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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言之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开创之初，无不人才济济。可是到了後来，圈圈出笼，就非关系不行，而「才难」了矣。「才难」似乎并不对题，教头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是，只不过教国家兴隆强盛的「才」才「难」。初期的姜小白先生，大智大慧，想吃山珍海味，就找易牙，想当圣人，满足满足自尊和虚荣，就找开方，想玩玩女人，就找竖刁，想治治国，把齐国弄强，就找管仲。等到管仲先生一命归天，他把国事寄托到前叁个人才身上，就糟了大糕，其结局如何，世人尽知，活活饿死不算，连□首都生了蛆，还没人发现。我们向不以「死」来衡量人，对不得善终的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敬意没有稍衰，但把齐国弄成那种样子，姜小白先生之昏，千载以下，尤使人跺脚。
人才和奴才誓不并立，奴才永远成不了人才，而人才也永远成不了奴才。表面看起来，越是末世，人才越少，左也窝囊，右也纰漏。古人谈到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叹曰：「气数已尽」，到了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这麽一叹。不过柏杨先生以为，似乎并不见得，盖气数尽者，人才绝也。问题恐怕是，越到末世，不但人才并不越少，相反的，人才反而越多。君不见旧政权垮台，新政权成立，在新政权下，不都是人才如云乎哉？秦王朝末尾几年，只剩下赵高先生一人，可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张良先生，韩信先生、萧何先生，固是秦王朝属下的乱民也。隋王朝末尾几年，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可是唐王朝开国功臣李靖先生、尉迟恭先生、魏徵先生，同样隋王朝属下的乱民也。
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徵，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乱民。这并不是说处心积虑的要别人反，而是「天下为私」的结果，有些酱不住的人，不得不反。君一看水浒传便知，像林冲先生，高太尉手执钢刀，咆哮曰：「你反不反？不反，老子就杀！」头目高坐堂上，凶态可掬，当然不怕你反。张叁反焉，大刀一挥，喀嚓一声，杀掉其头。李四反焉，大刀一挥，喀嗦一声，杀掉其头。只见他举刀如飞，威风凛凛。可是「反」是他阁下努力制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活活累死，也杀不完。杀来杀去，终於遇到一个脖子硬的，不是喀嚓一声啦，而是当啷一声，大刀震落在地，一个新政权出现。战国时代毛遂先生的故事，可帮助我们了解末世何以「才难」，平原君赵胜先生那一套话，听起来能把人气断了筋，他曰：「大丈夫处世，像把锥子放到口袋里，尖端会立刻透出来。阁下在我这里叁年，默默无闻，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话，恐怕你没啥没啥。」毛遂先生曰：「假如我被放到口袋里，尖端早透出来啦，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放到口袋里呀。」盖口袋已被圈圈扎住，谁都放不进去，举目所及，不是在垃圾箱里烂着，就是已上了梁山，读史至此，涕泪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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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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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黄天霸先生，恐怕无人不知。柏杨先生家乡，小孩子们有一首儿歌，遇到有人紧追一个问题时，对方即唱之以作回答，曰：「啥啥啥，黄天霸，对你说，你害怕。」可见黄公的威力，及於顽童。他阁下正是打渔杀家萧恩先生所说的「奴下奴」人物，有一次，侍奉他的主子「施大人」施不全先生，路过落马湖，落马湖上强盗如林，左搞右搞，竟把施不全先生活捉去。黄天霸先生慌了手脚，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东查西访，後来找到了一个老头，该老头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黄天霸先生大喜过望，拍他的肩膀曰：「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老头立刻磕头如捣蒜。我想，该老头磕头似乎磕得太早，如果仔细想想，老头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黄天霸先生的身上，而是黄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头身上。该老头如果不说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黄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没有啦，失落了主子，君知是该何罪乎？势必连尊命都没啦。然而他不但不感谢老头，反而教老头他感谢他，这种赏饭学，真是一个典型的嘴脸。中国社会上似乎处处都有黄天霸，天天都在「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中国知识份子是世上界最可怜的一种动物，五千年来，以纯书生取得政权的，只有王莽先生一人，具次顶多刘秀先生算上一个。其他头目，这个「高祖」焉，那个「太祖」焉，「祖」字辈的头目，无一不是耍流氓耍出来的。然而王莽先生□落得万世唾骂，盖他阁下夹在两个姓刘的王朝之间，而东汉又是以西汉为号召，靠西汉那块招牌吃饭的。知识份子则是靠东汉吃饭的，就只好努力向姓刘的忠贞矣。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权能维持八百年之久，也成了「啥祖」，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同。不要说八百年之久啦，就是他阁下之後的王朝不是姓刘的，而是姓张王李赵，或是姓柏的，新王朝成了正统，具骂至少也轻得多。哀哉，王公。
中国知识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种成就的不多，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追随一位头目，听凭摆布。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拚命向有前程的头目那个圈圈里跳，永远寄附在别人的尾巴上。主子阔啦抖啦，就大吃大喝；主子垮啦，大家树倒猢狲散；主子对这种情形自然也「眼睛是雪亮的」。读者先生千万不要被古书弄花了眼，以为主子对奴才会「坐以论道」，该古书都是知识份子写的，硬往脸上抹粉，教人起鸡皮疙瘩。宋太祖赵匡义先生把刘昌言先生撵走了之後，有一次早朝，心里痒得忍不住，问左右曰：「他哭了没？」原文是：「昌言涕泣否？」後来把吕蒙正先生免职，又是心里痒得忍不住，又问左右曰：「望复仕，目穿矣！」被钱若水先生听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地位再，高竟不值钱如此，当晚就卷了行李，告老还乡。
其实赵匡义先生还算道德学问齐了天的。明王朝亡国之君朱由检先生更糟，他阁下一时兴起，把大臣们弄到朝堂，一字排开，向他们行上一揖，以示民主──那时的术语是以示「尊师敬道」，可是过不了叁天，□把他们一个个掀翻在地，打得哭天唤地，两腿都断。朱由检先生昏蛋乎？昏蛋当然昏蛋，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时代风气使然，黄天霸哲学在作怪也。
柏杨先生亲自瞻仰过的，有两人焉，一位是李鸿章先生，此公历史上的功过，自有公论，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他脑筋中的「赏饭学」。他认为凡是比他官小的，都是靠他吃饭的，既都是靠我吃饭的，不教你跳楼，又不打你□子，而只是骂骂，该没关系吧。他的口头禅是「操你妈」，终於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妈。记不得啥书上看见的啦，有一位知府老爷，闻「操」之後，肃然曰：「卑职不敢操大人的妈。」李鸿章先生最後一次当官，是八国联军之役，太监拿着诏书，叁更半夜敲他的门。清王朝之例，凡大臣「赐」死，都在半夜，别看李鸿章先生操人妈时，其势汹汹，一听敲门，他自己的妈有被赏他饭吃的人「操」之可能，就涕泪交流，召集家人，泣曰：「子子孙孙，切勿为官。」开门一看，原来升啦，他是否又劝他的子子孙孙可以照样为官，书上没有交待，真是遗憾。
第二位是冯焕章先生，此公伙夫出身，做到当朝一品，其官之巨之大，不用说矣。他大概是李鸿章先生的嫡传弟子，平生以黄天霸自居，把部下当成猡猪，想骂就骂，想训就训，西北军闲话轶事中，差不多都和「骂」「训」有关。後来当兵役部长，又当汀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锺麟先生，在电话上挨了一顿臭骂後，冯焕章先生千里外还馀怒未息曰：「混蛋，给我罚跪一小时。」他答曰：「报告总司令，已经跪下啦。」说跪下真跪下，就在电话机前跪了一小时，奴态可掬，使人起敬。
从前帝王时代，再大的官见了皇帝都得磕头如捣蒜。太平天国一闹，满清政府的前程明明是包在曾国藩先生上的，结果黄天霸出现，曾国藩的前程反而倒转过来包在满清政府身上。他阁下见了慈禧太后那拉兰儿女士，跪在地下，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那拉女士特别看得起他，［酱话谓之「圣眷甚隆」］，要和他长谈故也。後来看他阁下跪得实在可怜，才特别开恩，准他──咦，读者先生切莫快嘴，以为准他坐下，他离坐下的距离还远哩。而是准他爬下，当然不是爬到泥地上，而是爬到锦墩上。再到了後来，该「文正公」实在太老，才第叁度开恩准他作日本人状，蹲到自己的小腿上。不特此也，满清王朝中再高的官，见了皇帝和那拉兰儿女士那个烂女人，都自称为「奴才」，这个称呼太绝，可列为人类十大奇观之一。不要说叫啦，便是听一听都过瘾。可是，所有的大臣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奴才的。像曾国藩先生，身为满清王朝「再生父母」，可是他想当奴才还不够格，盖只有圈里人才有资格当奴才。若曾国藩先生，只能自称为「臣」。我们不妨在这里顺便研究研究他阁下，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业，当然颇不简单。但我们注意的□是他阁下的做官之道，真是有空前的心得，出任官崽大学堂校长，包管胜任愉快。尤其对「固位」之术，更有一手，为了自己的官，视别人性命前途如粪土。一攻入南京，马上解散湘军，以便他的官稳如泰山。此公的眼光惜乎只──於历史酱缸，而不敢稍微挣扎，只知道从历史上从取得陈旧的教训，而没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识，所以他的境界只好──於当官，他的学问也只好──於固位，不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何裨益。
贵阁下不要以为「骂」是一种侮辱，有此一念，天地不容。从想当奴才都当不上的镜头，可知当奴才有奴才的妙用，这妙用和「听话学」有关。嗟夫，奴才最大的特徵是听话，主子大骂特骂，是在侮辱我，乎非也，实际上□是看得起我，盖「挨骂为升官之本」，一个人不管你作了啥丧尽天良，亡国灭种之事，李鸿章先生焉，冯焕章先生焉，一见你就破口大骂，不但「操」你妈，还「操」你家所有的女人，尊心尽管放宽可也，准啥屁事都没有，盖你已经被认定是他的人啦。即令垮台，前不已言之乎，过两天又可当别的官焉。可是一旦二「章」先生见了你客气非凡，握手言欢，喊你「老哥」，呼你「贤弟」，然後含笑送客，好啦，你还想当官？当个屁吧，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已是你祖宗积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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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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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於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麽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於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麽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於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於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後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後，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好好，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麽，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得，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後，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麽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麽都有，那是真的什麽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好，君王也好，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