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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这种伤感惆怅的心境使董必武动了恻隐之心，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了。
随后，他叫医务人员给钟月林看了病，留下了药。
钟月林感动得哭了……
钟月林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急切地把药吃了下去，说起来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药呢。让她意外的是，这微微有些发苦的药片竟然如此灵验，吃了两次她就完全康复了。
紧张的军事集训结束了，女战士们开始着手准备行装，按照上级的要求，她们每人只能携带15斤东西，其中包括5斤大米，这可难坏了这些女同志。虽然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可是谁没有几件衣服、被毯和生活用品呢？这些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的女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眼前，可看来看去，哪一件也不舍得丢弃。然而负责检查的人告诉她们，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每个人的行李出发前都要接受检查的。
那就只好狠狠心，精简行装了。她们把挑出来的最心爱又最实用的物品打成简单的包袱，余下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的乡亲了。
出发的前一天，30名女同志背着自己的行李，到苏区中央局集中开会。
李维汉大声宣布：“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撤离中央苏区了，女同志中的大多数将被编入中央工作团，与卫生部一起行动。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任副团长。”
出发的日子就这样悄然来临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伤感的出征
要离开这方鲜血染红的热土了。
要离开这里生死与共的人民了。
要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亲人了。
……
所有的心蓦然变得沉重起来。
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于都河水，发出呜咽的声鸣。
头戴八角红军帽，身穿灰布军装，身体异常虚弱的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就同妻子贺子珍和儿子小毛告别了，因为他要提前去于都搞社会调查。分别前，毛泽东把儿子抱在胸前亲了又亲，总也舍不得放下，他有一肚子话要对妻子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学生时代便参加了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井冈山区有名的女游击队员，1928年5月在宁冈毛坪同毛泽东结婚。此时，她见毛泽东欲言又止，就问：“润之，你今天怎么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估计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女同志和孩子都不能随队行动，我怎么能舍得你们呢？”
贺子珍听后心里一沉，但她还是勉强笑着安慰毛泽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走不了，就带着毛毛到奶妈家去住，到时再说。”
毛泽东就这样恋恋不舍地离妻别子，去于都调查去了。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贺子珍被批准随队行动。她又能见着丈夫了。
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贺子珍早上九点才接到通知，让她下午三点就出发。时间显然太仓促了，有多少准备工作要做啊！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开始整理书籍、销毁文件、准备干粮、安置伤员。虽然已是秋天了，可她依然忙得脸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她轻轻擦把脸，用手揉一揉有些酸痛的腰身，开始考虑那件最让她揪心的事情——把儿子小毛托给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
小毛才刚满两岁，是1932年初在长汀的辛耕医院里出生的，长得酷似毛泽东，聪明、懂事，贺子珍和毛泽东都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可是，部队又要出发了，带在身边总是不方便的，再说，她的腹中又开始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了。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把小毛留下来。
一阵“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贺子珍凭窗望去，只见魁梧健壮的毛泽覃骑一匹青鬃战马，身材娇小的贺怡骑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赶来了。
时间紧迫得不容人寒暄了，贺子珍开门见山地对妹妹和妹夫说：“润之来信了，他在于都等我，小毛不能跟在身边，只好托你们照看了。”
“珍嫂，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小毛的。你见到哥哥时告诉他，请他不要牵挂。”未到而立之年的毛泽覃已是红军独立师师长，他爽快地说。
贺子珍这才拉过在一边玩耍的儿子，说：“小毛，快叫叔叔、婶婶。他们带你坐大马，去好玩的地方。”
“妈妈，你去不去？”小毛天真地问。
“妈妈有点事，很快就会去找你的。”贺子珍强装笑脸哄着儿子。
不谙世事的小毛信以为真，高兴地扑过来，用稚嫩的小脸蹭着贺子珍说：“妈妈，你可要快点回来。”
贺子珍再也不敢看儿子了，她偷偷转过身去，边抹眼泪边对妹妹说：“贺怡，快带小毛走吧。”
要出发了。离别的愁绪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同这30位女同志同时行军的还有共产党的三位元老：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他们的神色也异常忧郁。谢觉哉怎么也不舍得同亲密的老战友何叔衡分开。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先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辗转到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因支持毛泽东而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长征也被排挤在外。谢觉哉从叶坪步行去梅坑看望他，两位老友相对无语，浓重的离情别绪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原以为这次可以随队转移的，还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许久，何叔衡有些伤感地说。
谢觉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次摘下眼镜来拭泪。
为了给老友送行，何叔衡把自己养的猪、鸡杀了招待谢觉哉，饭后又把心爱的小钢刀和怀表送给谢觉哉作纪念。
徐特立同瞿秋白也是一对莫逆之交，两人分别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和副部长，共事多年。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徐特立，以壮行色。
董必武与妻子陈碧英更是难舍难分，陈碧英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董必武的心里刀割般难受，他含着热泪对妻子说：“碧英，快回去，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呵，你一个人还要走那么长的回头路，我不忍心啊！”
陈碧英哽咽着停下脚步，从腰间解下一个小手电，对丈夫说：“晚上走路可要小心啊，这把手电给你照明用吧。”
女红军战士们当时并不知道此次出征就再也回不到瑞金了，更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险。她们在一个阳光极其明媚的下午，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四位老人和一些担负重要职务的伤员们出发了。
在新的集结地，她们被分编成班排，行装再一次接受了仔细的检查，每人拿到一支红缨枪。
黄昏时分，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匆匆赶来了。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眼前这支男女混编、老弱伤残的特殊队伍，忍不住咧开嘴笑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啊！”
大家听后，也忍不住笑起来。
接下来，邓发宣布：“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连队，名字就叫中央总卫生部休养连。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来了，应该互相团结，共同前进。”
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时，雄壮激越的进军号吹响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红军突围远征的日期，原来预定在10月底、11月初，后来因为获悉蒋介石把对中央苏区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所以中央红军突围的时间也提前了。
10月10日晚，红军总部开始转移，10月11日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五号长征行动命令。
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了。
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在左翼，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紧随其后；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两翼的护卫下作甬道式前进，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
30名女同志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代号“红章纵队”。
浩浩荡荡的中央红军依次出发了。女战士们每人背一床毛毯、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每个人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搪瓷饭碗，她们紧紧跟随着中央工作团和总卫生部成一路纵队向西行军。
得到消息的根据地的老百姓拿着拥军鞋，捧着熟鸡蛋，抬着茶水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热切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送上慰问品，一句句地叮嘱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到苏区来，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
“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
苍茫的夜色里，红军告别了瑞金城，一步一回头地远去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拉开长征序幕的先遣队
红六军团的西征，悄悄拉开了长征的帷幕，同时，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亘古未有的军事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围坐在一起。任弼时同志中等身材，30多岁的年纪，留着短胡须，身穿灰色军服，腰间的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小巧别致的手枪，带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几分书生气。他手捧电报，向萧克、王震等传达党中央刚刚发来的一份训令，训令的内容十分重要。任弼时轻声读着：“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手捧训令，任弼时陷入了沉思。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不断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及包围，使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敌人的步步紧逼犹如套在根据地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点勒紧，用不了多长时间，红军就会因缺氧而窒息。从这一点考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这份训令还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军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央的电文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区域、行动和组织领导作出了具体安排。任弼时同志和红六军团的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萧克认为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未加任何说明，他感到有些纳闷，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也要西征，他们红六军团是作为先遣队转移的。
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李贞、陈琮英、周雪林、张吉兰等十几位女同志也被批准随队行军。她们中间有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女战士张吉兰是几天前才参加红军的。可别小看这个黄毛丫头，还是位老党员呢。早在几年前，她接受了慰劳红军的任务，和江西永兴县的姐妹们一起，不分昼夜地赶做“红军鞋”，又冒着瓢泼大雨，挑着“红军鞋”，翻越两座大山送往红军驻地。崎岖的山路上荆棘丛生，张吉兰肩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倒了，后面的人把她拉起来，她觉得脚下痛得厉害，伸手一摸，脚扎破了，流了好多血，鞋子也丢掉了，这可怎么行军呢？
“吉兰，从筐里拿双鞋穿上吧，要不然脚就遭罪了。”伙伴们好心劝她。
张吉兰摇摇头说：“这鞋我不能穿，我能坚持，再说我的脚上划几道口子也没事，在家休息几天就养好了。可是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鞋怎么能行呢？”
就这样，张吉兰赤着一双脚又上路了，为了减少疼痛，她还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
青年人上前线，
妻送郎当红军。
保田保家乡。
打倒白匪军。
……
在西征前的扩红工作中，张吉兰拖着一只伤脚，同丈夫一起走进了红军的行列。
女红军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爱人，当时生完孩子还不满三个月。任弼时对她说：“琮英，部队要撤离根据地，转移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找机会同贺龙同志的队伍取得联系，你也要随军行动。”
“我能带着孩子一块走吗？”陈琮英问。
“不行啊，这一路都是敌占区，又没有后方，还要穿越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带着孩子，怕要影响行动啊。”
“孩子出生才几个月，还没有断奶，怎么能离得开我们呢？”
任弼时沉默了，一提到孩子，他的心里顿时像倒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是啥滋味。1928年他在安徽被捕入狱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刚满一岁，陈琮英抱着她在上海、长沙、安庆之间来回奔走，一路风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孩子不慎得了肺炎。任弼时出狱不久，这个孩子就病死了，夫妻二人含泪掩埋了自己的亲骨肉。三年前，陈琮英被捕入狱时，出生还不到百天的女儿远志也跟着身陷囹圄，狱中生活十分艰苦，陈琮英没有奶水，女儿饿得声音都哭哑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好容易熬到出狱的陈琮英很想带女儿一起去苏区，可是一考虑到工作，她又犹豫了，经再三考虑，她把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托婆婆代养。现在，这个刚出生的儿子“湘赣”又不能带在身边了。任弼时觉得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知道自己对不住琮英，更对不住孩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每天与死神相伴，随时准备着为了心中无悔的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孩子，就更难尽到做父亲的职责了。想到这里，他咬咬牙，对琮英说：“我们只能把孩子寄在老乡家中，这也是不得已啊！”
陈琮英含着泪，点头同意了。可是她的心却犹如刀割般难受，她下意识地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仿佛怕有人上来抢走她的心头骨肉。
“琮英，想开些吧，与其让孩子一路上受尽折腾，不如托给老乡，以后环境好转了，我们再设法把他领回来。”任弼时见妻子这般伤心，也心如刀割，但他只能强忍悲痛安慰妻子。
陈琮英一边落泪一边低头收拾着孩子的衣物用具，在把孩子送出去时，她在心里一次次地安慰自己，想着有一天再回来把孩子找到，带在身边，用加倍的母爱去补偿孩子。她和任弼时都没想到，后来这个孩子竟遗失了，这一别竟再也没能相见。
女战士李贞是湖南浏阳人，10岁的时候就给人家做童养媳，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后来冒死跑出来参加了红军。8月11日，她随部队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这是一个四面环山、树木茂密的山村小镇，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村中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村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近万名红军的到来，使这个山村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乡亲们送粮送物，端水倒茶，像招待亲人一样招待红军官兵。红六军团在这里召开了誓师大会。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主席台前挂着一条经过洗晒而变色的红布横幅。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扛着长枪，肩上佩挂着鼓鼓的子弹带，每人除了脚上穿的草鞋，后腰上还别着两双新草鞋。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首长健步走上主席台。任弼时同志扶扶眼镜，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们这次行动是执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任务，不是离开根据地的逃跑退却，我们要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把敌人搞得坐卧不宁，同时，我们也要建立新的根据地。”
女战士们听着听着，顿时兴奋起来，她们虽然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她们相信，只要跟着党走，就一定有希望，就会打胜仗。
她们同男红军一道，激动地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
……
是夜，宁静的夜空下响起了嘹亮的进军号，红六军团的西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