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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所长，你是‘地方官’，想个办法让我们认识一下吉泽国雄呀！”小孙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好办。”徐建新所长停顿一下，说：“这样吧，待会儿，天要黑的时候，我去吉泽国雄诊所，就说我不舒服，让他给我检查身体，你们二人也穿上警服和我一同去，把他的相貌特征记下来，不就行了吗？”
小孙、小许齐声说：“好主意，就这么办！”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徐建新所长给他们找了两套警服，小孙和小许穿起来很合体，把大盖帽压得低低的，跟着徐建新所长到吉泽国雄的诊所“看病”去了。
吉泽国雄的诊所位于东单二条中段路南，是一个独家居住的小四合院。他们进院后，房东以为他们是来查户口的，把他们领进东厢房的会客室。吉泽国雄的妻子是中国人，有一个三岁小男孩。会客室还有一个日本人，吉泽国雄和徐建新都认识他。吉泽国雄指着那个日本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道：“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日本同乡，他叫山口隆一，在法文图书馆工作，他下班来这里拿些药。”山口隆一也用中国话跟他们打了招呼。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正为侦查山口隆一犯难的时候，在这里却意外地碰见了他！
山口隆一打完招呼就走了。小孙和小许把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记在脑海里：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长方脸，留着小胡子，走起路来像军人走正步似的。
山口隆一走后，徐所长说明了来意，吉泽国雄把他们领到北房的诊疗室。他认真地给徐建新检查一番，说：“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工作劳累的原因，消化不好要多休息，要多喝水，慢慢就好了。”吉泽国雄开了药，他们就出来了。
不久，吉泽国雄带着老婆孩子回日本去了。
不管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侦查员，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侦查员，像小孙和小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山口隆一还是第一次，为此，公安部政保局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通报了山口隆一的面目特征等情况，以有利以后对山口隆一的侦查。
他们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经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的“庐山真面目”越来越清晰了。
李安东，男，时年55岁，意大利人，1896年生于中国的上海。1906年回意大利，在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1919年返回中国，一贯从事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1923—1924年，他在天津开设义亚公司，曾将飞机、大炮售给北洋军阀曹锟，挑拨中国打内战，实施“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权术。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李安东自称支部长。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派遣“意国空军指挥团”来中国，李安东任该团秘书长。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入飞机，并在南昌、洛阳等地建筑飞机场，建立空军学校，训练空军人员。
李安东不但是个法西斯党徒，而且是多国职业间谍。二战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情报机关搜集情报。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华北时，与日寇“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间谍日高富明勾结，从事间谍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帮助日寇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安东被控为战犯，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十一战区将其逮捕。
李安东被捕后，几次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司徒雷登帮助他澄清问题。司徒雷登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提出的条件是“要与美国进一步建立关系后则可协助”。
不久，国民党十一战区军事法庭以“起诉理由不充分”为由，将李安东释放。
李安东出狱后，又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然而，李安东并不完全了解他被捕的真实情况，李安东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已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掌握，美国战略情报局想把李安东这个多国职业间谍，拉入自己的麾下，为美国的情报机关服务。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被释放半年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匆匆赶赴李安东家中看望，以示关心，也以此拉拢感情。后又邀请李安东夫妇去他家共进午宴。宴会上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瑞德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报任务，李安东受宠若惊。事后，李安东特意给包瑞德写了一封表决心的信，说：“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从此，李安东这个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党徒，便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与包瑞德发生情报关系以后，积极为美国效劳，他发展了日本人山口隆一，法国人魏智、亨利，意大利人马迪儒主教、哲立及德国人甘斯纳等人为情报员，不遗余力地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截止到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向包瑞德提供情报达115件之多。
山口隆一，中文名字叫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日本侵华后来到中国，先后在青岛船舶联合局、华北行业总工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等职，1944年调任航业总会北平办事处任副处长，专门负责与日本军部、日本驻华大使馆联络事务，同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命山口隆一为华北航业总公司董事。
山口隆一还在日本特务机关“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任职，充当日本间谍，搜集华北沿海地区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情报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及解放区的情报。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巧遇山口隆一（2）
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被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留用，负责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颁发委任状，委任山口隆一为这个所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后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特务机关）直接领导，从各国新闻和杂志中搜集大量苏联情报。山口隆一也是个多国职业间谍，他不但是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美国间谍。1946年1月，山口隆一在北平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任情报员，直至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夕，先后受巴帝古、约翰生、富杜伦、斯蒂文斯、时德富、魏斯特、麦智等美国间谍的领导，他负责搜集国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情报，先后共收集并提供情报460余件。
1948年3月，山口隆一与李安东发生情报关系，他把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李安东，由李安东再提供给美国情报部门。
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武官包瑞德领导。山口隆一隐藏在东交民巷台基厂法国人魏智开设的法文图书馆内，以“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的身份作掩护，与魏智共同搜集情报提供给包瑞德。
为了逃避北京市人民公安机关的侦查，山口隆一与日本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取得联系，以其驻北京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个会社的财阀是涩泽敬三，涩泽敬三是日本当时四大财阀之一，涩泽本人曾任日本投降前最后一任日本财相，可见涩泽敬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财力上都具有强大的优势，山口隆一与这个株式会社取得联系后向该社提供大量的情报。经包瑞德协商与操作这些情报又飞到美国驻日本的美军总部去了。包瑞德对此非常满意，有一次见到山口隆一，拍着他的肩头微笑着说：“东京方面一切都没有问题，任何寄到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情报，盟军均可获悉。”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在侦查美国间谍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过程中，还发现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马迪儒主教与他们来往密切，经缜密侦查证实，马迪儒，时年64岁，意大利人，1925年奉“罗马教廷”之命来中国，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马迪儒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马迪儒搜集易县一带八路军军事情报，同意和欢迎日本军队入驻其教堂进行休整。北平解放前夕，马迪儒以“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北平代表”的身份来到北平，经李安东介绍认识包瑞德，开始充当美国间谍，他每月向包瑞德提供情报二三次，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共提供情报40余份。还发现，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法国人魏智，北京义和洋行经理、意大利人哲立；中国任宝世公司北平代理人德国人甘斯纳，以及中国人马新清，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他们与包瑞德、李安东都有情报关系。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最后的午餐会
1950年4月初的一天，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似乎比以往人多了起来，经侦查得知，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伯、副领事法约翰在这里召开午餐会。
这个午餐会，是最后的“午餐”，也可以说是告别午餐会。因总领事柯乐伯已接到美国国务院的命令：领事馆撤离中国大陆，除柯乐伯和一部分人员先撤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回美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中国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
“无可奈何花落去”，柯乐伯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沮丧、失落、忧郁。但他还极力掩饰住内心的痛苦，强作笑容地来和这里的客人们寒暄、应酬着。
今天，包瑞德和柯乐伯不一样，虽为午餐会忙碌着，但他似乎没有柯乐伯那种失败的感觉，却有与共产主义干到底的心情，他谈笑风生，像没有事似的！包瑞德也要撤到香港去。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也来了。李安东和柯乐伯早认识并有来往。山口隆一1949年底才认识柯乐伯的，并为柯乐伯收集了不少情报和中国书籍，如《新疆图志》、《中国分省地图》等等。
他们心里有底，因包瑞德已向他们通报了美国领事馆和武官处都要撤走的消息，并布置他们继续留在北京，为美国搜集情报。
柯乐伯做了一个简短的祝酒词，便到一边喝酒去了。
尽管柯乐伯力争想把最后的午餐会搞得热闹一些，但气氛仍显得冷清，大家谈话很少，而且很谨慎，都像有心事似的。偶然谈到一些如中国技术人员对苏联技术人员不满呀，中共对日本技术人员待遇不好等等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为了掩盖其间谍身份，在公共场合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不坐在一起，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各在一个桌子上和其他客人就餐。
午餐会将近尾声，包瑞德端起酒杯先后走到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桌前，语意双关地说了同一句话：“祝你今后‘生意’兴隆，希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两个职业杀手第二次握手
1950年仲夏，天气酷热难熬。傍晚时分，北京市民才走出家门在大街上乘凉。
崇文门内大街是贯穿北京古城的大干线，每天车辆如流，人头攒动。在崇文门通向磁器口马路的便道上，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衣、蓝裤子的小个子在慢慢行走，不时用眼的余光注意车流中的汽车。这时，一辆黑色小卧车从北向南急驰而来，当这辆汽车靠近这个人时，汽车减速缓慢行使，然后停在这个人面前，车门打开了，这个小个子迅速地钻进汽车，汽车径直向南驶去，然后消失在来往的车流之中。
这一举动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没有逃脱侦查员的眼睛。
这个小个子就是山口隆一，车上坐着的就是李安东。
山口隆一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李安东，这里有情报和其他“重要”材料。李安东给了山口隆一70美元活动经费。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车上用外语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两个职业杀手紧紧握手。两个人的脸上现出一丝阴森的、充满杀机的笑意。
汽车驶到天坛公园北门附近，山口隆一迅速下车，走进人群里，汽车飞也似的向南驶去。
李安东亲自和山口隆一接头，这还是第一次，过去都是由其他间谍来做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握手是第二次握手，1946年第一次见面时握过手，平时即使碰面，两人也好像陌生人一样，不说话更不握手。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侦查员把侦查到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狄飞处长。狄飞处长做出批示，要求侦查员高度注意这两个阴谋家的动向。
一张可疑的天安门射击草图
1950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内装十封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张绘制天安门射击草图稿，草图上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指向两个目标，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用日文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写着这么一段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位置。”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狄飞，看到这张截获的天安门射击草图，大为吃惊，这是试验消防灭火压水机的草图吗？古今中外，凡搞阴谋的人，谁都不会明目张胆地、露骨地说出自己的意图，总是用密码、暗语、代号作为间谍活动的工具，或用公开的合法的形式掩盖自己的间谍活动以及目的。天安门不是普通的地方，过去是帝王活动场所，现在是中央领导同志节日里检阅部队并和群众见面的地方，天安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安门，她是国家的象征，是一个政治概念。敌人明目张胆画出毛泽东所站的位置，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面对如此严峻的敌情，不能太幼稚了，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狄飞很快将此案件报告给市局和冯基平副局长，并拿着截获的天安门射击草图和几封信的原件来到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
李广祥处长对此事很重视，并对狄飞同志高度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大加赞赏。曹纯之、成润之、孙有光等同志都围过来，传看这张草图。曹纯之说：“7月份我们一个外线侦查组，发现山口隆一在天安门前画着什么，原来是在画这张草图呀！”
“假设敌人画的抛物线，是炮弹的弹道。我们侦查的这几个间谍的工作和居住地方，离天安门都不远，那是很危险的呀！”成润之声音很大，情绪有些激动。
李广祥紧皱眉头，问身边的孙有光：“小孙同志，你是部队来的，学过兵器，你看了这张图有什么想法？”
“我是新同志，我提点看法，不见得对，仅供参考。”孙有光清了清嗓子说：“我看这张图是把天安门作为炮击目标，炮是曲线武器。我在军事大学学过炮，最小是六零迫击炮，射角是45°—85°，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是3500米，如果六零迫击炮架在这些侦查对象任何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向天安门发射，天安门都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李安东、山口隆一、甘斯纳住在甘雨胡同，离天安门最远，但直线距离没有超过2000米。哲立住在南池子官豆腐房胡同南口，离天安门只有500米。李安东是军火商，如果他们确实有炮，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李广祥朝孙有光点点头，表示赞同。
狄飞处长说：“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证据逮捕这些间谍。我们截获山口隆一的天安门射击草图是很重要的证据。退一步讲，就是没有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单凭他们搜集我们的情报这一条，就可以逮捕他们。”
李广祥最后总结说：“大家分析得很好，大家的心情我也很理解。我把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