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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努力改正和减少错别字。
能否做到，1983年底再作检查。立此存照，并以自励。《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是我1936年在上海所作《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幅漫画，刊于老漫画家张光宇主编的1936年第8期《独立漫画》，近年被“出土”复印，原稿早已散失了。
我于1932年夏季后正式开始我的漫画投稿生活，当时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还未成型，我在漫画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走进漫坛，看到那么多的名漫画家，看到他们的许多作品真是又喜又惊，像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张正宇那么多老前辈，当时已经是名家高手，要想赶上他们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能在漫画上露出头角？就成为我经常思索的问题。在技巧上赶，无能为力，只能在形式上开辟途径，不同于别人。我想出了一个画大场面的办法：我画一个大足球场，看台上挤满了人，看两队球员在踢一只足球。这张《一二·九》也是取其大场面，当时张正宇常说“伟大”两字，也套在我头上，我受宠若惊自不必说，果然渐渐就有人称我是个画大场面的华君武。当时我还没有正确的艺术观，只是想当个出名的漫画家，现在想来不觉汗颜，但瞎猫撞上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造性。
现在有人夸我的耐心，能在一张画儿上画那么多人，当时我正是个青年，我常在星期天关上门画它一天。我并不是要别人向我学习，我希望现在的漫画初学者，明确艺术是创作，不是跟作。初学像幼儿走路，总要摔上几跤，才学会走路的，至于赛跑，那就要看自己如何修行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1）
我写了以下回忆片断，给有的同志看了，说是还有一点意思。从这些生活片断里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也有一些同志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一些变化不大好写吧？我想其他的文章里会写那些大事情的，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写这些小事情，所以还是写出来让一些当年不在延安的同志看看。
宵夜糨糊
延安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所谓比较，是说前方的生活比延安还要艰苦，延安三餐起码都有小米饭、萝卜、土豆吃，逢年过节还要改善生活会餐一顿。我们刚到延安，身上都没有钱了，晚上去参加晚会回来，肚子饿了，又没有吃的，刚好白天糊窑洞的纸窗户还剩下半碗糨糊（是白天总务科发的面粉），便拿来吃了。虽然时过四十三年，但是到今天还能回忆起当时那碗糨糊的美味来，要知道，在那时并不是经常有糨糊可做宵夜的。
开荒龙摆尾
1941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丰衣足食，“鲁艺”师生，身体弱的纺线织毛衣，身体好的上山开荒，天还不亮扛着锄头上山，收割时背着小米下山。很多从“国统区”来的同志，虽然从没劳动过，可情绪很高，手上都打起了血泡，也没有人叫苦。开荒就是挖地，大家排成一线就叫龙摆尾。大家一齐上，也叫两勤夹一懒，想懒不得懒，你在集体里，也不甘心落后，一会儿就开了一大片。哨声一响，喝水，抽烟，衣服都脱掉了，躺在地边休息。我们有的人还被选为“鲁艺”的生产模范。
游泳和溜冰
“鲁艺”搬到桥儿沟，离延河不远，天气热了，我们就到延河里去游泳。我和戏剧系的李诃同志去游泳，他水性较好，但失诸冒失，未知深浅，就从高处跳下，一头扎在河床上，当时就抬到柳林店的和平医院抢救，结果末梢神经受损，造成了他以后的残废和不幸。
延安是欢乐的，我们当时都是青年人，大家想着办法来玩。冬天，延河结了冰，就想去溜冰，许多从北京来的学生就想法打冰刀。要打冰刀，就去找日本鬼子轰炸延安时留下的碎弹片，然后画了样子交给南关铁匠铺去打。没有冰鞋，就把冰刀钉在一块做成像鞋底一样的木板上，再用绑腿捆在布鞋上。脚痛得要命（可以想象缠脚的痛苦），但还溜得高高兴兴。此中老手是戏剧系的于亚伦，即电影演员于蓝的哥哥，可惜他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
赢 了 喝 酒
那时，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发了津贴（我们的津贴只够买四两白酒、一只猪蹄、两包旱烟）才能喝点酒。会餐喝酒，本来是划拳输的喝酒，因为酒少，所以改为赢了才能喝酒，这也是延安的一种创造发明。延安当时的小商贩，卖酒都做些手脚，酒里掺水、加鸽子粪（据说易头晕，就以为酒浓），加石灰（使人感到酒烈），这些都不管它了。喝了酒也发酒疯，我就拉住冼星海同志，不让他去城里指挥音乐晚会。
马粪烟
大家都见过晒干了的马粪，其实都是经过发酵的干草。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也很像马粪，因此就被称为马粪烟，扁方形的小纸包，在当时还算是高级烟哩。朱吾石（米谷）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某次连日下雨，下山不易，正巧他旱烟抽完了，没有钱买烟，犯了烟瘾。我和焦心河下山，路过一个马棚，两人使了坏，拣了点干马粪上山，骗他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一点旱烟。米谷大喜，猛猛地抽了几口，其实真的马粪烟也是掺了许多草的，所以他也不辨真伪。事后当然也告诉了他，不免挨了他一顿骂。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2）
小菜园
在西山美术工场，我和古元住在一起。我们在半山合种了一块小菜地，种着葱、蒜、辣椒、西红柿、萝卜、圆白菜。那时，偶尔也有一点稿费，这在当时就是非常特殊了，可以买点羊腰子和羊油，羊腰炒蔬菜是我们当时的小锅菜。当时还有一种美餐，买来一根羊脊椎骨，加上萝卜、西红柿、圆白菜，一锅杂烩，大家围着吃菜喝汤。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安林同志就是名厨，他不但做得好吃，而且特别能吃菜，我们称他为“菜虎”。
当时我们年轻调皮，有时把点油灯的清油也拿来炒小米饭吃，总务科发现了就在油里滴了煤油，不声不响地制止了。
胡蛮戒烟和改名
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他那时吸烟斗，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胡蛮同志当时住在东山，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某天，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事后别人告诉我说，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顾不得面子，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又用罗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罗思即螺丝钉之意）。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未几，胡宗南进攻边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又改成了祜曼，并且还解释，这是外语中“人道”（Г у м а н и с т）的意思。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当时有些同志改名，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些。
马 达 花 园
马达同志是左翼时期的版画家，他在延安时是“鲁艺”的教员。他在他住的窑洞里面外面都做了土沙发，用土垒起沙发的形状，再用湿土糊上后抹光，还铺上一些破羊皮，这在当时就了不起了。窑洞的木柱上还刻着鲁迅的语录，门外也做了沙发、花坛，因此被大家称为马达花园，茅盾同志在延安时还夸过马达花园。马达同志在“十年动乱”时被“四人帮”迫害死了。
对 外 宣 传
那时，延安受到国民党严密封锁、重兵包围，向外宣传我们的艺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1944年，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美军也有一个观察组住在延安。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向美国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木刻艺术。当时由蔡若虹同志和我负责，请当时在“鲁艺”美术系的木刻作者古元、彦涵，力群、胡一川、罗工柳、焦心河、夏风、郭钧等拓印自己的作品，然后由我们贴衬纸（极粗的有色彩的马兰草纸），糊了纸袋，把木刻装成一袋一袋的，上边还写了毛笔的中、英文。当年我们通过美军观察组带去美国的木刻封袋，前几年由一位美国友好人士又带回来了，现在实物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时隔三十八年，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延安岁月（3）
马蒂斯之争
说实话，延安“鲁艺”的图书馆，藏书是不多的，美术方面的书籍、画册就更少了。我记得胡蛮同志当时从苏联带回来一些单页印刷品，就视若珍宝了。
焦心河同志似乎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同志。他后来曾经想从事文学创作，可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牺牲了，否则他也许已成为作家了。这点并不奇怪。作家华山原先也是搞木刻的，他和我都在“鲁艺”美术工场工作。庄言同志是扬州人，抗战爆发后辗转到山西二战区，后来到延安“鲁艺”也在美术工场，他和焦心河当时都画了一些田园风景的水彩画。我记得其中有一幅是紫色调子的荞麦田，现在想来，作为一种练习并无不可。
从前方回来的搞文艺的同志，他们在前方确实是十分艰苦、英勇战斗的，例如木刻作者陈九同志就是在前方战斗牺牲的。他们回到延安，看到一些同志还在画田园风景，玩弄色彩，就不免有些不顺眼，因此就爆发了一次“马蒂斯之争”。批评者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倾向，罗工柳同志就是其中比较激烈的一位。
王朝闻的“开天窗”和花茶
王朝闻同志原来是学雕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捏泥菩萨的。但是在延安“鲁艺”，当时要有一间做雕塑、还要有天窗的房子谈何容易。美术系要盖一间可以画素描的画室，还是由王曼硕同志带了学生上山砍了树木，运回来自己动手兴建的。既要开天窗，就必然要玻璃，哪里来的玻璃？当时许多负责同志住的窑洞的窗户还是用纸糊的。王朝闻无可奈何，只好空喊天窗，发发牢骚。没有天窗，克服困难，也做雕塑。现在大家看到的《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浮雕像，就是他在延安创作的。
延安从来没有茶喝，用自己的瓦盆（既是饭碗，又是水碗）在伙房里舀些开水放着，渴了就喝。那时如果有个搪瓷杯子就是奇迹，一般是没有的。王朝闻忽然发明采集酸枣树的嫩芽来焙制“茶”叶，酸枣树漫山遍野都是，于是有一阵，大家都喝起“茶”来。后来又有人加入后山采集的野蔷薇，就变成花茶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我读《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初译《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后改《西行漫记》。
我并没有想写征文的念头，但在纪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表五十周年活动之际，我想表达对这本书和作者的感激之情。
1936年以前，我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相反，我还受了当时国民党的反宣传，但是我也厌恶国民党和他们的军队，这些厌恶并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而是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等等一系列事实中感受到的。我不愿做亡国奴，我仇恨在上海日本租界里横行霸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我讨厌杭州、苏州日本领事馆和上海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我也讨厌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嫖妓纳妾。1936年，我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在银行里当了一名小职员，又目睹上海十里洋场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内心处于徬徨、苦闷中。虽然在抗战前后有个别同事介绍我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但由于我根底太差，所以并没有引起思想上太多变化。
我的好友黄嘉音（可惜被错划了右派，后来死在青海狱中）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因此我几十年来对斯诺和《西行漫记》始终怀着一种崇敬而又感激的心情。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旧事重提
《光明日报》四十五周年生日，从我的漫画和《光明日报》来说，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5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长期发表的都是国际时事漫画，那时我虽兼《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实际工作已在美协，已不具体管报纸的美术、摄影了，时事漫画政策性甚强，不在报馆不好掌握，信息也不灵，久而久之就不敢画了。
当时画国内的漫画，顾忌甚多。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我想既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作国际时事漫画大多属于敌我性质，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既属矛盾，就有问题也应作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说过，讽刺要分敌、友、我，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不可滥用。我想了个“人民内部讽刺漫画”的题目以区别那些时事漫画。说来容易，要画这种漫画也是要冒着一些风险的，“暴露社会主义的黑暗”、“为敌张目、被人利用”就是常用的帽子，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了，因此当时报纸也很少刊登（或可说很怕刊登）这类漫画，很多漫画作者有了“反右”的经验也很怕画这类漫画了。
我在50年代末，曾应《光明日报》之约，画了几幅“内部讽刺漫画”，不想过了一阵，那位组稿的同志笑眯眯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画些这方面的题材，我心里也明白这位同志说的意思，就断了投稿关系。1961年，我和广东的王匡同志一起出国，他问我：“你给《光明日报》的那些画很有意思，怎么不画了呀？”我说：“他们不要了。”王匡嘟囔了一句，回京以后他见了穆欣同志，后来穆欣就派人来组稿了。当时我们两人确实说了这样两句话：“只要你登，我就敢画。”“只要你画，我就敢登。”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就揭发成了我和穆欣的反党密约和黑话。
我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东风》连续发表了几年“人民内部讽刺漫画”，这在当时的全国报刊和漫画作者都是没有的。因此“文革”开始，我就成为美术界第一个作品受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东风》刊登的许多我的漫画成了大毒草。至今不忘的某次批判会，把我的漫画和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结成了一对一，当时我坐着“喷气式”，侧眼想看也不允许，但批判时说邓拓怎么说华君武就怎么画，生扯硬拽就拉在一起了。
我现在还想到《光明日报》有一整版批判我在《东风》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漫画，想是迫于形势的“自我消毒”。俱往矣，不去说它了。
“四人帮”倒台后，一次遇到当时《光明日报》某领导，他笑眯眯地要我再为报纸画漫画，我也笑眯眯地回答说：“你们登了一整版批判我‘黑画’的文章还没有给我平反呢。”这位领导真的组织了一篇为我平反的文章，我看完清样后吓了一跳，请求“免予平反”，因为文章里说我的漫画是早已识破林彪、康生的阴谋而创作的。从九层地狱一下到了天上，到底是鬼是仙，我怕读者也要疑神疑鬼了。
我认为，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是从旧的阶级、旧的社会那里带来的，并不是新社会产生的，批判旧的就是扶植新生事物，这不是抹社会主义之黑，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