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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制裁。
同事们的规劝，领导们的批评，她全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记者部主任在一次党员会议上措辞激烈地大谈记者的“社会形象”问题和领
导“用人不当”的“惨重教训”……
老主编“引咎”退职……
她被取消记者资格，贬到印刷厂当工人……
铁路局收到商业局盖有“党委”红章的公函，强烈要求铁路局严惩“第三者”。
机修段领导找王志松进行严肃谈话，警告他，第一，作检查，承认错误。第
二，断绝与有夫之妇的一切来往。第三，向商业局周副局长赔礼道歉……
他说：“不！ ”
领导问：“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你连你父亲也对不起！ 你想继续待业吗？ …
…”
他缓慢地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当着领导的面从工作证上撕下了自己的照片，
脱了工作服，放在桌上，转身而去……
17
他在公用电话亭给她挂电话。
“是你？ ”
“是我。”
“我只是想听到你的声音……”
“我很好……你呢？ ……”
“我再也不丢掉你！ ……”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抱着儿子来到了徐淑芳家中。
“求你收下这个孩子。”
“谁的孩子？ ”
“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的孩子。我本想做他的父亲，可是……
我母亲……昨天……去世了……我又待业了，无法抚养他了……“
他仿佛老了十岁！
母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她那颗衰弱的心脏，无法承受儿子第二次沦为返
城待业知青的现实……
徐淑芳默默从他怀中抱过了那孩子。
“我给他起的小名叫宁宁，如果你不喜欢，就另给他起个更好的名字吧！ ”
“我仍要叫他宁宁。”
“他爱蹬被子。”
“我不会让他着凉生病。”
“他还没落上城市户口。”
“他永远落不上户口，也是我们的儿子。”
“将来不能告诉他，他是个曾被遗弃的孩子。”
“不告诉。”
他在那孩子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心中说：“儿子，我的儿子，爸爸爱你！ …
…”
他转身欲走时，她终于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志松……”
“……”
“我们都不要被压垮了！ ”
第十七章
1
一座城市如果是省会，市长更难全面施展自己的执政能力。
在这座城市，市委和省委大楼分处两区。双重党政机关将它分成两个权力辖
治范围。市长是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平衡砝码。
“文化大革命”在这两种权力之间遗留下种种“历史误会”。省市委领导者
们相互积怨甚多。某几位市委领导者，时至今天，仍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委
领导者们为了保自己“过关”，将他们当成棋盘上的车、马、炮，抛给了“革命
群众”和“红卫兵”而耿耿于怀。某几位省委领导者，由于市委领导者们在“文
化大革命”中将自己应负的“路线”责任推给他们，使他们成了“黑根子”被
“打翻在地”，踏上过“千万只脚”而铭记“教训”。某些省市委领导者们之间
的关系与其说是融洽莫如说是互相容忍。在许多方面，在许多事情上，“历史误
会”继续造成今天的“误会”。姚市长作为一市之长，在种种历史和现实的“误
会”中，既要维护市委领导权力的独立性，又必须时时事事审慎地考虑到某些省
委领导同志的心理和情绪。他深知自己的执政责任，应是努力消除弥漫于两种权
力之间的种种“误会”，无论如何不能再加剧“误会”。这使他在许多方面，在
处理许多问题时，由一个有魄力的敢作敢为的人变成了一个思前顾后、优柔寡断
的人。
对“一中事件”，他便是如此。
三十几名被拘捕的返城待业知青仍未获释。首先，市委领导者们就无法对这
一问题统一态度。释放被拘捕的返城待业知青们？ 释放也得对他们有个说法，对
社会有个说法。什么样的说法才能被他们接受？ 被社会接受？ 被二十余万返城待
业知青接受？ 宣布他们无过？ 那么谁之过？ 那么他们将有权对公安机关提出抗议，
要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对他们公开赔礼道歉，他们是绝不会放弃这一要求的。二
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是他们的后盾。他们的家庭一天比一天更为他们感到愤愤不
平。“师资培训班”的“内幕”早已不成其“内幕”，三百余万市民们愈来愈同
情他们了。对“师资培训班”作过“批示”的某几位省委领导者正面临着巨大的
社会压力。
若由市委对社会宣布他们无过，无疑等于又一次将某几位省委领导者抛到了
社会的谴责舆论的漩涡，同时也无疑等于向社会表明了市委对“一中事件”的双
重态度——站在返城待业知青一边的态度和对省委的指责态度。结果是可以预料
的——市委及他这位市长本人会因此而深得民心，并大大削减二十余万返城待业
知青对他本人及对市委的对抗情绪。但省委的某几位领导者也就有理由认为市委
公开“出卖”了他们，将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的对抗情绪转移到了他们身上。
必然造成省市委领导者之间新时期新问题面前的新“误会”。一百五十名内定的
“师资培训班”录取名额中，有近半数是市委各级领导者们的子女。省委的某几
位领导者在考虑如何更理想更妥善地安排干部子女就业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将市
委各级领导者们的子女排斥在外。一百五十名干部子女中包括了他这位市长的女
儿姚玉慧。而且他这位市长预先也知道“招考”
的“内幕”。被“出卖”者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市委及他这位市长对“一中
事件”的态度是狡猾而可耻的！ 他们如果恼羞成怒，“反戈一击”，那么前一天
他可能被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及普遍的市民们视为“包龙图”，第二天则必成
为遭到社会舆论谴责最甚的“两面派”！ 他在这座城市的领导威望将丧失殆尽！
无论从个人的或者全局的得失来考虑，他本人及市委都不能够向社会，向二
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向三十几名被拘捕的返城待业知青和…f也们的家庭作出立
场鲜明的表态！ 使他思前顾后、优柔寡断的种种因素，也正是使其他几位市委领
导者们对“一中事件”
的态度不能统一起来的因素。
何况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的几位市委领导者们，都并不认为因“一中事件”
被拘捕的三十几名返城待业知青是完全无辜完全无过的。
公安局长对“一中事件”的态度“立场鲜明”。
“放了他们？ 休想！ 除非你们先罢了我的官，撤了我的职，开除我党籍！ ”
有一天晚上，六十二岁的、身为十级干部的老局长往他家里打了一次电话，在电
话里可着嗓子对他咆哮，是否暴跳如雷他不知道。
老局长有他一套独特的、一贯的、以忠于职守为原则的思想逻辑。谁违犯了
这座城市的治安条例，谁可能在这座城市引起骚乱，谁就应受到制裁！ 他行使他
的权力是不带任何人情味的！ “文革”
前如此，“文革”后更其如此。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
骚乱，今天他对引起任何骚乱的人愈加深恶痛绝！ 消防队员扑灭火灾靠的是高压
水龙，他对付骚乱靠的是他指挥下的刑警队。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大
扩充了刑警队的编制，严格进行擒拿和格斗训练。他对他们的训词只有一句话—
—“你们每个人在平息骚乱时都应具有以一当十的本领。”这句话成为他们的
“座右铭”。不知为什么，许多“最高指示”他都忘记了，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
却连在梦里都忘不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而且不知为什么竞有点相信。
他妈的，又来一次的时候，全国又像“文革”一样大乱了，我也要靠我的刑警队
在这座城市中控制住治安！ 再来一次吧！ 再来一次我他妈的才不会像上一次那么
老老实实地弯腰低头接受批斗呢！ 再来一次看看谁怕谁？！……他头脑中经常因为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句“伟大”的预言，而产生以上那一类天真的救世的想
法。
他认为他的刑警队紧急出动，在“一中事件”中拘捕了三十几名企图制造一
场大骚乱的返城待业知青们并没有错。他认为倘若自己不采取这一果断的雷厉风
行的“打击”，倒是大错特错了。二十余万当年的“红卫兵”，像二十余万散兵
游勇似的大返城了，使这位老公安局长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似乎果然“又来一次”
的先兆感应。“红卫兵”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同第一次注射青霉素药针给小孩
子留下的印象。他的右腿当年被一伙“红卫兵”们打断过，致使如今他常常“左
倾”。他仇视“红卫兵”。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本可能是一场好端
端的“兴无灭资”的“大革命”，全是被“红卫兵”们到处“煽风点火”搞到天
下大乱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同时他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都英明正确，唯独允许知识青年大返城是政治家们的头脑“热发昏”！ 他们十
之八九是当年的“红卫兵”！ 他们应该在广阔天地被改造一辈子！ 对历史偿还他
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的罪孽！ 真值得对他们大发慈悲，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城市里
来么？ 他们尽是“狼孩”，成千成万地回到城市里来，城市怎生再得安宁？！他对
“红卫兵”的仇视，渐渐扩大为他对整整一代人的敌意。对于这一代人他没有恻
隐，没有怜悯，没有亲情，没有责任感。在他看来这一代人是炉灰渣子。对这个
国家对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自己的一男一女例外。
不是偏爱，是因为自己的儿女们当年由于他的牵连没有资格戴过“红卫兵”
袖章。如果他们当年也是“红卫兵”，那么今天在他这位父亲眼里也是炉灰渣子，
也是“狼孩”。
他的部下擅自放掉了“一中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北京的一位什么将军
的公子，使他大为光火，将那个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诺诺连声。
“将军的公子今天参与造反更应严办，你他妈的倒敢放跑了！ 老子在抗联时
期就当过副师长，他妈的这三十几年如果一直都在部队干，今天也是位不折不扣
的将军！ 严办一位将军的公子才更能惩一儆百！ 你给老子把他重新抓回来！ 抓不
回来我脱了你的警服！ ……”
他头脑中倒是没有市长头脑中那么许多思前顾后、优柔寡断。
因为他的一男一女返城不久便都穿上了蓝警服，成了他的“兵”，没有报考
什么鸟“师资培训班”。所以他完全没有思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心理负担，正所
谓“胸中正则胆气豪”。
他那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部下还真带了三名刑警队员连夜又去重新逮捕“一
中事件”的“要犯”归案。但“要犯”已离开了本市，“逃”之天天。他鞭长莫
及，又将那部下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顿。
如若释放了三十几名被拘捕的返城待业知青，并向社会宣布他们无过又无辜，
那么将置他这位城市卫士的象征者及他的忠实的刑警队员们的尊严于何地？ 难道
他的刑警队紧急出动，平息了“一中事件”倒是错误的了？ 如果当天他的刑警队
不出动，谁能预料“一中事件”以怎样的结果告终？ 不少刑警队员们在平息那场
骚乱中遭到了殴打，对他们说他们错了，他们会做何想法？ 在城市治安需要他们
时，他们还能具有那种“以一当十”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吗？ 他的刑警队员们的
精神是需要鼓励而万万不能也不应该被挫伤的！ 他们的精神也是他本人的精神！
“蓝警服”的尊严在“文革”中被践踏得够惨的了！ 他要在城市重树这种尊严，
维持这种尊严！ 迫使社会认识到这种尊严，并承认这种尊严！ 社会丧失了“蓝警
服”的尊严何谈时代的尊严？ 动乱的历史过去了！ 人们需要时代的尊严！ 人们需
要有治安的社会！ 他及他的刑警队员们的存在价值，就是以治安为己任，使人们
使社会获得这种保障！ 而他实施这种保障的手段则是——平息骚乱！ 打击骚乱！
镇压骚乱！ 拘捕、逮捕、搜捕一切引起或制造骚乱的分子，包括一切企图引起或
企图制造骚乱的分子，这是他的精神内核，这是他认为高于一切原则之上的原则。
超出这一原则范围以外的种种思想，也是超出他头脑以外的思想，那是其他人们
应该进行的考虑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当市长本人在因“一中事件”欲了难了，在因被拘捕的三十几名返城待业知
青而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时候，他们正被刑警队员看管着，每天跟一批等待接
受法律判决的流氓歹徒、小偷、盗窃犯、诈骗犯、贪污犯一块儿在一处建筑工地
上干活呢。一个多月以来，没有任何方面提审过他们。市与省的司法部门，拒绝
受理此“案”，显然对他们持同情态度。市委曾派过一个三人“调查”组，向他
们进行过“调查”。名曰“调查”，实则“谈判”。
——你们想不想早日获得自由？
他们当然都表示——想。
——你们能否保证以后再不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
他们也都表示——能。
“调查”组的三个成员很高兴，没预料“谈判”如此顺利，不辱使命，当场
说：“你们每人写一份保证书，或者共同写一份保证书，你们就自由了！ ”
他们却说——他们也有条件：第一，在报上公开披露“师资培训班‘’的内
幕，向社会澄清”一中事件“的真相。第二，向他们和当天参加考试的返城待业
知青及全体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赔礼道歉。第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愚
弄他们的事。
2
“调查”组的三名成员这才意识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都不免阴沉下脸，回
答无权接受他们这些“苛刻的条件”。
“那就派有权接受条件的人来进行谈判吧！ ”
“苛刻的条件？ 难道愚弄了我们一场，想一不澄清真相，二不赔礼道歉吗？
难道以为我们是好愚弄的吗？！”
“不答应这三个条件，我们宁可不要自由！ ”
“没有工作，我们的自由算是个屁！ ”
“我们等待着发落！ 我们有耐心，看究竟能把我们怎样发落！ ”
他们全体愤慨起来。
“谈判”破裂。他们撇下三名市委“调查”组成员，扬扬长长地干活去了！
他们也有他们的尊严，他们要向社会证明他们的尊严是不可辱的，他们要在
城市争回他们的尊严。共同的命运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并不感到孤独无援，
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立。每天都有他们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返城待业知青来看望他
们。告诉他们二十余万没有忘记他们三十几个，他们觉得他们成了二十余万的一
面旗帜。
他们甘愿做这面旗帜！
他们是坚定地要同城市，要同他们的命运抗争到底了！
这是盲目的挑战，这是必然的盲目，这是合理的必然，这是历史一步步演算
出的社会方程的“根”。
就在这一代人同历史，同城市，同社会，同他们的命运对峙的情况下，一种
势力，一种“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文化大革命”后巩固的势力，一种似有似
无的势力，正密谋着如何挽救他们的危机。
而一种政治势力在挽救危机的时候，往往是要借助无辜者的鲜血的……
“郭立强，你弟弟看你来了！ ”
郭立强挑起一担砖正要上跳板，听到姚守义的喊声，蹲身放下了担子。
“在哪儿？ ”
“那儿！ ”
不远处，弟弟正望着他。
他大步朝弟弟走了过去。
一名持枪看押他们的公安局的刑警队员拦住了他：“干什么去？ ”
他不理睬那个刑警队员，继续朝弟弟走去。
他走到弟弟跟前，苦笑了一下，说：“我们正干活呢！ ”那口气仿佛他终于
有了正式工作，是一名建筑工人了。
弟弟用阴郁的目光瞧着他，半天没开口。
他又说：“以前我在类似的情况下看过你，今天轮到你来看我了！ ”
弟弟还是不开口。
“你何必到这种地方来看我呢！ ”他因为辜负了弟弟对自己那么大的希望，
感到很内疚。
弟弟仍不开口。
“这幢楼三个月后就能完工。”他有意扭转话题，仰起脸望着大楼，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