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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因为畅观楼内混入了康生、谢富治内务特工系统的耳目，为了避免泄密坏事，不得不立即收兵。问题是文件整理小组是怎么产生的？奉的谁的旨意？若无上边的大来头，邓拓作为北京市委的一名文教书记兼政研室主任，能胆大包天、妄自作主？后来邓拓成为毛氏文革最早的清洗对象，并自杀身亡，畅观楼一事也就成了历史的谜团。很容易教人联想的是，邓拓的上面是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要害职务），彭真的上面是其老上级、国家主席刘少奇。
看来一次倒毛密谋，又胎死腹中。在京津地区，任何此类活动都已逃不出康生、谢富治领导下的中共内务特工系统。自一九六0年以来，该情报系统已替毛泽东搜集到大量的「内部敌晴」，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要办成一件事情，必先制造舆论。近两三年来，京津地区的舆论，有一股鬼鬼祟祟的气氛。最令人警觉的，是北京市委的三位名人邓拓、吴晗、廖沬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结成「三家村」，取了个笔名叫马南星，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发表《三家村札记》，每期一篇，旁引博征，借古讽今，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竭尽嬉笑怒骂；邓拓擅长杂文，还在《北京晚报》上独辟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每日一篇，议党议军议政，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戏剧界情况更严重，吴晗的一出《海瑞罢官》，在北京京剧院连演两年，为民请命，替彭德怀鸣冤；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则主演一出《海瑞骂皇帝》，从上海一路骂进北京城，彭真、陆定一、周扬们出席观看捧常现在骂皇帝骂的是谁？不言而喻，是骂毛泽东主席。社会主义的舞台上，还大演鬼戏、冤狱戏，什么《关汉卿》、《窦娥冤》、《李慧娘》，隐喻社会主义社会是黑暗无比、苦难无边的大冤狱，李慧娘更是死后变厉鬼，杀气腾腾，找仇人算账，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电影和小说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写生活阴暗面，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总之，京津地区的报刊杂志、文学艺术，似乎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营造一种舆论，一种气氛，目标很集中，对准伟大的毛泽东。而这舆论、气氛的背后，似有势力强大的人物蠢蠢欲动。
有人说，毛泽东从来纵欲荒淫，却绝不昏庸。他自一九六一年二月在长沙惊悉自己的卧室被刘、邓一系安装了窃听器之后，更是怀疑成狂，时刻提防自己的脑袋被人搬家。他南巡到南昌，江西省委替他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他不肯下水，他说水里有人下了毒。他也不肯住进宾馆，说房间里有不洁的气体。到了江苏的无锡。甚至到了他老家湖南长沙，他都不敢使用为他专设的游泳池，怀疑水里有毒。他说他的脑后长眼睛还下够，睡觉都要睁只眼闭只眼。他常常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宜将身子横站着。意思是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既要注意前面，还要注意后面及两侧，打八面拳。
注①一九六二年间，彭真曾说：三面红旗，还是三面白旗、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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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毛泽东收紧缰绳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按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原订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总安排、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全面整顿以来的好形势，以及讨论进一步替党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甄别平反。可是毛泽东在接获了康生的「内部敌情」密报后，却另有腹稿，他不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便突然在会上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密友、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在三年困难时候大刮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妖风，是右倾翻案的典型。接着又示意康生、柯庆施一伙借长篇小说《刘志丹》发难，指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支持该部小说的写作出版，是「利用小说反党」，是替高岗翻案，替彭德怀翻案。习仲勋原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被誉为中共的「智多星」，调入北京工作后成为刘少奇的心腹。他极力主张替彭德怀元帅平反。
毛泽东一举揪出了两位「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实际上是开始清除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此举也成功地打乱了会议的整个部署。遵照毛的旨意，由政治局扩大会开成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等人从无勇气在会议上跟毛泽东抗辩，只有被毛泽东牵了鼻子走。紧接着，毛泽东在会上大谈他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亦即是后来被中共的马屁理论家陈伯达、康生们吹捧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的胡吹海夸在经济上破产了、失败了，可在政治权术上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彻底背叛了他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逐渐消亡」的教导，而荒谬绝伦地提出：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从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力的斗争，存在着真马列主义和假马列主义亦即修正主义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一施阶级斗争的撒手锏，刘少奇、邓小平们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刘少奇的两名得力干将习仲勋、邓子恢被揪出来之后，也就封杀了党内要求替彭德怀元帅平反的呼声。至此，中共大员们只顾各自珍重，保全身家性命要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彭真们夜以继日，苦干苦挣三年，挽救了国民经济。挽救了中共政权，可难关一过，毛泽东果然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
毛泽东收紧了手中的独裁缰绳，中共大员们又只好在他的缰绳下俯首听命。邓小平这次总算把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席」都看透了：毛泽东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共得患难，而共不得安乐；刘少奇是有反毛之心，而无倒毛之胆，凡事想另搞一套，却每逢遇到毛的淫威就退让，就不惜牺牲下属来求自保。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本是他的主意，周恩来、陈云不过是遵行了他的主意反左倾、反冒进，后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斥责周、陈，并令他们作检讨，刘少奇非但不保周、陈，主动承担责任，反而助毛批周、陈。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刘少奇明知毛错却不反对，反而要求全体干部、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是际上是要求全党做毛泽东的驯服工具。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刘少奇屈服于毛的淫威，而出卖了彭、黄、张、周。这次北戴河会议又是一个样。毛泽东一发威，刘少奇就听任手下的两员大将习仲勋、邓子恢成阶下囚……谁跟了刘少奇能有好下场？只怕刘少奇自己也不会有好下抄…毛、刘两人都是私心很重的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邓小平明白，今后跟毛、刘都要拉开些距离，少做工作，多打桥牌，消极怠工。在毛泽东领导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是上乘。北戴河会议之后，邓小平将中央书记处的大部份工作交由常务书记彭真去处理。彭真能力强，精力旺，头脑清晰，工作热情，近年来已上升为刘少奇主席的左右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党内的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彭。
毛泽东也看出来矮个子邓小平的消极，却又颇为放任他。总比让这位胆识过人、才智也过人的总书记去跟刘少奇积极共事好。倘若刘、邓二人真诚合作起来，刘的马列修养配上邓的胆识才智，对于毛泽东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安抚邓小平，离间刘少奇，安排邓去主持反修斗争，去领导陈伯达、康生们写作「一评」至「九评」，跟苏共展开大论战。
毛泽东还通过八届十中全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改组：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增选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免去罗瑞卿的公安部部长一职，任命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撤销习仲勋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接受中央项目小组审察；撤销邓子恢的中共中央农林工作部部长职务。
对于刘少奇来说，最具威胁的还不是毛泽东的上述人事任免，而在于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正是毛泽东数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矗毛氏通过这一「学说」，斗争的矛头不再仅仅指向普通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而主要指向了党内高层的「修正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相信刘少奇最初面对这一「学说」，有过胆战心惊，夜不安枕。他也一直未能摸准毛的心性，既然毛把党和国家的重任都交给了自己，自己也一直顺从着毛，毛怎么可能要拔除他刘少奇？毛至多是一种泛泛的警告而已。他早安于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国家主席」的高位，无须再作进龋这些年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频繁出访北越、北韩、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甫寨、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每次都携夫人王光美同行，王光美并被誉为「中国第一夫人」极尽国际风光和荣华富贵。且刘少奇相信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稳固，在中央委员会内和中央政治局内部拥有多数，毛泽东已动摇不了他——刘少奇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可以用枪杆子来改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毛的少数可以变多数，而刘的多数可以成少数；他还相信毛泽东已经进入垂暮之年，诸病缠身，生活又荒淫无度，好色不倦，来日无多，只要再拖上三年五年，就会自然死亡，而无须他来密谋策划，调兵遗将，采取非常手段了。只要毛一死，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党政军的最高领袖。
一九六二年、六四年，是毛、刘貌合神离的两年。毛泽东很少住在北京，而在南方各省巡行。毛的专列行踪诡秘，行程经常瞒住北京的刘少奇。北京市如今成了彭真的天下，中南海则由杨尚昆当家，此二人都是刘少奇的亲信。毛泽东在北京已无安全感。他时时恐惧自己遭到暗算，被刘少奇一系软禁。他从来不认为刘少奇是个政治庸人，刘搞地下秘密工作出身，要捣起鬼来一定十足高明。实则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刘还通过夫人王光美，去亲近毛的夫人江青，以缓解毛的猜忌。王光美每次随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都要先去拜望江青，征求江青对她服饰、仪表的意见；每次出访回来，也都要给江青送上一份异国奇珍做礼品。殊不知，王光美的一系列示好行动，反而激起了江青的妒火和仇恨。江青表面上很高兴王光美送上的礼品；王光美一走就又哭又闹，恨之入骨。自己当了二十几年的「主席夫人」，已经年长色衰，而被风流成性的毛泽东冷落，言行上都受到许多限制。除了五0年代初两次去过莫斯科治疗子宫瘤，之后就再没有出过国门。王光美那样风光排场的日子，她是一天都没有享受过。按说，她江青才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夫人」。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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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寡人染疾
一九六三年年初，毛泽东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游戏。他对自己的策略、方法、目标，包藏很深，十足慎谨。他对自己最亲信的夫人江青，情报头子康生、谢富治，方面大员柯庆施等，都没有透底。他只让亲信们去揣摩、领会自己的意图。他名义上已经退居第二线，悠哉闲哉，无须像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们那样去日理万机，去应付繁杂的党务政务。他有的是时间，来缜密思考剪除刘少奇及其党羽的问题。
毛泽东的新一轮政治游戏起初似乎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他从抓舆论、掀起个人崇拜狂热着手。林彪已经在军队里搞了多年的学「毛着」活动，并编辑出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红底金字壳面，比香烟盒稍大，可以装进上衣口袋，全军干部战士人手一册，随身携带，随时学用。这真是一项天才的发明。林彪长期躺在苏州园林里养病，没有精力抓军事训练，只是号召全军学「毛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的这种治军方式，真正的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了，产生出包括林彪本人都未曾料及的社会政治覆盖效果。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毛泽东在批阅了一份沈阳军区呈报的关于某汽车团学「毛着」标兵、五好战士雷锋因公殉职的事迹演示文稿，灵机一动，挥毫书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之后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大将们都来题辞，以便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开展一次「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于是，中共党、政、军大员们纷纷遵命挥毫，以林彪元帅的题辞最为直截了当，讨毛泽东的欢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们的题辞也都大同小异，一一在全国报刊上以最显著位置刊出，实为一次中共大员们语言肉麻而苍白、文字枯燥而贫乏的大展览、大演出。
一九六三年夏天，毛泽东染了性玻性病不知来自哪一位专列女服务员、保健护士或是各地那些陪毛泽东游泳、跳舞的女文工团演员。毛的新病情传至刘少奇耳里，使得刘少奇大大松了一口气，斯其人患斯其疾，阿弥陀佛也。他又不得不连忙调集全国最权威的性病专家，中医西医相结合，为「伟大领袖」
排忧解难；同时也就相信了，毛的纵欲无度，生活糜烂，只有清代的同治皇帝可以比拟了。当年同治皇上后宫三千还不满足，竟让心腹太监领他出大内禁宫，去街上嫖野妓，结果染上不治之疾。「伟大领袖」亦为期不远矣。
毛泽东的这次性病却并末要掉他的老命，而是被中西名医们很快治愈了。
但毛泽东却成功地利用这次性病来麻痹刘少奇们的神经，继续他的政治游戏。
不久，毛泽东提出了新口号，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大寨为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区生产队，大庆为黑龙江省境内的中国最大石油基地，实际上都是周恩来总理及其属下们树立起来的生产典型，周恩来为了讨好毛泽东，称这两个典型都是靠了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毛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夺得丰收的。
周恩来并进一步称大寨和大庆，都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两面革命红旗。其实毛泽东生平从未到过大寨或大庆。它们的地面位置在哪儿大约都不十分清楚。至于林彪辖下的人民解放军，则早已被这位拍马元帅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了。
于是神州大地的政治气候出现了红色魔术式大循环：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而雷锋、解放军，大寨和大庆，学的全部是「毛着」、毛泽东思想。因之毛泽东号召学习的，实际上是他毛泽东自己！毛泽东把刘少奇们玩得团团转，把中国大陆数亿工农兵愚民玩得团团转，领袖崇拜闹得如火如茶，如痴如狂，演出一幕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愚民活剧。
任何独裁政治都如一部飞速运转的大机器，官僚和民众都是这机器内部的一分子，一旦堕落其中，就只能任随这大机器运行了。希特勃在德国、斯大林在苏俄所制造出的领袖崇拜狂潮，是为毛泽东的师承先例。毛泽东给中共这部领袖崇拜的政治大机器加足了马力，驱驶它去压倒一切，吞没一切。
毛泽东在推动工农兵愚民大行自我崇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镇压知识分子。从他入主中南海那一天起，他就开始恐惧知识分子，又特别是文化知识分子。从镇反肃反，反胡风，抓右派，反右倾，他一再宣称自己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高明一百倍，一千倍。为了确保他的自我崇拜活动得以顺利狂热推行，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两次对刘少奇、彭真主导下的文艺工作作出全盘否定的批示，他斥责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指称国务院文化部应改名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在毛泽东的泼妇骂街式指斥下，刘少奇、彭真等只好命令中宣部和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文化部领导班子并被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