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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北京党中央的主帅，在这段最要命的日子里离开北京，离开党中央权力核心，除了他对毛泽东仍心存侥幸抱有希望之外，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在心里承认彻底失败，毛已先他下手实施了「兵变」。但他尚未与毛公开撕破过脸皮。就算他在大饥荒的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二年春有过对毛不恭言行，但确实从未有过具体的反毛计画，相信毛手下的内卫系统也未抓着过他的什么把柄，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也还甚为稳固，事情似乎还有转圜的余地；二是他或许已知悉中央军委的元帅、大将们、三军总部的司令员政委们，普遍对林彪秘密调动「四野」第三十八军入关，到北京城里搞「兵变」感到愤怒和羞辱，而寄望军队元老们群起反「兵变」，赶林彪下台，断毛的翼羽。他则置之事外，回来正可收拾局面。
可是毛泽东的兵变功夫已经修练到家，早抽空了北京军区在河北省境内的部队，北京地区已完全处在了第三十八军的铁壁铜墙之下，北京城内的卫戍部队司令部亦已改组，中南海及其所有中央政治局成员、书记处成员们的住宅，则完全由毛的亲信书童出身的汪东兴率领的中南海警卫师控制着，中央军委只剩下贺龙元帅几位演空城计，无兵无卒的，就是想反兵变也反不起来了。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往往坏事，远不及刘、周、陈、邓高明；玩弄军事手段，阳谋阴谋，刘、周、陈、邓们却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多次召集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谈话。毛泽东开始点名批判彭真。他对彭真已恨之入骨，却又举着小拇指说：彭真算老几？小人物一个，我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把他捅倒！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提出要支持左派，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要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小组？就叫文化革命小组，伯达当组长，康生做顾问，江青、春桥做副组长，湖北父母官王任重这一段表现不错，也兼个副组长，谢富治、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诸位当成员……当然这事现在不准外传，等我找机会叫政治局开会通过一下。
接下来，毛泽东对几位亲信大将面授机宜：彭真的北京市委搞成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周扬的中宣部是阎王殿，专门压迫左派，要解散，要倒毁，重新来过……四二年我在延安就讲过，搞革命就是割猪肉，要一刀一刀来割，一块一块来割。庄子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何轻疾。我们要向庖丁前辈学习，讲究刀功刀法，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猪肉尚未割成，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的高超韬略，神机妙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们是心领神会、俯首投地了。
也是毛终于向他们透了透「天机」，或称为「路线交底」。过去干革命「割猪肉」，是从国民党政权身上一刀一刀割下根据地，建立起使共产党势力日益扩大的地盘；现在干革命「割猪肉」，也是一刀一刀，一块一块地来割，自下而上，由小及大，先割掉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再割掉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割掉中宣部，一步一步割上去……毛泽东未说明，但意图已对亲信们暗示得很清楚了：一刀一刀割向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一刀一刀割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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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 北京中央不堪一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军事管制后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公开炮打中共北京市委，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彭真却求救无门。周恩来总理很圆熟，已经刻意疏远着他。邓小平总书记倒是没有回避他，中宣部的陆定一也够朋友，跟他深谈过两次，却不得要领。一切等着刘少奇回来拿主意。刘少奇却逗留在新疆视察工作，还即将出访阿富汗王国及缅甸，最早也要到四月二十日才能返回北京。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奉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召开会议，邓小平主持，周恩来、陈云、彭真、贺龙、康生、陈伯达、陆定一、王稼祥等出席，中办副主任田家英等列席。会上，康生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于三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点了彭真的名，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陈伯达则指着彭真的鼻子，揭发批判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康生、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意向的发言，给会议带来巨大压力。陆定一却豁出去了，看不惯康生、陈伯达两位的「狗仗主势」，起而质问：共产党办事，还讲不讲个规章？有不有个纪律？不经党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凭什么信口开河，指某位中央负责人「犯了一系列错误」、「一系列反党罪行」？一时间，与会者大都赞赏陆定一的胆识。康生、陈伯达虽然居于少数，但有伟大的毛泽东授意，有三十八军撑腰，毫不退缩，与陆定一展开激烈争辩，康生指陆定一为彭真的同路人。贺龙元帅瞪了康生、陈伯达几眼，几次要发言，均被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制止住了。陈云则闭上眼睛，满睑阴云，一声不吭。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就未发一言，后来回到北京继续批彭德怀，他也坐在主席台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吭。那次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说：陈云的眼神很可怕，像要吃人。毛泽东却对上海印刷工人出身又长期从事党务及经济工作的陈云不以为意：他就是那个样子，不要去理会他；这次康生会后到武昌跟毛泽东汇报时，也提到陈云的眼神很可怕，充满了仇恨。毛泽东仍不以为意：陈云还是老样子，不要去理会他。
倒是彭真本人沉得住气，在征得邓小平点头之后，作了发言。他出奇地冶静，没有说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而说：我们的问题，又主要是我本人，闹到今天这一步，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因之很有必要尽快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研究，来明辩是非，以理服人，治病救人。包括对我本人的组织处理。不然，继续这样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的闹腾下去，对党对国家都损失太大。
彭真的水平，在中央领导层是众所周知的，否则他一个山西省贫苦人家出身的人，也不会受到毛、刘的器重，提拔到今日的高位。当即有陆定一、贺龙、田家英等附议，要求及早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内纷争，以求得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团结、统一。
令彭真、陆定一吃惊和寒心的是：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却嘴巴很紧，没有替大难临头的彭真说句公平一点的话，除了同意向毛泽东主席提请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外，他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反而同意会议做出决议：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为召开中央全会作准备。
散会时，不知厉害又一向富于人情味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特意走到彭真面前，关照说：保重埃彭真直着脖子苦笑着回答：彼此保重，放心，我彭胡子不会叛党自杀。已经走出会议室的康生却回过头来看到这一幕，汇报到毛泽东那里。田家英即将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劫难逃了。
再说深居武昌东湖宾馆呼风唤雨、玩中共其它领导人于掌股之上的毛泽东，却任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中央常委的名义再三恳请，坚决不回北京。他仍委托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是做为缓兵之计，二是制造机会让他们继续犯错误。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曰，毛泽东再次在武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亲自出马，对彭真的「反党罪行」
进行无情的批判。他把「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也扯了进来，并且点了陆定一、杨尚昆的名。这一来，根本不曾存在过的「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便在毛泽东的谈笑之间初具规模。配合着伟大领袖的圣旨，康生、陈伯达在会上口沬横飞，攻势更为勇猛凌厉。彭真已经抬不起头。邓小平、陈云、朱德皆保持沉默。周恩来态度暧昧，但渐次趋于顺从毛泽东。这次会议认可了上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所做的决议，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手上有现成的名单，他照着一张十行纸念了一遍，无异议通过。对于召开新的中央全会，毛泽东不示可否，只是含糊其辞地对刘、周说了一句：大家看着办吧！有人事后议论说，邓小平此举，无异于自掘墓穴，等着毛泽东将其扔进去。实则邓小平希望以自己最后的紧跟行动，力图争取参与运动领导，以乞怜于毛泽东放他一马。
毛泽东仍住在武昌，继续对彭真进行严厉批判。毛的讲话由康生带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却透出了他绝无放过刘少奇的信息。毛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做孙悟空大闹天宫，并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玉皇大帝」当然指的是刘少奇。毛泽东只差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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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节 「五。一六通知」出台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及夫人张茜一行，结束了对友邻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的国事访问，回到云南省会昆明。自三月二十六日出访以来，刘少奇离开北京已近一月。在昆明，他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周恩来总理转毛泽东主席，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那里有十几万知识青年在开垦橡胶园，并请示主席垩乐后，可否安排一次见面以汇报出访情况；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向中央请假一星期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慰问知青。
实则是刘少奇真不想回北京。他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又出了两件大事：揪出了彭、罗、陆、杨，都是他的左臂右膀；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毛泽东手下的亲信秀才。他已明显感觉到了，他回北京前程未卜，凶多吉少。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阎红彦上将，在多次汇报、交谈中，亦对党中央的激烈斗争状况忧心忡忡，特别是对党内军内紧急传达「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一事十分反感。阎红彦上将并直言不讳地说：江青凭什么在中央张牙舞爪？既然毛主席那样讨嫌自己的婆娘，为什么现在又搞「举贤不避亲」，让她坐直升飞机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搞不懂，想不通啊，刘主席，陈老总，老首长。
刘少奇、陈毅在阎红彦等人的陪同下，乘汽车赴西双版纳。在路上，他收到了北京的两封回电，一封是周恩来拍来的，转告毛泽东主席指示：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个别见面事另订时间；一封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拍来的，亦是敦促速返北京，一切面告。
从昆明乘汽车赴西双版纳，走滇缅公路，穿越横断山脉，来回路上就要一星期。因之刘少奇、陈毅回到北京已是四月底。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休息室，刘少奇听了工作演示文稿：根据毛主席指示，彭、罗、陆、杨被划为反党阴谋集团。刘少奇连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中央书记处一下于少了四名书记怎么办？邓小平说，主席已初步同意调中南局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主持宣传口。
调陶铸进北京，算是毛泽东对刘、邓所做的一点让步。陶铸是湖南老乡，跟林彪同属黄埔六期，当过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南下广东后转地方工作，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又升了中南局第一书记。人年轻，有才能，有政声。今后若周恩来不行了，倒是个做总理的材料。关键是他到了中央工作后，会跟了哪一个司令部走。
刘少奇回到北京看到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个措辞激烈、杀气腾腾的可怕「通知」。他跟毛泽东通了电话。毛说不忙见面，先代我主持五月四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吧，我的一些具体意见，会委托康生在会上传达。
关键时刻，刘少奇没能拍案而起，缺乏临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胆识。
他又一次犯了「党性修养」的老毛病：大难当头，只图自保。他为了顺从毛泽东，很少保护自己的战友、同事乃至亲信。一九五四年他不保护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时期的老同事潘汉年，潘汉年被毛泽东判处无期徒刑而死于湖南米江劳动农场；一九五五年反「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他不保护自己的新四军老部下饶漱石；一九五八年他不保护周恩来、陈云，毛泽东连续十三次公开点名周、陈二人右倾，「离开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他不保护彭德怀元帅，反而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的一大罪名「里通外国」就是他所封赠；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他不保护自己的爱将习仲勋、邓子恢；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林诱捕罗瑞卿大将他不据理力争；现在毛泽东要拿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开刀祭旗，搞文化大革命，接下来就要向他刘少奇这位「玉皇大帝」下手了，他仍然不能最后一搏，拯救自己。他总是希望能跟毛泽东达成妥协。明眼人当时已经看得出一个即将降临的大悲剧了：刘少奇不保护他人，他人也不会保护他刘少奇。
中共的另一领导人周恩来则表现出来跟刘少奇完全不同的作风。周在文革初期的滔天红祸中，拚了老命去死保自己的亲信大将，包括力保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力保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等，继而力保受毛、林派系排斥的将军们、部长们。他很快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强力军人集团，来与毛泽东、林彪的党中央周旋。妙不可言的是，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的军政集团来牵制势力日益膨胀的林彪派系！其结果是，周恩来保护老部下，老部下保护周恩来，使得周恩来于权力争斗的残酷夹缝中历尽艰辛得以幸存，此系后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身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第一次没有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露面。五月四日，毛泽东仍委托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却让康生做代表，在会上正式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案。彭真已知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出席中央会议，仍孤注一掷地提出：召开中央全会，集体讨论解决党内纷争。但此时他已被毛泽东「定罪」，他的提议，已无人敢于公开附议。
这次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除了陈伯达、康生二人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毛派斗士。他们以毛主席指示做后盾，在会上喧宾夺主，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他们誓言「不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幸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是「老革命」占多数，有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批元帅、副总理，力主缓和气氛，冷静局面，并敦促中央常委早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处理党内重大问题。这一来，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除罗瑞卿已遭投入军队监狱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均暂不逮捕，而责令他们留在各自的府上，反省检查。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有趣的是，林彪迟迟不肯返回北京视事。毛泽东两次电话通知他赴北京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却留在他苏州的行馆里「养补，无意出山。此时毛泽东已经从武昌东湖宾馆移居杭州西子湖畔的刘庄。他不得不委派北京的周恩来赴苏州敦请，并让周恩来传话：难道还要我亲自到苏州来请你回北京主持工作吗？林彪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诺，这才由周恩来陪同乘专机回了北京。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派勇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