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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於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後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後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後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後跟随。末後，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後。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末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叁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叁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叁百年，民族灵性□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於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圣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啥啥啥时代矣。啥啥啥啥者，吉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叁百年之久，都没有什麽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驾着「自由中国号」小舟，横渡太平洋，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茶话会、交谊会，等等之会，对他恭维备至。有一天，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尊名说不得，说了就挨揍），他是负责编「特刊」的，我问他感想如何，他摇头而露牙，冷笑曰：「一个小浪就沉到底啦，这种傻事，我不干，我不干。」其实不但他不干，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盖灵性被酱之後，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辨公桌後，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种玉麟先生驾一只帆船，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就等於往火坑里一跳。作家老爷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为可观矣。我有一位当官的朋友，出席某学堂座谈会，慷慨陈词，唾沫横飞，差一点就当场自杀，以表他视死如归。可是回到家中，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要求也参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来，骂曰：「船翻了怎麽辨？」并引用圣人之言曰：「务虚名而得实祸，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别人去傻，自己并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赞扬张叁，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叁，自己并不希望当张叁。大家都赞扬李四，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让自己当李四，怕全家都哭上叁天。咦，对岳飞先生，谁不尊敬？问题是有几人愿意自己当岳飞？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不过研究起来，也不能怪谁。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被辱。五千年来，凡当权的家伙，几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血迹斑斑，可以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查考，也可以一个人接一个人查考，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一息，油然「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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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酱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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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北美日报》记者记录。
刚才主席讲。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实际上，却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他们，使我离开祖国这麽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请各位指教。本来主席和《新士杂志》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找，这是一个座谈会，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使我惶恐。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藏龙卧虎。我仅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见，报告出来。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种结论。请各位指教，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麽是中国人？什麽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麽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麽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後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连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麽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麽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麽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麽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侯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筒直难以想像。为什麽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份，而更允许它保留这麽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截，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朝开始後，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份。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份，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麽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於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後，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麽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於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麽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那里会不及日本？ 由於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 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裹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於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麽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看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看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後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这使我们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中国会承受不住，情形将大不一样。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麽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