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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以身祭窑的翠兰，窑工们后来在封窑门时，用砖砌成少女的形象，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那以后，历代皇帝都曾不惜财力烧制祭红，但是这种殷红色的瓷器，如同神话中的宝物一样，非常难得。这就是被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祭红。在景德镇陶瓷馆的近万件藏品中，祭红只有九件半，其中一件明代宣德年间的祭红，收藏时只剩下了残缺的一半。
景德镇制瓷业从五代到清代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明者，但却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以精湛的制瓷技艺和高度的瓷业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陶瓷的最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景德镇陶瓷理所当然地在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塑圣杨惠之
塑圣杨惠之
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江苏吴县香山人，生卒无考，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据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记载：“杨惠之不知何处人，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由此可知他应为吴道子的同时代人，而且画艺颇精。但“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奋，专肆塑作”。
尽管杨惠之弃画专塑了，但他的绘画功底也为从事雕塑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时人称“道子画，惠之塑，得僧繇神笔路”。认为杨塑“艰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他成功地把张僧繇的绘画风格运用到雕塑方面，“为天下第一”，当时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杨惠之被誉为“塑圣”，与“画圣”吴道子并驾齐驱，饮誉天下。
《五代名画补遗》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惠之曾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像成之，惠之亲手装染，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连塑像的背面都如此传神，可见杨惠之的技艺有多高超。
杨惠之是位多产的雕塑巨匠，他创作的雕像在数量、质量及种类等方面都是惊人的。仅从画史记载来看，其作品就有长安长乐乡北太华观玉皇尊像，临潼骊山福严寺山水壁塑，凤翔天柱寺维摩像，汴州安业寺（后改大相国寺）净土院大殿佛像及枝条千佛像，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像及当殿维摩像，洛阳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像及山亭院楞伽山，洛阳北邙山老君像以及昆山慧聚寺毗沙门天王和侍女像等多种。
他还创制了“塑壁”的新形式，即在墙壁上塑出云水、岩岛、树石，吴县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塑像相传为杨惠之的杰作。杨惠之的雕塑也融合了这一特色，“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古今绝技。”
所谓九尊罗汉，实际上是以“壁塑”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其背景是突兀的山岩，卷舒的云气，翻滚的浪花，有些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圆浮雕。而一个个罗汉则居于洞中。山石的造型有些夸张变异，上大下小，甚至有些像云彩。而人物的塑造，大致以写实为原则。种种凡俗人物一经他的塑刻点化，立时化身为姿态各异的低眉菩萨与怒目金刚。人物神情、姿态、肌理、衣饰等作品细节也十分精到。杨惠之所发扬的“壁塑”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一部分。他也无愧于“塑圣”的美誉。
我国是世界上有名的产玉国之一。由于玉具有温润细腻的质地，莹洁美丽的色泽，因而受到人们的珍爱。我国古代有重玉的风尚，历代王公贵族视玉为神秘、高贵之物，将佩玉、戴玉作为显示自己财富、权位的标志，并以君子德行比附于它。玉还被广泛用于朝聘、祭祀礼仪、丧葬等活动中。古代玉器既反映出不同时代和阶段的社会意识、生活习俗，同时也折射出中华艺术精华的灿烂。
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玉制的璜、珠坠等佩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雕刻品。也就是说，在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中国玉雕。
到了商周两代，玉器制作更趋兴盛。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得旧宝石万四予”。可见商代制玉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玉雕在艺术上出现了新的格调，风格改三代严谨凝滞为灵巧多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大动乱年代，加之瓷器的兴起，玉雕生产少有发展。到了明清，又是我国玉雕的繁荣时期。
“中国玉雕之乡”河南省镇平县，其地生产、加工玉器的历史可以上溯4000余年。自伏牛山深处流出的一脉水，在此汇成一湾，水之湄，屋舍俨然，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便开始了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制作玉器的历史。
镇平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玉雕生产加工集散地，“村村都有机器响，家家一片琢玉声”。镇平出产的南阳玉又称“独山玉”或“独玉”，是玉雕的原材料，它以绿、白、绛紫色为主，各色浸染交错，“多色交辉”。
扬州是我国玉器的主要产区，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在江淮东部龙虬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玉璜、玉管等物，扬州汉代墓葬亦出土不少玉器，品类繁多，造型优美，且已采用透雕、阴线刻和浅浮雕手法。唐代的扬州玉器工艺又达到新高峰，宋代扬州玉雕出现了镂雕和练条技艺，为后来特色技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玉石质地坚硬缜密，硬度为摩氏4度至8度，手工雕琢技术较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磨，即“琢玉”与“碾玉”。扬州玉雕使用的玉料有新疆的白玉、青玉、碧玉，辽宁的岫玉、玛瑙、黄玉，江苏的水晶，湖北的绿苗、松耳石，广东的南方玉及巴西的玉石，缅甸的翡翠，阿富汗的青金，加拿大的碧玉和日本的珊瑚等；其制作工艺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保持着扬州传统的地方文化特色，将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和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为一体，形成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点，具有秀丽典雅、玲珑剔透的艺术风格。历代扬州玉雕分别保留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如西汉的《白玉蝉》以和阗玉雕成，采用“汉八雕”的手法，线条凝练挺拔，推磨极见功夫；清代的《大禹治水》多种手法并用，属于稀世珍品，它以新疆青白玉为材料，高224厘米，前后雕琢6年，用工15万个，耗费白银15000余两。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我国象牙雕刻的特色
我国象牙雕刻的特色
象盛产于非洲，因此非洲的象牙雕刻十分著名。我国的象牙雕刻亦是源远流长。质白莹润的象牙在先民眼中已属高贵之物，而象牙材料坚韧细腻，适合雕刻的特性则在原始社会就被先民们所认识。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便有鸟形圆雕等最早的象牙刻件出土。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象牙雕刻工艺不断发展。宋代时创制了象牙套球，又名“鬼工球”。它是在整块象牙里镂雕出每层可以转动自如的多重刻花套球，玲珑剔透、奇巧雅致。
商代以后，考古出土的象牙雕刻和象牙制品，更是层出不穷。至于清代乃是我国象牙雕刻的鼎盛时期，以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清代牙雕在技法上主要分为南北二派，北派以北京的传统雕刻为主，多以古装的仕女、人物、山水、花鸟为题材，有的还采用了着色、染色的手法。南派以广州制品为代表，著名的产品有象牙套球、楼船、西洋棋等等。
清代是牙雕工艺的鼎盛时代。清代前朝，象牙雕刻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不论在生产技术或艺术创造方面，都有所发展。中期以后，象牙雕刻艺术创作方面走向了繁琐堆饰。清代的象牙雕刻已基本形成江南与广东两大艺术流派。
这时候象牙雕刻已逐步向“小品雕刻”的趋势发展，大件牙雕已不常见。文房用具理所当然地成了牙雕工艺的主要部分。主要以文玩、装饰品为主，笔筒、笔架、砚台、墨盒、水墨、镇纸以及一些文具盒、印盒、画托等都比较常见，这些象牙小件多以文人故事、花鸟图案，吉祥题材为装饰，有着浓郁的文人气息。象牙雕刻成为文人士大夫以及官宦贵员的案头把玩。象牙雕的实用品不是牙雕工艺的主要部分，品种也只是筷、扇子之类的小件作品。
清代象牙雕刻技法完备，手法多样，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镂雕，在象牙雕刻中得以普遍运用。
圆雕，一般采用整段象牙为雕料，雕刻成立体的造型。这种表现手法要求雕刻者有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及创造能力。一般一些桌案摆件和人物类雕像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清代的圆雕人物，风格稍显繁琐，已比较注重衣褶的刻划，更增加质感。牙雕“持经观音”，手持经卷，闭目而坐，其形容仪范体现出观音菩萨的清净端庄、慈悲的道德风范。坐像虽小，但雕像特别注重衣饰的刻划、线条明显增多，刀法流畅但稍欠浑厚，与明代牙雕人物风格迥然不同。
浮雕，是在平板材上表面立体的层次的雕刻方式，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前后层次关系和半立体效果。浮雕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的造型形式，有浅浮雕与高浮雕之分。浅浮雕是阳纹雕刻低于高浮雕而又高于薄地阳文雕刻法，属于平面雕刻，但具有明显的层次感，大多数的象牙雕刻都有运用此法。高浮雕介于圆雕和平面雕之间，属一种半立体的雕刻形式，具有较强的空间感。如牙雕渔樵图笔筒，用高浮雕法作山水、渔樵、牧童，画面呈立体形于平面之上，浮雕效果十分突出。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秦皇陵兵马俑
秦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营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
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陵墓近似方形，顶部平坦，腰略呈阶梯形。现存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120750平方米的陵墓及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陵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建造于公元前221~前209年，总面积25380平方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
秦始皇陵原名“丽山”或“郦山”。北魏时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年）说，因为始皇陵所在地区的地质多砂石，缺乏纯净的黄土，就从陵冢东北五里的吴家寨子附近的低洼地带把土运来堆砌成山。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军阵，也是秦俑坑的精华所在；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这个军阵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
秦俑的写实手法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的承前启后艺术为世界瞩目。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
将军俑，大都身材高大魁梧，头戴双卷尾冠，足穿方口翘尖履，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鱼鳞甲，或着长袍不披甲，长髯飘洒，昂首挺胸。有的显得威武大度，雄风逼人，勃发出阳刚之气；有的显得满腹韬略，气宇轩昂，表现出儒将之风。
武士俑，有战袍武士俑、铠甲武士俑、警卫武士俑。战袍武士俑，免冠束髻，身穿短袍，挽弓挎箭。这种不戴头盔，不着铠甲的武士，更显示出秦军的英勇善战和大无畏精神。铠甲武士俑，披甲站立，或免冠，或头戴软帽，腿扎行胜，脑后绾六股宽辫行扁髻，个个神情严肃恭谨。
骑兵鞍马俑，一般立于马前，一手牵缰绳，一手作提弓状。骑兵俑头戴圆形小帽，身穿紧腰窄袖短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骑兵俑的服饰是秦人服饰与古之“胡服”交融历史中最典型的例证之一。
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俑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云冈石窟佛教雕塑
云冈石窟佛教雕塑
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2厘米。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它的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据说是在公元5世纪初，今天山西省雁北重镇大同市作为北魏国的都城，当时称为平城，至5世纪末迁都洛阳，在近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北方封建统治的中心。初期的北魏王朝非常崇信佛教，并奉为国教。公元446年，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了佛教史上的“太武灭法”。不久太武帝病，疑为灭法所致，大悔，杀崔浩。文成帝继位后，首先恢复佛法。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当时一位著名和尚奉文成帝之命，役使了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和雕刻家动工开凿的。
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整个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窟雕刻的题材内容，基本上是佛像和佛教故事。石窟中最大的佛像是第五窟三世佛的中央坐像，高达17米。佛像形态端庄，是中原文化传统的表现手法，但其脸部形象：额宽、鼻高、眼大而唇薄，却具有外域佛教文化的某些特征。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当时刚刚传入中土，所以早期的云冈石窟，受到印度、波斯，甚至希腊等西方艺术的影响。每尊佛都体积很大，但不做什么细节处理；在佛的胸部与肩部，刻出一些半圆形的密集纹路，代表衣服的褶皱，这种做法，基本上是对印度佛刻的仿效。
云冈石窟中最早的五个洞是“昙曜五窟”。由北魏和尚昙曜主持修建，这5个洞都呈马蹄形，里面供奉着硕大无比的巨佛。学者认为五窟佛像为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之肖像。文成帝恢复佛法后，佛教为巩固自身地位，宣扬皇帝即“当今如来”以取悦当政者。于是揭开了佛像以君王为模本的风气，直至唐代，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也传以武后则天为原形雕塑。
云冈20窟佛像都是肩宽体厚，几乎占据整个身躯的三分之二，其粗壮短小下肢，与全身比例失调。这种躯体的变形，它体现北方游牧民族原始野性的生命追求，加以夸张，加以变形，尽力追求一种宗教内在力量。唯其如此，它比起明清时代俗丽、娴熟到“太合比例”的成熟美，更具古拙粗犷的艺术魅力。
最饶有趣味的是第八窟拱门东侧雕刻的摩醯首罗天和西侧的鸿摩罗天，一个骑神牛三头八臂，一个乘神鸟五头六臂。这一组新奇神异的浮雕，不再是生命的写实，而是精神的写意。游牧民族用审美的艺术形象折射生命现象中的“多头多臂”，内化为人类幻想生长出更多的智慧头脑和勇敢的手臂，去征服自然，以获得自身生命的拓展与延伸。
《文化艺术》 第五章、陶瓷雕塑敦煌莫高窟佛像雕刻艺术
敦煌莫高窟佛像雕刻艺术
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敦煌石窟又名莫高窟，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是举世闻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代表了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最高的石窟艺术，有“丝路明珠”之称。
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相传当时有一个名叫乐尊的禅师，途经此地歇息，正值黄昏夕照，突然抬头望见三危山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显身其间。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