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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同男红军一道，激动地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
……
是夜，宁静的夜空下响起了嘹亮的进军号，红六军团的西征开始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数千女兵大转战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支军队像红四方面军那样拥有众多的女兵，最多时达3000多人。
时至今日，了解军史的人们依然能叫出她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菊、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杨林、苟贵英、林江、李健、刘伯兴、彭玉菇、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
当我们沿着时光的隧道回到60多年前的南部中国，回到这些红军女战士花季般美好的年龄，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们最初的起点。
这些出身贫苦农家的女孩子大都是在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间，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战役胜利后，随着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走进红军行列的。这些原来分散在川陕各县的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每个人要背4支步枪、一箱迫击炮弹，穿荆棘、攀陡崖，为部队抢运物资弹药。久而久之，就组建了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号兵，全部是清一色的女战士。此外，总供给部下属的妇女工兵营、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总政治部下属的新剧团和各军、师的宣传队，都有许许多多英勇能干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初期，女红军们并不知道这次远行对她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更不曾想过将会有那么多的屈辱和灾难在未来的征途中等待着她们。
当时，由于通讯联络十分困难，红四方面军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长征，他们同中央红军曾有些断断续续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直到1935年1月22日，张国焘才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通报，指示他们：“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电报还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张国焘立即召集各部队主要指挥员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针。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否则，他们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我们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张国焘深吸一口烟，慢慢吐出来，接着说，“今天请大家来，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去向问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会议制定了以下决议，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问题；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道路，能不能打到长江边等问题，因为没有把握，未形成一致意见。
主力部队准备西渡嘉陵江前夕，张国焘借口前方需用兵力，把东线红军和地方干部逐步集结西调，把女干部和女工作人员集中到妇女独立团。由于人员骤增，只好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张琴秋调任该师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不久，她率领这个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张琴秋乳名凤生，学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省桐乡县石湾镇。1921年秋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受新思潮影响，与同学王华芬带头剪发。后转入上海爱国女校学习，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进步的张琴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天，党组织派她和一批革命青年去莫斯科学习，她刻苦攻读了哲学、历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和军事学等课程。5年后回到祖国，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是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后被派往河口县任县委书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她多次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做法，被降职使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工作热情。她为部队出发匆匆做着最后的准备。
带队出征的日子终于悄然来临了。
一面写有“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大旗迎风飘扬。
张琴秋身穿双排扣的列宁装，剪短发，戴一顶崭新的军帽，绑腿很利索地打成人字形，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还挎着一支精致的小手枪，看上去既美丽动人又威风凛凛。
比较起来，女战士们的装束就有些寒酸了，她们的军服是打土豪得来的长衫，拦腰一剪，上半截当军上衣，下半截改成军裤，黑的、青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只有绑腿显得整齐一些，都是用缴获来的白布染成的。脚上穿的是自制草鞋，也是各式各样，有草编的，有布条编的，也有半草半布的，相同的是，前头都缀有一个红线球，流露出女孩子们爱美的天性。部队齐刷刷地列队后，脚下仿佛盛开着一丛丛红芍药。
在张琴秋的指挥下，女兵们开始工作了。要协助地方武装和担架队，把江东岸的11000多名伤员转移到西岸，这可是一件十分难苦的工作，有的女战士不堪疲劳，抬着担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红军总医院也是个“女儿国”，医生、护士、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兵。钱桂英带着洗衣队没日没夜地为伤病员们洗衣服，血渍、脓迹结成了硬块，跳蚤蹦来跳去，可真难洗啊！那时，肥皂奇缺，洗衣物全凭两手搓，冰冷的河水和肮脏的衣服把她们的手磨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她们知道，干完这一切，就要匆匆踏上新的征途了，至于以后转战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她们根本无暇考虑。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七仙女”苦求出征（一）
1934年11月，红二十军正在皖西的六安、霍山一带休整。
两场血腥拼杀之后，军长徐海东同大家一样实在太疲劳了，在路边同一位团长谈话时，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警卫员心疼地找来一件衣服轻轻盖在他的身上。徐海东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将领，他一出生就险些被母亲丢弃到池塘里，12岁当窑工，从戎后曾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先后7次负伤，在鄂豫皖的游击战争中以骁勇善战而赢得了“徐老虎”的绰号。一有战事，他就变得格外兴奋，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劲了，就像现在这样打个盹儿……
“军长，军长，政委请你快些回去！”军部的通信员匆匆跑来叫醒了他。
“什么事？”徐海东一个激灵站起来，揉着眼问。
“不知道。”通信员低声说，“鄂东来人了，政委要你快去！”
徐海东回到驻地，政委吴焕先高兴地对他说：“海东，中央派人来了。”说着递给他一封快信。
信是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写来的。上面写道：
“宝珊、海东、焕先：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部队来鄂东。”
“真是党中央来人了，我们立即去找鄂东北道委。”徐海东看完信，马上向另外几位负责同志建议道。
“我们几个人正在研究此事。”吴焕先说，“请你回来决定，部队从哪里走安全。”
徐海东的脑子里有一本准确的敌情账，他略一沉思，说：“现在，东北军的五个‘追剿’支队正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的交界地区，组成了四道封锁线。有一○七师、一○九师、一一○师、一一七师，还有新调来的一二九师，我们应该避开敌人的封锁线，从其布防的间隙快速穿插……”
行军路线确定后，他们很快组建了一个留守处，把不能走的伤员和一些笨重的东西留下来。
红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伤员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
戴觉敏也被选中了，她高兴得像只快活的小鸟，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就同姐妹们一起匆匆上路了。从老君山下来，正好路过戴觉敏的家门，戴觉敏看见母亲居住的堂屋里还亮着昏暗的灯光，心里顿时一震，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的父亲前不久被敌人杀害了，她的哥哥在红军中被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杀害。她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迈无助、孤独忧伤的母亲啊！她多么想扑进母亲的怀抱，去安慰那颗饱经苦难和创伤的善良的心啊……可是，她不能这么做，一是怕暴露了部队的行踪，二是怕自己掉队，她咬紧牙关，拼命压抑着突突的心跳，把同母亲生离死别的感情深深埋入心底，与姐妹们一道远去了。
到达军部后，她们中只有七人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
11月5日夜，部队从葛藤山悄悄出发了。
这支队伍里的七名女护士是：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曾纪兰、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她们是红二十五军仅有的七名女红军，号称“七仙女”。然而，长征一开始，她们险些被刷下来。
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的率领下，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于1934年11月16日踏上了远征的旅途。
女红军们当时并不知道长征的去向，只知道要去打游击，创建新的根据地。她们同其他战士一样背着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出征方向，中央的指示有三条原则：一是敌人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有利于作战，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等人根据中央的这三条原则，决定向豫陕方向转移。这次大转移，从上到下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基层官兵只知道部队要去“创造新苏区”。
尽管这样，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关还是很快发觉了这支红军的动向。蒋介石听说“徐老虎”带队穿过了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惊呼：“我们太大意了！”他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5个支队共40多个团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命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迎头堵截；又命令驻开封的六十师开往卢氏朱阳关，控制入陕的大道……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二十五军的处境非常危险！
红军总医院政委苏焕清暗暗为随军的七位女兵担心，万一她们落入敌人的手中就麻烦了。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发给她们每人八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己寻找生存之路。
什么？让我们离开部队？
女红军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她们甚至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的那天起，她们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她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她们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这支立志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献身的队伍。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七仙女”苦求出征（二）
七位女红军坐在路边伤心地落泪了。
“不行，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曾纪兰说。
“我们就是要随队行军！”戴觉敏急得直跺脚。
“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周东屏越说越气，把手里的八块大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苏焕清看到这种情景，也说不出话了。他知道这些女兵大都出身很苦，是没有办法才冒死出来革命的。周东屏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不满13岁就被人贩子拐走；以50元钱的价格卖给他人，是红军把她解救出来的，她参军后被分到红军总医院工作。一年前，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军总医院被迫分成两个医院，把伤员迅速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天台山之高是这些女兵们难以想象的，当地流传着“天台山，天台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脱帽，马过要下鞍”的民谣。可女红军们就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看护伤员。山上无粮缺药，敌人还经常上山搜捕，她们把伤员安置在石崖下、山凹里，白天不能走动，只有到了夜晚，男战士才下山找些稻谷和野菜回来，交给她们摸黑做成简单的饭菜，为避免暴露目标，做饭、烧水全部在夜间悄悄进行。没有锅，她们就以脸盆代替，煮出的清汤米粥放上点无油少盐的野菜给伤员们吃。开始还有野菜粥将就，可日子一长，一把野菜、一碗南瓜汤也来之不易了，为了伤员们能早日痊愈，重返前线，她们同其他医护人员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想方设法给伤病员们找吃的。在这段最艰苦的岁月里，她们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流过一滴泪，现在怎么忍心赶走她们呢？
想到这里，苏焕清难过地低下了头。
“你说，这是谁的决定？”田喜兰气愤地质问。
“是戴季英政治部主任，他说现在还在苏区境内，走出苏区想留下也困难了。”苏焕清说。
“走，我们找戴主任讲理去！”
七个女红军战士气冲冲地找到戴季英，请求他收回命令，同意她们跟随部队一起行动。
“事情已经决定了，再说我也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戴季英解释说。
但女兵们并不领情，死缠住他，不同意她们的请求就不让他走。
戴季英就是不答应。
大胆泼辣的周东屏嚷起来了：“主任，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利。”
其他的女兵们也跟着大叫大喊：
“红军就是我们的家，离开这里，我们就没有家了。”
“我们死也不离开红军！”
“……”
戴季英被她们吵得有些火了，跺着脚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吵破天也没有用！”
看来，真是走不成了。
谁知就在这时，徐海东副军长骑着一匹高大剽悍的战马由远处飞奔而来。他是在出征前的整编中，主动向省委提出来由军长改为副军长的，原因是他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呆过，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文武双全，就主动请省委同意让程子华出任军长，自己做副军长。虽然职务有了变化，但他同当军长时一样，积极作战，白天黑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老战士一时改不过口，依旧亲切地叫他军长，就连敌人的电报，也还是称“徐海东匪部”。此时，他看到几个女战士在“围攻”主任戴季英，以为出什么事了，急忙赶了过来。
“这几个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徐海东问。
“要跟队伍走。”戴季英已被“七仙女”磨得疲惫不堪了。
女红军们深知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平易近人，对部下有一副热心肠，就像见了救星似的，不约而同地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诉说事情的经过，表述自己的决心，千言万语，一个主题：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
徐海东笑着对戴季英说：“七个女孩子，不多嘛，她们既然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有什么不可以呢？”
戴季英不好再说什么，徐海东做了个大好人，这么轻易就同意了她们的请求，这让戴季英有些尴尬和不快。
“七仙女”破涕为笑了。
徐海东不失时机地为戴季英打圆场说：“你们先别笑，主任让你们留下也是有道理的，这次部队走到哪里，走多少天都没有确定，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严峻和艰苦得多，这可不像喝凉水那么容易，你们能挺得住吗？”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