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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女赢家（3）
在布什总统就职前，《时代周刊》把他评为“2000年年度风云人物”，原因是他“重塑和团结了共和党”。这是句骗人的鬼话。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没有变，和一代人以前一样。共和党的纲领还是他的前辈们留下的相互矛盾的拼凑起来的混合体：经济自由（减税、反规制、限制政府权力）和社会控制（反生育选择、强制穷人工作、扩大政府干预、支持教会）。在收回政府授权和扩大宗教势力的权力方面，布什的纲领和里根的如出一辙，有过之而无不及。惟一“重新塑造”的是共和党的公共形象，在这其中，布什身边的女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她们的使命是解决共和党的妇女问题。在近20年时间里，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女性比例要比男性小一些。问题更为明显地表现为“性别鸿沟”，但是其中所掩盖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坚持了30年性别歧视，共和党已经碰得鼻青脸肿。
自1964年，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民权法案》之后，共和党刷新了他们的“反共政策”，开始“妖魔化”民主党。在当时兴起的新右翼势力，通过把种族隔离、犯罪、税收都归罪到民主党的办法，成功地争取了满腹牢骚的南方选民。共和党的反应是积极的防御，宣传的却不是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或者不平等，而是听起来更为健康的价值观念，如“隐私”、“小政府”和“州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共和党拉拢各州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共和党对能够被宽泛地定义为女权主义纲领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得非常关心：这不仅包括种族隔离问题、民权问题还包括女性的平等权利、堕胎以及平等的就业机会问题、赞助性行动、男女同性恋的性自由权利、环境保护 ；贫困母亲的救济以及通过新的立法解决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诉权问题。
共和党把目标订在白人男子上，因为他们假定白人男子的妻子在投票时会和她们的丈夫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他们错了。反对“集体抵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54％的男性选民投了里根的票，而只有46％的女性选民支持了里根。这种差异持续了整个80年代。1996年，54％的妇女投票支持比尔·克林顿，男性选民的支持率则只有43％ ：11个百分点的差距，或者像“艾米丽名单”（一个为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女性候选人筹款的政治行动）上的人一样叫它“性别大峡谷”。2000年的情况也一样。乔治·布什在男性选民方面赢了戈尔11个百分点，在女性选民方面则输掉了同样的比率。
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的时候，在总统选举团赢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但是他赢得大选的竞选策略是转向迎合比例日益缩小的白人男性选民。他没有去争取女性或有色人种选民，那不是他的选民基础，不在他的核心集团里。里根到处搜寻能够为他解决“妇女问题”的女性。麻烦的是，在那个时代新右翼势力中女性凤毛麟角。在1980年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没有一位知名的女性。“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一个女人都没有。”知情人莱恩·诺夫茨格（Lyn Nofziger）后来写道，“除非当时一个这样的人没有，否则如果当时里根不怕麻烦，倒是可能有指望的，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在里根第一任内阁里，有一位女性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被里根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声望不高的职位）。柯克帕特里克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并被认为是在堕胎问题上“态度不确定”。但是和惠特曼一样，她被安排在一个与妇女权力不相干的职位上；仅此而已。正如苏珊·法鲁蒂（Susan Faludi）所说，“少数几位偷偷溜过白宫草坪上‘女孩止步’牌子的妇女感觉并不自在。”在这十年里，出任联邦职位、白宫官员或者需要参议院批准职务的女性数量第一次下降。
此后20年，在民主党尝到了在女性选民中占优势的甜头的同时，共和党开始集中精力培植自己的女性战斗力量。右翼基金会（同一伙人资助了传统基金会以及新右翼势力对赞助性行动、福利和对克林顿夫妇的攻击）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量身定做的妇女组织身上：独立妇女论坛只是其中之一。在2001年8月26日妇女平等日那天，阿什克罗夫特任命独立妇女论坛的主席南希·普夫敦豪厄（Nancy Pfotenhauer）以及该组织董事会成员之一玛戈·希尔（Margot Hill）担任针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犯罪全国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伴随着据称曾骚扰过包括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内多位女性同事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个小型的、由他自己挑选出来的小组成立了，独立妇女论坛也成为了共和党右翼妇女的附属机构。该组织引以自豪的是，曾经长期、积极地反对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同工同酬法案》、《女性教育平等法案》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法案》（VAWA）。独立妇女论坛强烈反对的观点与上述法案的最后一项相一致，即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到歧视的观念。由于这一观点的一致、恰到好处，独立妇女论坛的主席南希·普夫敦豪厄因此确保了在布什政府劳工部的一个位置，担任工作场所问题委员会的委员。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是独立妇女论坛创始人之一，也是赞助性行动的敌人，被派到了民权委员会，在那里，她竭尽所能阻挠对佛罗里达州选举程序的调查工作（太多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强调，也歪曲了该委员会就投票不正常现象情况报告的报道范围。毫不奇怪，瑟斯特罗姆与委员会主席玛丽·弗朗西斯·贝瑞（Mary Frances Berry）发生激烈冲突。媒体并没有调查冲突的实质，焦点却集中在两个女人的激烈争吵上。《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伟大的佛罗里达选举扯淡”。如果读者真正了解问题出在哪里，肯定会感觉不同）。
像布什身边的女人那样被任命担任高官，真的会对选民有影响吗？在总统第一个任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安娜·格林伯格（Anna Greenberg）怀疑“一般的女性”选民甚至可能没听说过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内政部长盖尔·安·诺顿（Gale Ann Norton）或者农业部长安·维内曼（Ann Veneman）的名字。格林伯格说，女性官员并不能保证女性支持者在选举时间来投票，即使是女性高官也并不能保证转化成选票，但显然共和党认为布什身边的女人能够帮上忙。就在布什上任后的7个月，共和党的民意测验专家看到了一项调查结果，皱起了眉头。“这不是一个乐观的数据”，他告诉媒体。布什白宫的装饰薄板正在被侵蚀，共和党的大幅度减税以及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举措，看起来疏远了女性选民中的极大多数（布什试图把已经降低的饮用水中允许的砷含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草率地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根据2001年7月的一次民意测验，男性中声称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与支持民主党的人为43％比37％ ；女性则相反，为47％比32％。总统的支持率是首个任期初期的历史最低（51％），同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在有子女的已婚妇女中，共和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这一部分人原本是共和党候选人传统上支持率最高的。
共和党的回应是加大布什政府女性高官的宣传力度。7月，白宫邀请女性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与女性官员见面。共和党全国大会宣布，每年将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新的宣传攻势，“女赢家”将突出介绍卡伦·P。休斯、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康多莉萨·赖斯的事迹。这项工作由共和党全国大会现任副主席安·瓦格纳（Ann Wagner）负责，她的名字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段强调性的注释“38岁的郊区母亲”，她的ID完全符合共和党战略家打算俘虏的人口范围。
引子女赢家（4）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选民变得极为支持他们的最高统帅。次年1月，总统宣称，“现在我不考虑政治。”不过，他的政治团队仍然在运转。当2002年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女性“摇摆不定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那年春天晚些时候，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丢失了一个电脑磁盘，最终落入了媒体手中。其中有做成了Power Point文档格式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孚（Karl Rove）的选举建议。他说，“布什总统，需要发展他在拉美后裔、郊区妇女、罗马天主教徒以及工会会员中的影响力。”把这类人混合起来，困难不小，不过罗孚心中有数（他被称为“布什的大脑”，这并不是随便叫的）。美国选民中52％是女性。郊区居住者占人口比重的51％，郊区妇女占了选民总数的25％～30％。正如民意测验专家安娜·格林伯格解释的那样 ：妇女，特别是已婚白人郊区妇女，是最不坚定的选民，最大的摇摆不定的部分。格林伯格说，“极其重要”；其他都保持不变，他们将左右2004年大选的胜负结果。他们当然是共和党掌握之中的最大的“独立”集团。
2003年，另一本共和党备忘录被发现了。从布什在“9·11”事件后受欢迎程度令人眩晕的高度跌落下来，激增的失业人数以及在伊拉克阵亡士兵的人数，使布什的支持率暴跌，甚至低于“9·11”事件前的最低点。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期望从一次不寻常的、选民发起的选举中获益。这次投票将决定是否罢免并取代格雷·戴维斯（Grey Davis）州长（发起这次罢免活动的是一名共和党百万富翁，他从外州雇用工人征集加州的签名）。这本属于加州共和党组织者朱莉·雷切尔（Julie Leitzell）的备忘录，声称这次罢免选举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争取那些心怀不满的选民，特别是妇女。“利用这次机会（和好的新闻吸引技巧）展现多元化的共和党妇女（母亲、教育者、企业主、学生、工作女性）很重要。”雷切尔写道，“我们想确认媒体已经被导向这样一个视角，‘明事理的女性反对戴维斯’……我们正努力为每个地方事件找到一个有名的女性作为着眼点。”
当时共和党候选人中的领先者是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他是一个兼备各种古怪特点的人，反对共和党关于堕胎（他支持堕胎合法化）、枪支管制、男女同性恋的平等权利的政策，并曾激怒过宗教右翼势力。在伦敦，报纸称他是“咸猪手州长”，因为多名妇女都有被他公开骚扰的记录。在最近的一次，一名妇女告诉《首映》（Premiere）杂志，他走近她，并把她的乳房拉出了衬衫。“这是性骚扰，是非法的，”洛杉矶女权积极分子卡伦·鲍默（Karen Pomer）说。
共和党愤世嫉俗的女性路线应该不奏效了，不过话说回来，美国政治存在许多的“应该”。例如，民主党的领导人“应该”把布什身边的女人当回事儿。然而，太经常了，应该说的话没有说。组阁之时，民主党反对布什提名的人数非常有限。他们选择了两个人来轰赶和叫喊——琳达·查维兹（Linda Chavez），是布什的劳工部长的首个人选；另一个是阿什克罗夫特。查维兹长期反对赞助性行动和多语教育，当她被发现违反了劳工法，提名被撤回。民主党参议员说了许多阿什克罗夫特历史记录的糗事，包括反对废除种族歧视，反对堕胎合法化。然而，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位在任职批准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布什其他提名未经细查，都顺利通过。
在更大的范围来看，问题不仅在于众议院和参议院里存在的亲密关系，而是在于更为严重的两党的趋同倾向。共和党在争取女性和温和派，已经完全脱掉了虚伪的外衣；而民主党的领导人已经远离了其核心支持者。在1992年的著作《谁将告诉人民》（Who Will Tell the People）中，政治分析家威廉·葛雷德（William Greider）指出，克林顿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创建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强调迎合美国中产阶级。这是一种非女权主义者、非民权的积极倡导者、非工会积极分子的委婉说法，实质上是抛弃了那些可能惹麻烦的人，讨好提供美国大公司精英中可能的捐款人。葛雷德写到：“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打击民主党的核心组成部分——劳工、学校教师、女权组织、和平及反战分子、少数种族以及赞助性行动的支持者。其对外宣称目标是，恢复党对不满现状的白人男性，特别是南方的白人男性的吸引力。”
到1988年，正如苏珊·法伦蒂所说，“民主妇女的党已经终结了。”民主党领导人不但拒绝在战斗中站在自己的一边，而且竭尽全力抛弃自己的母队。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主席保罗·柯尔克（Paul Kirk）宣布，一些“狭隘”的问题，诸如《平等权利修正案》以及堕胎合法化问题，在党的纲领中没有位置，尽管绝大多数民主党选民都对此明确反对。他试图解散该党的妇女核心组织，而民主党全国大会悄然省略了堕胎权利的议程。
克林顿执政期间，民主党领导人大肆鼓吹大力缩减政府，正如总统著名的表达方式，“结束福利，正如我们所知”。克林顿说这句话的热情和布什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时一样。对贫困家庭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克林顿真的这样做了。在他领导下，公共教育、经济性住房、以及儿童福利方面，出于收支平衡以及财政的保守主义原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克林顿总统推动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违背了广大工会会员、环保主义者、消费者权利组织的意愿。耗费资金的毒品战争笨拙地展开，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的监狱人口从140万猛增到200多万。严酷的《1996年反恐怖主义及有效死刑法案》不仅增加了一大批可以被执行死刑的罪名，而且使等待被处决者证明自己清白变得更加困难，还因为秘密证据原则造成了被指控犯有轻微的移民违法者无法保释（从克林顿的这项法律到阿什克罗夫特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是一个小的飞跃——被缩写为《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法案指的是《提供拦截和阻碍恐怖主义必须的合适工具以团结和加强美国法案》）。
克林顿一直支持罗伊（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承认堕胎合法化），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组织一直对他给予赞扬。但是在他在任期间，数百项对于堕胎的限制，诸如“父母赞同”法，都生效了。右翼势力大惊小怪，他就牺牲了对同性恋的支持（即在军队中的不歧视政策）。他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福利“改革”法，不但整体上看起来像汤米·汤普森的做法，而且还开了先河，把联邦政府的钱提供给显而易见的宗教组织。该条款允许宗教服务提供者，申请联邦的福利资金，称之为“慈善选择”。
国际方面，在克林顿和戈尔领导下，2000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未来十年的蓝图。国防部负责实施“全范围控制”战略——有能力击败任何地方的敌对者，使用各种级别的军事技术，包括核武器。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也找不到更令人心寒胆战的术语。
到1999年，许多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对克林顿的离去并不感到难过。作为离别的礼物，比尔·克林顿给他的党卸下了他个人问题的负担。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的蠢事，被共和党玩弄于掌心。在女权问题上，追究克林顿责任的共和党领导人犯过比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不当行为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在思想上有说谎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着草率的婚姻记录并以此为乐），但他们成功地把自己藏在了“卫道士”的外衣之下。布什—切尼开始竞选，就好像在克林顿和戈尔污秽的八年后，给正直妇女的答案。
政治保守派，全都由利益驱动，盘算好如何重新安排他们在“女权主义”和“民权”现象中的位置。在小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的华盛顿游行”举行40年后，美国政治已经变得都与“个性”或者小布什宣传中所说的“性格”（无半点儿讽刺）有关了。在国会山，以及知名媒体，充斥着身份认同政治，要么就是只有身份，没有政治。
这确实奏效，因为最大的妇女组织倾向于把对有权势的妇女的批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比如“夫人基金会”的白宫项目之类的运作，继续提倡无条件的性别对等，并作为其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左翼媒体，也摆脱不了男人至上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