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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队了就在屁股后面慢慢走吧，怎么能插队呢？”
“到底是娘子军厉害，一下就把我们冲垮了。”
“你们不能打仗，行军还要掉队。”
女红军们立刻反唇相讥。
“发生了么子事？”彭德怀走来了。
女红军们纷纷上前告状。
彭德怀一见这些肩扛梭镖缨枪、满脸倦容、嘴巴却十分厉害的女红军们，忍不住笑了，说：“哟，我以为是什么人冲击了我的三军团，原来是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女红军们有些不好意思了，彭德怀却十分欣赏这个词。后来一碰到她们，老远就喊“迫击炮”。
当“迫击炮”也没什么不好的，女红军们想。后来的行军中，她们的身体在历经痛苦的磨难之后，一天天健壮硬朗起来，她们提出了“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奋勇前进。
在恶劣的行军条件下，女红军们的性别意识在渐渐淡化，在许多时候，她们都把自己当成男人。女人爱美的天性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常常顾不得洗脸、梳头，只是在路上遇到水洼或小河沟时，随意撩点水冲把脸。到了严重缺水的地区，饮水发生了困难，许多人干渴得嘴唇出血，脸上蒙着一层灰黑的泥尘，只有两只黑亮的眼睛，燃烧着不屈的生命之光。而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里，她们经常被浇得像落汤鸡一般，许多人因此停经，有的甚至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疾病。
此外，她们还要时时忍受着一些来自伤员的委屈。
在频繁的战事中，伤员不断增加，而药品却极其匮乏，得不到治疗的伤口发炎溃烂了。许多伤员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对女红军们大发脾气，有的甚至还用拐杖打过她们。望着这些生命垂危的兄弟，她们的心在暗暗流血，她们知道这些伤员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最终会失去年轻的生命，他们曾经是多么刚强、骁勇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们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呀！他们不愿意这样受折磨，不甘心这样轻易地死去，他们的心中压抑着多少委屈和愤懑啊！在他们的粗暴面前，女红军们默默地忍受着，以姐妹般的亲情、友爱，温暖、抚慰着一颗颗受伤的心……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危秀英两次遇险
1935年1月9日，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跟随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走进了遵义城。
这是一座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地势险峻的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时置县，唐朝改为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
当女红军们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走进遵义城时，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只好在丰乐桥头下马，与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在旧府衙前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接着讲话，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情绪激昂地说，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来这里的，不是来占地盘的。他说苏维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政权。
1月12日，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人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黔北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一时间，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宣告成立。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即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由于刚刚进城，部队的供给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改善，女红军们进城的前几天干粮就已经吃完了，有的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饿得头晕眼花。19岁的钟月林，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可是她的肚子已经瘪了几天了，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危秀英以为她病了，匆匆赶来看她。钟月林平时就文文静静的，极少说话，此时，脸色苍白的她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危秀英伸手摸摸她的额头感觉并不热，甚至还有些凉丝丝的，一连问了几种病，钟月林都无力地摇摇头，危秀英想了半天，才一拍脑门恍然醒悟过来——是饿晕了。
到哪里去找食物呢？危秀英苦苦地想。
“卖芝麻糖咧，香甜可口的芝麻糖！”就在这时，屋外的大街上传来了小贩悠扬的叫卖声，这声音在她俩的耳边萦绕不散，听起来是那么诱人！钟月林的眼睛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下去，因为她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小贩的叫卖声不时地传进来。
许久，钟月林再也忍不住了，她侥幸地试探着问危秀英：
“危大姐，你身上还有钱吗？”
危秀英同样身无分文，但她怎么也不忍心让钟月林失望，只好犹豫着说：“有，我还有……点钱，你等着，我去去就来。”
危秀英在街上问了好几个红军战士，但都没有借到钱，心里十分难过。就在她脚步沉重地往回走的时候，迎面碰到了石坚，她向石坚借了几角钱，兴冲冲地买回几块芝麻糖来。这是一种用玉米烤制的糕点，上面沾满了芝麻，吃起来十分可口，钟月林从床上爬起来，一口气就吃了两块，身上慢慢有了点力气。缓过劲儿来的钟月林，第二天就又参加工作了。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石坚又见到危秀英，开玩笑地问她：“小危，你借了我的钱怎么还不还？”
危秀英也笑着说：“你那几角钱救了一个女红军的命，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还你。”
危秀英救了钟月林的命，自己却险些死在遵义。
一到遵义，女红军们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工作，她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向群众分发没收的财物粮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邓颖超担任没收委员会的主任，带着女红军们登记收缴没收来的财物。
从一个地主老财家中，女红军们搬回了成堆的火腿腊肉，大家饿得肚子咕咕叫，却不敢伸手拿一块，邓颖超忍不住说：“你们都累坏了，拿一只火腿回去做着吃吧。”
第二天，女红军们得到情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危秀英带着几名战士去她家追查时，那女人已经从房中的暗道逃走了。地道口设在一个黑洞洞的角落里，危秀英在室内搜索时，从没有盖上的地道口一下子跌落下去，地道有数丈深，危秀英又毫无防备，顿时摔得昏迷不醒……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从昏迷中慢慢醒来，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阴冷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臭味，她试着从地上坐起来，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浑身上下疼痛难忍。战士们能找到我吗？我还能活着出去吗？这么想着想着，泪水便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位1910年生于江西瑞金县叶坪乡的农家姑娘，20岁就参加了红军，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妇女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等重要职务。红军长征前夕，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到她和兴国工农兵政府常委钟昌陶说：“因为部队严重减员，你们二人到兴国县崇贤区去，一个月内招收30名新兵回来。”
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这里的适龄青年几乎都参加了红军。要想在一个区里再招收30人参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危秀英二话没说，一口气走了30多里地，当天就赶到了崇贤区，连夜开展工作，深入村庄召开青年会、中年会、妇女会，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来进攻中央苏区，我们怎么办？”危秀英大声问道。
“拿起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群众齐声回答。
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姐送弟、妹送哥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仅用了10天时间，危秀英和钟昌陶就带着一个营的新兵回来了。她将这支部队交给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并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李富春高兴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可真有办法，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啊！”
危秀英做梦也没想到，正当她憋着一股劲要干出一番成绩的时候，却失足跌进这死亡之窟了。她只觉得头昏眼花，浑身疼得厉害，动不了身，也喊不出声，这可怎么办呢？她想着想着，又昏迷过去了……
当时，战士们为了追击敌人，没有来得及找她，直到结束战斗、打扫战场时，才发现了地道口，带队的干部坚决地说：“危秀英是个好同志，她活着要立即组织抢救，如果牺牲了也要拉上来埋葬。”
下到地道里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危秀英，用手一摸她的胸口，感觉还有微弱的心跳，就把她放到拴着绳子的篮子里吊了上去。经过一番抢救，危秀英从死亡线上又活过来了。
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危秀英，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一家火柴厂做群众工作。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仅危秀英一人，就从遵义动员了200多名青年参军。部队决定离开遵义前，要危秀英把几百个重伤员妥善安置在老乡家中，她接受任务后，没日没夜地奔波忙碌，把伤员们全部寄养在那些单门独户、缺儿少女、政治可靠、同情红军的穷苦人家，并且给他们留下一些钱和布料，维持生活需求。
这一天，危秀英像往常一样，带领医护人员到村里巡诊。这些日子，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时被俘的一些敌军伤病员急需包扎治疗，另外还有几千名俘虏也要由休养连的女红军们负责安置、遣散。她们每天都要挑去两担银元，发给要回家的俘虏每人20块银元。这项工作进行得细致有序，危秀英甚至在想，今天进度再快一些，就可以完成任务了。谁知还不到中午，一位老大爷就神色慌张地跑到她身边，对她耳语道：“女红军，快走吧，敌人已经进城了！”
“红军大队不是还在吗？”危秀英问。
“早就出发了，快收拾一下，我带你去追！”
原来，部队撤离时，曾派一名通信员去通知危秀英等人，可是这位通信员在半路上就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她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幸亏这位60多岁、花白胡须的老大爷及时通风报信，并自告奋勇给她们带路，才使她们赢得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敌人越逼越近，甚至已能清晰地听见他们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了，如果稍有迟疑，就很难逃出遵义城了。危秀英果断地吩咐大家不要惊慌，注意隐蔽行动。老大爷带她们抄近路跑步前进，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终于追上了队伍。
分别时，危秀英捧着发遣散费剩下的银元和自己的干粮，含泪送别了这位救命恩人。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情恋遵义城（一）
遵义是当时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有五万人口，红军在这里休整了十多天。这是自长征三个多月来第一次放假，这十多天对女红军来说是修饰自己的难得的机会，她们可以洗洗头、洗洗衣服，重新找回女人爱美的天性。有丈夫的女红军还可以暂时同丈夫住在一起。大家在这些临时建立起来的“爱巢”之间来回串门，说一些行军路上的趣事。
那时，蔡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又是女红军中岁数最大的一个，长征出发前就患了胃病，胃痛发作时坐卧难忍。李富春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几天也见不上她一面，心中十分惦念，生怕患病的她忍受不住这样艰苦的行军。况且他了解蔡畅，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意连累其他同志，这使李富春又增添了几分忧虑和担心。
万幸的是，蔡畅总算挺过来了。
在临时搭建的家中，蔡畅全身的紧张疲劳一扫而光，她张罗着为李富春缝补衣服，清洗生活用品。蔡畅是个爱干净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收拾得十分整洁，即便是衣服上的补丁，也缝补得整整齐齐，在女红军中是出了名的。为了减轻李富春行军的负担，蔡畅保管着李富春的衣物，隔几天总是让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在长征路上，替丈夫保管衣物的做法，在女红军中是不多见的。妇女们开起了蔡畅、李富春的玩笑，说蔡畅保管李富春的衣物是想天天看见自己的老公，李富春把衣服放在蔡畅那里，是想多看看自己的婆娘，每当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女红军们便笑嘻嘻地围上来说：“又来换衣服了！”
李富春显得很不好意思，蔡畅便给他解围说：“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哪里比得上你们新媳妇。”
35岁的蔡畅的确是她们中的老大姐。开玩笑归开玩笑，平时生活中，蔡畅对大家非常关心。有时行军走累了，蔡畅便给大家讲故事，讲她在国外的见闻，讲法国姑娘如何恋爱，德国人有什么习惯，苏联人如何过冬天，大家听得入了迷。
康克清同丈夫朱德一起住在老城枇杷桥边上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里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它面对着红花岗，背靠着湘江河，十分豪华气派。
此时，康克清正坐在温馨的灯光下等待朱德的归来。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正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王稼祥、刘少奇、李富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召开着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初春的夜晚，还透着深深的凉意，康克清起身往火盆里添柴。不知过了多久，朱德终于回来了。
“开完会了吗？”康克清惊喜地迎上去问。
“还没有。”朱德笑着说，“不过，大局已定下来了，毛泽东又能参与指挥部队了。”
“这太好啦。”康克清高兴地跳起来，紧紧握着朱德的手不愿松开。
也是在遵义城，张闻天向刘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那是红军再度占领遵义的第二天，邓小平对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建议说：“走，今天我们逛街去。”刘英等人跟着邓小平走到了大街上，一帮青年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神气而又快活。街道两边的土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气氛。这时，张闻天从对面走过来，彼此打过招呼后，刘英刚走出不远，就听到张闻天喊她，刘英以为有什么事，小跑着迎上前。张闻天说：“刘英，到我那里去聊聊，好吗？”
“好啊。”开朗的刘英不加思索地答应了。
两个人一起来到中央队的驻地。张闻天同毛泽东住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里，刘英跟随张闻天走进去时，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就忍不住问道：“毛主席在吗？”
“他不在，到前线去了。”
由于是早春，天气还有些阴冷，好在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张闻天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给刘英煮点醪糟吃。刘英一听高兴极了，心想首长可真会体贴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醪糟了，甚至都快想不起是什么味来了。
两个人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起来。刘英往常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发怵，有一次还带头到王稼祥的宿舍搜东西吃，把翻出来的东西得意地拿给王稼祥看。就是在毛主席面前，她也从未感到过拘束，毛主席也喜欢同这个小老乡开玩笑。和张闻天说话更是随便。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情形不太一样，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冷场了。刘英觉得有点不自然，仿佛空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在两个人之间飘来荡去。刘英无意间抬起头，却遇见了张闻天火一样炽热的目光，她突然一阵心慌，脸上热辣辣地发烫，她预感到张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她说，她一边喝着带酸味的醪糟，一边紧张而热切地期待着。
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张闻天终于鼓足了勇气，对她说：“刘英同志，我们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我们能不能不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呢？”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刘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和张闻天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已经相识，参加红军后接触更加频繁，对张闻天这位学识丰富、坦诚正直的领导，她是敬慕的。可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哪里还有心思谈恋爱啊，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就睡，她又是女干部，一路上要做大量的工作，假如结婚生孩子……想到这里，刘英担心地闭上眼睛。她有些生硬地对张闻天说：“我早有打算，五年之内不结婚。”
张闻天先是一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