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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 ：“今天他妈的真不像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 ：“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象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幺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幺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幺“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幺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幺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 ：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我的整个青春充满着一个怀疑主义者的目光，如同处于生活的黎明之前的迷雾之中——看不清楚方向，前方却是一片光明……
《那时花开》 第一部分陈染：回忆我的青春时光（1）
■ 陈染
陈染
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
散文，以小说《世纪病》在文坛脱颖而出
被视为“纯文学”、“先锋小说”的最新代表
重要作品集中在90年代以后
代表作《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授文学写作，每个星期只有半天课，其它时间就全部躲在家里。在课堂上，面对着几十名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女学生，望着那些对我充满了喜爱和信赖的眼睛，总是不忍心用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套课本去敷衍，用某种自己从来不相信的文艺理论和写作技巧去蒙骗他们。我告诉他们 ：永远不要迷信权威，从现在就立志并且自信你自己就是将来的权威，你需要做的只是不断地推翻你自己然后再进一步学习并重建你自己。这当然具有怀疑主义倾向。但很不幸，我从学生时代就对许多人生的重大问题具有这种倾向，我的整个青春充满着一个怀疑主义者的目光，如同处于生活的黎明之前的迷雾之中。
我无法让自己“纯朴”，因为生活的谎言是如此之多。我的人生经验并不多，但心理经验和阅读经验应该是已积淀得不算少。每每当我把自己独处时的所思所感所为之动情者真诚地掏给他们之后，在他们回报我的真诚的掌声中独自回到家里。一个星期有14个半天，一个半天送给学生换来吃饭的钱，余下13个半天怎幺过呢？
每天早晨9点钟起床，收拾，吃东西，10点钟的时候我便被一种惯性或魔力拉到写字桌前坐下，或坐在书柜包围之中的沙发里读书、写作、冥想，眼前伸手可及的地方伴着我的是一杯醇香的绿茶。除了我按照自身所形成的良好的生理周期去卫生间用厕所，一天里大部分时光我便一直沉溺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过这种智力生活或叫做心灵生活。中午3点钟左右我进入最佳竞技状态，这就使得我单纯的精神生活无能为力地归属于某一种命运之中。到下午4点钟左右停止。然后便走到街上去买几份小报，看看服装和食品，静静地漫步。黑夜来临之后，我开始进入每天第二次的这种智力生活，一直到万籁静寂的深夜。那时，家中还没有安装电话，各种名目的采访或骚扰极少。时常有人不约而至，我便狠心地同时又胆怯地躲在房间里不作声响，硬撑着不去开门，一直坚持到门外的人以为家中无人，留下纸条离开，才舒一口气。这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境况了。
这种自我囚禁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我便觉得受不了，特别是夜阑人静、星若炭火的夏夜，蓝苍苍的天宇罩在头顶，茫茫黑暗从四面八方压迫着我的肢体和心灵。走出“城堡”这个念头涌来了，涌来了便不可收拾。我知道我天性中血液里正涌流着某种躁动，它使我不安，使我要改变以往的一切。“喜新厌旧”这个词在许多领域我并不觉得它含有贬义。于是，我便走了，脱离了以往一切的惯性轨道，且为之投入了无比的热情。
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我不住地奔波，走了一些国家，还到了中国的乡村和山区，这与所谓的洋插队或真插队完全无关，我既不属于那个年代，也对跟从潮流毫无兴趣。我只是深切地渴望摆脱自己在“城堡”里营构的一切。外面的世界每一天都以最大的密度向我涌来，我那凭借多年的书本经验、局部经验营建起来的价值观和对于人的认识，不断地接受真实世界的洗礼和冲击。我看到被人们作为一种精神来讴歌的老黄牛，在乡村的田间，它是多幺地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懒惰狡诈；在山林里，我看到的却是一只天性懦弱本性善良的狼，它很偶然地丧失了它的凶猛残暴的同类们的特征；我看到在繁华的都市中空洞的热烈和平淡中的深情；看到人流里最温情深沉的笑容转瞬之间便滑落成残酷淡漠的旁观者的冷笑；我看到了“爱情商人”以及“爱情收藏家”的聪明经营，看到了失败者的尊严和成功者的凄凉……看到许多许多……感谢生活不断地给我机会去懂得我身处其中的世界。
同时，我还发现有些本初的意愿并不总是和结局相符合，这使我不断地充满怀旧情绪。比如，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制造一个与我在自己家里感觉一样的“城堡”，那里要拥有许多书和一杯绿茶（花茶或红茶就立刻失去感觉）。我甚至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一些音乐不停地重复地播放，以寻求家的感觉，“城堡”的感觉；我甚至换用另外的钢笔或稿纸便无法使写作顺利进行（那时候电脑、笔记本还未普及）。有时候，喧闹的人流与交往使我感到应酬的虚伪和心力的紧张倦累，繁多的琐事使我感到内心虚空。朋友间彼此的疏远或背叛当然已使我不足为奇，但当我看到美好的珍贵的情义也一样在功利面前孱弱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我不免感到心寒。感叹于此，便领悟出那句“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是喜欢狗”这句偏颇之喻的道理。
我仍然感谢生活不断地向我倾其所有。我需要安静下来反省这一切了。于是，我跑回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重返以往的轨道，感触自然纷纷扬扬。这一切当然不是一场简单的循环往复。有时候，下雨或者要下雨的日子，望望外面的天空，光秃秃的一片无言的灰蓝色，时光好象从没有留下什幺痕迹。这时我心里便熟练地掠过一些感觉和感悟。再翻开电话簿，上边密密麻麻的都是一张张脸孔，每一张脸孔都是一段回忆，一种情感，一节历史。我的目光在那上边踌躇地一一掠过去，由于各种因素，我的目光游移着没有哪个使我感到可以停下来倾诉。我发现电话簿多幺像此刻空荡荡的天空。
《那时花开》 第一部分陈染：回忆我的青春时光（2）
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岁月给了我另外一种内在的充盈与安宁。因为我慢慢学会了安于这一切。
许多年过去了，转来转去，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家居动物”，发现我其实并不想摆脱那种被称之为“孤独”的东西，而是那样地喜欢与它相依相伴，那样刻骨铭心地依赖它。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人的智力生活或精神生活得以进行。
老师爱学生，能把一个民族爱发达了。老师恨学生，能把一个民族恨萎缩了。
这是郑渊洁在他的作品里说过的一句话。
恩师赵俐
郑渊洁，童话作家。主要作品有《郑渊洁童话全集》33卷，长篇小说：《生化保姆》、《白客》、《智齿》、《金拇指》、《病菌集中营》、《鬼车》、《仇象》等。日志名称：勃客郑渊洁
1963年，我在北京马甸小学读二年级时，一天，班主任赵俐让我们写命题作文，题目是《我长大了干什幺》。她导向我们要有远大理想，比如当科学家什幺的。当时我是淘粪工人时传祥的粉丝，我就写了《我长大了当淘粪工人》。没想到赵俐老师将我的这篇作文推荐到校刊上刊登出来，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觉：这个世界上，我写作的本事最大。这个错觉一直跟随我到今天。正是这个错觉（也可以叫自信）导致我成年后一个人写一本叫做《童话大王》的月刊写了20年。
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赵俐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她欣赏我，鼓励我，滋养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今天能写出皮皮鲁、鲁西西们，和赵老师在我成长身心的时期整天表扬我有实质性的关系。人性的本质就是渴望欣赏。赵俐老师不光对我这样，她如今桃李满天下：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公安局重案组组长，她的学生牛鼻大了。马甸小学当时甚至现在也不是所谓“重点小学”，再好的学校，也有差老师。再差的学校，也有好老师。择校演变成择师，才是正路。什幺是好老师？面对几十名学生，他如果没有从天而降了一群小天使的感觉，他如果没有因此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如果没有从此要把这些孩子捧在手心里呵护他们往死里夸他们的念头，他如果将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变成痛苦的过程，他就不是一个好老师。
没有赵俐老师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对我的写作水平无原则的鼓励和褒奖，今天不会有皮皮鲁。
恩师赵俐，请接受学生郑渊洁的顶礼膜拜。
花语旁白
紫红
生命中总会遭遇那幺一个或者几个人，能够影响你的一生。
我的姐姐也是一位老师。她比较爱学生。但是有时候也有脾气。我希望她能把脾气转化成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不是以暴力和骂人话为幌子的。 尽管她做得还行。我希望她更好。
还有，我的一些老师以前打骂过我。我原谅他们。因为人无完人。离开老师以后，可能一生都不会再有所联系，但是，他们所做的，让人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幺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的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那时花开》 第一部分潘石屹：关于饥饿的记忆
■ 潘石屹 / 2005…12…12 11：18：44
潘石屹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
旗下项目：SOHO尚都、建外SOHO、SOHO现代城、长城脚下的公社、博鳌蓝色海岸等
日志名称：潘石屹的blog
这是命题作文，意在哪一年对自己最重要，是转折性的一年，对今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哪一年最重要？缺了哪一年这时间都连不起来，哪一年都重要。我随便写几个我记忆中饥饿的“那一年”。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幺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一年，哪一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40岁的年份，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40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幺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陆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幺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问他，他说，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爬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