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4年夏天。
一些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征兆表明，中央红军将采取重大行动。然而，对于具体的行动方针，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干部统统一无所知。所有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央“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手中，除了他们，谁能解开这个谜团呢？
周恩来派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带着潘汉年赴寻乌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两天后，周恩来发去一份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啦。”
何长工和潘汉年马上心领神会，陈济棠的代表也不傻，他直截了当地问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
“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和平鸽要上天了。”何长工机敏地回答。
当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的毛泽东，虽然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却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他在于都悄悄开始了红军突围路线的勘查与选择。
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新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
这天傍晚，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被博古莫名其妙地叫到办公室里。博古关上门，伸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然后顺手抓起桌子上的树枝，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李维汉听后心头一震。这些天来，他的心中一直不平静，总觉得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提出用大军对大军作战的办法，以红军的劣势装备同敌人拼消耗，结果大伤元气。1934年春天，广昌战役失败，他们又认为红军根本不可能再争取到有利时机主动打击敌人，只能避免同敌人作战，放弃中央苏区。李维汉对红军意欲何往，有些茫然，这次听博古介绍，才终于明白了。他知道中央机关及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犹如一个家庭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徙到远方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要做的准备工作太多了。想到这里，他有些焦虑地问博古：“我负责哪些工作呢？”
博古离开地图，踱到李维汉对面的一把老式椅子上坐下来，略一沉思，说：“你马上去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跟随转移的干部和留在原地斗争的干部名单，交给‘三人团’审批。”
李维汉感到责任重大，当即提出马上回去准备。博古在他动身前叮嘱说：“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秘密进行，不可泄露半点风声。”
“我明白了。”李维汉会意地点点头。
博古郑重地拍了拍李维汉的肩膀。
李维汉觉得肩上沉甸甸的。
回到瑞金，李维汉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党政军机关分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军委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第二野战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和担架队组成。此外，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红章纵队”中，还有一批女红军战士，她们是按照中央的命令，被批准随队出征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妻子和因工作需要的女同志。
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尽管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女红军们还是听到了传言，大家纷纷议论着、打探着，千方百计想知道自己是否被批准随队行动。
拟定名单的工作十分艰难，李维汉为此大伤脑筋，他办公室里的那盏油灯常常彻夜不熄……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刘英接到“特殊任务”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刘英正在考虑着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毛泽东匆匆赶来了。他有些神秘地对刘英说：“刘英，快回瑞金去，有特殊任务！”
“扩红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走呢。”刘英说，“没有接到罗迈的通知，我不敢回去，随便回去要挨批评的。”
罗迈就是李维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在苏区，他是以“铁的纪律”出名的，在他面前，谁也不敢违反纪律。这次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他亲自负责，刘英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
毛泽东见刘英不肯走，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谁知，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折回来了，他有些急切地对刘英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说完，急匆匆地离去。
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刘英的心里有些空荡荡的。大约一个月前，中央发出动员令，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征集三万青壮年参军，罗迈让刘英第二次去于都扩红。
“部长，于都已经没有多少青壮年了，时间又这么紧，怕来不及……”刘英有些为难地说。
罗迈可不管那么多，他打断了刘英的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刘英策马赶往于都。
刘英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动员了几百人参军，距离4500人的数字相去甚远，这可如何是好呢？几天下来，她的嘴上都急出泡来了。当时的于都已是赣南省委所在地，毛泽东正在那里巡视工作，刘英除了天天向罗迈电话汇报扩红工作的进展，三天写一封鸡毛信给罗迈以外，还天天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当时，毛泽东患了“打摆子”，病刚好，身体还十分虚弱，坐在床上，背靠棉被，静静地听着刘英的汇报。
“时间这么紧，怕是完不成任务了。”刘英担心地说。
毛泽东想了想，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全部找来开会。”
“再开会就更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10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个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让他们骑马去各个区分头通知。”
……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满满一屋子，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刘英首先讲话，她把这次扩红工作的艰巨性、毛泽东的意见、罗迈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之后，大家便鼓掌欢迎毛泽东讲话。
“好，我就讲五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当前反“围剿”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扩红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如期完成扩红工作。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召开了活动分子动员大会，使于都的扩红工作发生了神奇的转变。刘英因此对毛泽东更加刮目相看。
可是此刻，她怎么也搞不清楚，毛泽东说的“特别任务”指的是什么。
她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这样的时光，可真漫长呵！
那部老式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刘英跑过去，焦急地抓起听筒，果然是罗迈打来的，罗迈开门见山：“刘英，你马上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于都扩红工作还没完成呢。”
“现在又有特别任务了，你快回来吧。”
又是一个特别任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刘英来不及多想，快速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火速赶往瑞金。
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词，走的人叫上前方，留的人叫在后方，罗迈通知刘英准备上前方去。
刘英风风火火地赶往少共中央局，凯丰留给她的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让刘英安排。至于少共中央局谁走谁留，走的人中谁有马骑，谁配备警卫员都已经定下来了。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已经去部队了，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团书记赖大超等都要随队行动，刘英通知他们立刻做好走的准备。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阿丕”的陈丕显同志当时还不满17岁，刘英通知他留下来，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但阿丕非常希望能跟随部队到前方去。刘英便去找罗迈为阿丕求情。
罗迈听了，把脸一沉，问：“凯丰留给你的信呢？”
“在这儿。”刘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信来。
罗迈严肃地说：“立刻烧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改变。”
刘英碰了壁，只好回来开导陈丕显：“前方、后方都一样。你这么年轻，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来照样可以革命。将来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
陈丕显点点头。
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后，刘英这才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想着毛泽东告诉她“特殊任务”时那种神秘的表情，她忍不住笑了，并决定去看看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同王稼祥一起准备担架，见刘英走来，高兴地说：“我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留在于都了。”
刘英反驳说：“你不告诉我什么事，只说是‘特殊任务’，我可不敢离开。”
毛泽东笑了：“这是军事秘密，我哪里敢说。”
毛泽东在于都时患了严重的疟疾，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刘英关切地问：“主席，这次行动，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呢。”毛泽东说，“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都要抬着走。”
毛泽东说的这种担架，是用长长的竹子做担杆，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笼盖，看上去颇像南方的篷船，刘英觉得十分有趣。
“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毛泽东笑着问。
“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有序地进行着。
按照干部配备，刘英有一匹马，还有一个警卫员，她随身带的毯子、换洗的衣服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都放在马鞍上；她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担任“红章纵队”巡视员，负责无线电台和政治工作。
刘英做事向来风风火火，这一切很快准备妥当，只等出发的命令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出发前的尴尬
秋天不知不觉地来临了，凉风裹着斜斜的雨丝紧一阵慢一阵地飘洒着，那些枯黄的落叶在泥地上伤感地翻飞着，使人陡生惆怅。
此时，中央机关已经陆续搬出瑞金城，总部机关驻扎在城北的一座小山上。小山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在一间土房里，已经陆续集中了一批女兵，她们中间有贺子珍、邓颖超、蔡畅、李伯钊等中央首长和军委首长的夫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爱人康克清因为身体好，又在中央直属队任指导员，所以没有到这里来。另一批来这里集中的女同志大都只有十八九岁，她们是刘群先、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等。她们在接到中央组织部去检查身体的通知后，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说明她们已经获准可以随队转移了。她们大都是苏区各省、县的妇女部长，虽然年龄不大，斗争经验却十分丰富，她们是中央组织部半年前抽调来苏维埃大学或中央党校学习的，前不久又去做扩红工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现在经过批准，可以参加红军，身穿戎装，随军征战了，她们能不激动吗？
然而，有一件事却使她们羞涩得心中发慌。
“体检是什么样子的？”
“听说要脱了衣服用机器照。”
“什么地方都照，还要照心照肺呢。”
“……”
这种种的议论和猜测使女同志们心事重重，她们过去大都是童养媳，没有文化，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封建意识，对体检既感到难为情又害怕查出什么毛病来。但是，为了能够跟随部队行动，她们还是相互鼓励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苏区医院的大门。
检查是极其严格而认真的，当时的苏区医院把给这部分女同志体检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待，照X光、验血、量身高、称体重……100多位女同志接受了所有项目的检查。
接下来的等待虽然只有几天，她们却度日如年。
有病的、怀孕的、裹小脚的、身高不够的、体重不足的统统被刷了下来。录取通知下来了，100多人中只挑出了22名女同志。她们是：李坚真、邓六金、王泉媛、谢飞、危秀英、刘彩香、李建华、谢小梅、钟月林、廖似光、彭儒、黄长姣、李伯钊、刘英、甘棠、周越华、吴仲廉、萧月华、吴富莲、李桂英、杨厚珍、危拱之。再加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金维映、刘群先、曾玉、丘一涵、陈慧清、钱希均10位中央领导的夫人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女同志，共32人。彭儒、黄长姣出发不久，就因病退出长征，转回苏区去了。
这批女红军很快被集中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间内设两排通铺的房子里，开始接受紧张的军事训练。每天天刚亮，她们便在急促的哨音中起床出操，除了接受射击、队列和刺杀等军事训练外，还要学习战地救护、包扎、政治宣传、抬运伤员等常识。对于她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而陌生的，她们训练得格外认真努力。个子矮小、身体单薄的谢飞体检时险些被刷下来，因此更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为了达到上级规定的要求，她常常练得汗水湿透了衣服。
她们的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两排长长的大通铺上睡着30位女同志，十分拥挤，几乎是人贴着人。可是每天训练回来，一个个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头就睡着了，哪还在乎挤不挤呢。再说在当时，有谁会计较居住条件的好坏呢？
训练期间，钟月林也险些被刷下去。
来这里集训前，钟月林在中央妇女部工作。李维汉把她的名字列入随队行动的名单后问她：“小钟，这次行动可能很苦，你能挺得住吗？”
钟月林当然知道未来的道路充满了危险和荆棘，她也预感到这次重大的行动将影响她一生的命运。她坚定地回答：“再苦，再险，我也跟定了红军。”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训练工作接近尾声时，钟月林却突然得了痢疾。天哪，这可怎么办啊？一旦被人知道，肯定会被淘汰的。没办法，她只得瞒着所有的人，每天仍强打精神参加各种训练。
白天还好办，利用训练间隙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可到了晚上就麻烦了，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睡，动作再轻，也难免惊动旁人。她再怎么隐忍、坚持，一晚上也要出去“方便”好几次。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不知哪位快言快语的姐妹悄悄“告发”到中央工作团去了。
团长董必武把她找去谈话了。
“月林，你是不是病了？”董必武问。
钟月林站在那里，心里咚咚地敲小鼓，不敢承认，也没有否认。
“有病可不要隐瞒，那会误了病情的。”
钟月林见实在瞒不过去了，就点点头，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是的，董老，我有些闹肚子。”
董必武点点头，关切地说：“这次行动，一天要走百多里地，还有敌人围追，你有病就不要跟队行动了，留下来也一样干革命嘛。”
只有19岁的钟月林一听说要留下，急得快要哭了：“董老，我死也不留下，我要和部队一起走，这点病我能抗得住！”
“月林，我是怕你途中吃不消，跟不上队伍。”
“哪怕死在路上，我也心甘情愿！”
这位平时文文静静、腼腆得不爱说话的小姑娘，此时却如此倔强。董必武望着她，被她这种倔劲儿深深地打动了。董必武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眼前的事，不禁触动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想到了妻子陈碧英。两年前陈碧英与他结为秦晋之好，二人婚后感情甚笃。这次李维汉在拟定随队行动的女同志名单时，已经选上了陈碧英，可是体检时，陈碧英的体重却差一斤，就是这一斤之差，她被刷下来了。陈碧英哭着回到家中，让董必武去找人说说情，董必武拒绝了，他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妻子留在了瑞金。
留下来意味着什么董必武心中是清楚的，他爱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这些日子，离别的伤感笼罩在两个人的心头，这个组建不到两年的家庭就要面临着生离死别了，何时才能再次聚首相逢呵！
或许正是这种伤感惆怅的心境使董必武动了恻隐之心，他没有再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