶进了解水仙家。她一下子就买了30多公斤的酒，呼哧带喘地拎回了家。赵玉买这么多酒不是为了自己喝，她是当二道贩子混俩钱花。
6月30日，一个叫做钟晓丽的女孩儿来到赵玉家，对赵玉的丈夫王开明说：“王叔，给我打两公斤白酒！”
王开明问：“你打这么多酒干啥？”
钟晓丽笑了：“孝敬我老爹呗！”
当天晚上，钟晓丽的父亲钟孝成一边拧着酒瓶盖一边感慨地说：“哎，还是女娃孝顺，知道老爹就好这一口！”
他咕咚咕咚地喝了酒，这回钟晓丽没有孝顺成，她的老爹钟孝成因为喝了她买的酒甲醇中毒导致重伤。
云南农村文化落后，一连死伤了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人怀疑到是酒在作祟。1996年7月，卯云海又来到解水仙家，用塑料桶买了20多公斤白酒，唱着小曲回家了。他刚想尝一下新买的酒，老朋友杨满奎光临了。朋友来了有好酒，卯云海急忙拿出好酒招待杨满奎，谁知杨满奎喝了解水仙家酿制的白酒后，因甲醇中毒导致重伤。
苑家村接二连三地死伤了好几口子人，再没文化的人也该打个问号了。人们发现这些受害者都是因为喝了解水仙家的酒而出事的，就把她家的酒拿去化验，乖乖，这哪里是什么苞谷酿制的酒，分明是用甲醇勾兑的。
假酒把她们送上了不归路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在了她的手腕上
法律是无情的，正当解水仙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财源滚滚而自鸣得意时，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在了她的手腕上。解水仙等人为了牟利，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大量购销由李荣平、彭传云等人用甲醇兑制的白酒进行销售，造成多人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构成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彭传云、李荣平因制造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解水仙因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毁了，丈夫被枪毙了，解水仙关进了云南省第一女子监狱。她家的三间大瓦房被没收了两间，爷爷、奶奶带着两个娃娃住在剩下的一间里。
她在监狱里呆了四年多了，监狱警察对她很关心，她每天能吃一顿肉，我采访她的那天她早晨吃的米线，中午吃的鸡蛋和苦菜，晚饭是大米和肉菜。
她家里有两个孩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