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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2-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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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口、榆关、保定潜伏组十名潜特。    
    是年10月8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陈海若到外一公安分局检举:有一个叫吴秀珍的妇女是陈父母的朋友,吴的丈夫张之程是特务,吴曾来北平住在陈家,现在又来了,住在前门外第一宾馆。外一分局立即将吴秀珍送市局侦讯处审讯。经侦讯处的侦查员再三交代政策,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吴才交代说,张之程改用化名潜居在上海。张曾派吴两次潜入北京,第一次在1949年7月,她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信来京找原北平警备司令部周体仁和刺探国民党101师、103师改编后的情报,以及了解王衡之等人的潜伏情况,因未找到人返沪。这次来京也是这个目的,也未找到人而落入法网。    
    根据吴秀珍所供,市局侦讯处电告上海市公安局将张之程逮捕。1950年2月28日将张之程押来北京,经市局侦讯处审讯,张供出了他亲手布置的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潜伏组(包括五部电台)的组长等23人名单。    
    原来,北平解放之初,张之程混进了待整编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图谋待整编后取得合法身份以长期潜伏,不久,接受警备司令部周体仁的布置,令其南逃找国民党国防部代周“请示办法”。1949年4月,张偕妻逃到上海,后到南京,见到了国防部长顾祝同、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讲明来意后,顾祝同给周体仁写了封密信,命张妥交周体仁。侯腾委任张为上校专员,发给了经费,命张潜入北平重建潜伏组织。张偕妻回到了上海,不敢去北平,派其妻来北平找周体仁联系,均未找到,顾祝同给周体仁的密信,因吴秀珍藏在鞋底下,已经成了碎纸片,字迹辨认不清了。    
    根据张之程交代,23名潜特,除榆关两名暂找不到下落外,其余的潜特连同电台全部查获。市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

    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    
    ——《诗经?小雅?大田》    
    引子    
    天幕低垂,雾霭四合,铅灰色的苍穹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花。    
    喧嚣一天的北京城静寂下来。    
    华灯初上时分,几辆轿车从西华门缓缓开去,冒着严寒,碾碎路面上的白雪,朝前门火车站方向急驰而去。    
    前门火车站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和便衣公安干警。一辆宽大的专列停放在那里。    
    毛泽东从一辆黑色苏制“吉姆”轿车里走了下来。他今天戴一顶羊皮棉帽,穿一件黄色厚呢大衣,显得更加高大魁梧。他一边和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总理、罗瑞卿部长等中央领导同志交谈着,一面朝专列走去。    
    毛泽东肩负着四亿中国人民的重托,将秘密走出国门……    
    历史长卷里,以浓重的笔墨记录下了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公元1949年12月6日。    
    台湾台北市,国民党“总统”官邸。    
    蒋介石正襟危坐,满脸怒容,指着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说:“娘希匹,毛泽东的访苏情报才给我送来?人都走了,再向我报告有什么用!我料定毛泽东会去莫斯科的,没有想到这么快!……”    
    毛人凤是有苦难言,这次他直言不讳地向蒋介石汇报说:“北平失陷后,共产党进城就搞了个什么‘肃特’斗争,我们留下的潜伏组织大部分被破坏了,加上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的叛变,我们的人投降的投降、叛变的叛变……”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认输了?就不干了?!”蒋介石大吼起来。    
    “委座,请放心,我们会有办法对付共产党的!”以绑架暗杀著称、素有“小戴笠”绰号的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忙站起来说。    
    接着,毛人凤就毛泽东访苏期间制定的一套计划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的脸色逐渐平和下来,最后,面有悦色地对毛人凤说:“好,好,不要吝惜黄金!”


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风雪路行人(1)

    朔风卷着鹅毛大雪仍簌簌地下着。大雪已经下了两天两夜了。燕山脚下的古城北京,此时已经是天地浑然、银装素裹的世界。连绵起伏的山峦像一个一个缟装的卫兵,静静地站立于京城的周围;市区弯弯曲曲的护城河,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凸凹不平的马路,像是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被褥。光秃秃的树干被晶莹剔透的雪花点缀装饰得臃肿、肥大起来,连旧北京残存的满目疮痍的陈迹也被这场大雪遮盖得全然不见了。    
    黄昏时分,一辆三轮车艰难地从德胜门外向市区缓缓地驶来。    
    三轮车夫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后面跟着一位身材颀长的男子,这男子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头戴礼帽,身穿天蓝色棉旗袍。瘦长的脸,高高的颧骨,墨镜里边有一双类似扁豆角似的眼睛。他说话矜持、斯文,俨然像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不顾三轮车夫在雪地行走的艰难,眼睛死死地盯着车上放的一些家什:床铺、被子、衣服。尤其注意放在车上的那个两头窄、中间凸的鼓形面桶,惟恐它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三轮车夫是一位性格粗犷、健谈爽快的人。可能是刚刚获得解放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可能还有什么高兴的事,他面带笑容,毫无顾忌的问话像连珠炮似的抛了出来:“先生家有何人?妻子干什么?孩子多大了?原籍是什么地方?”后面的年轻人不耐烦地作了回答。当三轮车夫猛地问道:“先生,你为什么大雪天搬家啊?”那年轻人心里一怔,忙说:“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了,人家催着要房子。”随后,用带着命令的口气说道:“别问了,快走,7点钟一定要到达北海公园东门!”    
    三轮车夫并不介意,拉着车子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着,他喘着粗气,旷野之中,他听到的是风声和三轮车轧积雪发出的“吱吱”声。接近德胜门时,市区的电灯亮了。三轮车夫看到霎时亮起了万家灯火,又看到城外茫茫的雪景,不觉豪气大发,竟然用他那粗犷、洪亮的嗓音唱起了京剧《武家坡》一折: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流满面……后又哼起了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那个戴墨镜的年轻人的心境可与三轮车夫大不一样,他听到三轮车夫唱的歌曲,好像针对他似的,总觉得不舒服。当三轮车进入德胜门内后,一丝恐惧掠过心头。此时,他仿佛看到了北京解放时人民解放军入城的雄伟场面;看到了“家家挂红灯,迎接毛泽东”的动人情景。耳畔响起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三轮车行驶到鼓楼大街时,灰色的墙壁上几个白色大字映入他的眼帘:“防奸、防特、防火。”他脸色骤变,墨镜后面的扁豆角似的眼睛眨了又眨,这六个字犹如六把钢刀直戳他的胸膛,他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让三轮车夫看出他外表上的丝毫变化。    
    三轮车顺鼓楼大街向南走,后往西拐,进入北海公园东侧,在朦胧的夜色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北海的白塔。那年轻人停住了脚步,两眼到处搜索着,当发现一个机关门口有一块没有雪的空地时,便叫住三轮车夫。    
    “师傅,把东西放在这儿吧。”    
    “到了?”    
    “到了。”    
    “就放在这儿?”    
    “就放在这儿。”年轻人一面说着,一面麻利地把鼓形的面桶先从三轮车上提了下来。    
    年轻人付了钱,三轮车夫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这个仍戴着墨镜的年轻人,慢慢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从大街的南头,匆匆走来个子不算高、身穿棕色皮大衣的年轻女子,后面跟着另一位三轮车夫,那戴墨镜的年轻人见了,很快迎了上去,高兴地喊道:“岚岚,雇上三轮车了?东西在这里,快装车!”三轮车夫又把东西拉走了……    
    潜伏台与“0409”情报    
    凌晨二点,杨奇清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我是杨奇清。啊,是总理。您还没有睡啊?”    
    “奇清同志,你不是也没有睡嘛!”话筒里传来了总理那亲切的苏北口音:“我告诉你,奇清同志,京津地区发现保密局潜伏台的事,中央几个领导同志都知道了。你们公安部的有关社情和敌情的报告以及军委×部的监听简报我都看了,敌情很严重嘛!北京搞了个‘肃特’斗争,看来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还远远没有肃清。”    
    “是的,总理。”杨奇清完全同意总理的看法。    
    “毛主席曾经说过嘛,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总理继续说:“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间谍、特务的破坏活动,以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罗瑞卿同志不在北京,你要好好抓一抓保密局潜伏台这起案件,这与主席的安全有关系嘛!”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已成立了侦破组,工作开展情况尚不清楚……”杨奇清向总理简要地作了汇报。    
    “你要深入下去,亲自抓好这个案件。”总理指示说,“噢,对了,你要和下面的同志讲清楚,我们的隐蔽斗争在对敌斗争的方式上变了,过去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过去敌人在侦查我们,我们搜集他们的情报;现在我们在侦查他们,他们在搜集我们的情报,位置整个颠倒过来了嘛!务必要使同志们看到这个变化。”    
    “是,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办。”杨奇清向总理以保证的口气答道。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大院,是一个甬道盘回、院中套院、宽敞幽静的院落,不难看出,这个宅院在解放前,定是达官贵人或豪门望族人家的住所。


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风雪路行人(2)

    在后院西头的一间房子里,坐着一位慈眉善目、面皮白皙的中年男子,他叫张志国,是侦查处二科副科长兼支部书记。是战争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练就成了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从事隐蔽斗争的一名战士。    
    他在看公安部下发的调字第28号社情通报。    
    侦查处把一起重大案件交给了二科。    
    刚才,杨奇清副部长打来电话,说下午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案情。他要有所准备。    
    只见他双眉紧蹙、全神贯注,已被其中的内容所震惊。通报这样写道:据9月密悉,保密局于京津地区设×潜伏台(地址待查)。该台呼号有五个:计TBF、ABF、CZM、RPV、IPV。每日晨6时30分至7时或夜间11时30分与马台(保密局电台)联络。马台呼号为:ABT、BMR、MSF。    
    通报还公布了9月以来的监测情况:    
    9月25日,保密局电勉该潜伏台:兄忠贞报国,甚堪嘉慰,吾人当前责任重大,仍希益求精进,嗣后有关“匪”方主要事项,均盼译确调查。    
    11月11日、15日,保密局两次电告潜伏台:兄台地处偏僻,有被“匪”侦知之可能,望兄台立即转移新址,并转告计小姐,亦转移新址,其新址不得让原址同住的个人知道。    
    12月6日晚12时,潜伏台电告保密局:据情报,毛泽东今日密赴莫斯科,沿路戒备森严。“0409”。    
    12月7日晨,潜伏台电告保密局:职已租妥房子,即日迁移,届时停工一周,此次房租交与房东连中人费共20袋面。张志国看到这里,心一下子揪紧了,两道剑眉皱成一个疙瘩:毛主席离京几个小时,潜伏台就向保密局报告了!难道6日那天潜伏特务也去了前门火车站?张志国参加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警卫工作,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幸福的回忆:毛泽东主席在自己面前走过去,离他那么近,他看到毛主席面带笑容,不但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还和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谈了一阵子话呢。    
    窗外朔风扑打,屋内寒气袭人,1949年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    
    他站了起来,搓了搓手,然后又把手背到身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思忖着,分析着。从材料上反映的敌情和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这起案件的侦破来看,他隐隐地感到这起案件的分量,感到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    
    作为一个领导者,自然想到完成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力量问题。他屈指算了一下,二科共有八个人,科长梁超因患肺结核病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每个人手头上都有工作,惟一能抽出来的有马学文和解敏,解敏是个女同志,这也是因杨副部长强调要有一个女同志参加,才把她抽出来的,再加上他共三个人。虽然侦查处唐处长答应侦查一队归他们使用,但侦查一队毕竟是外线力量,搞调查的人太少了。    
    此时,门外有一个人,一面喊着:“老张,老张……”一面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此人身着一身灰色棉装,身材比张志国略高,方正的脸庞显得有些消瘦,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说话干脆,思维敏捷,言谈和举止透出一个侦查干部的刚毅和干练。    
    他就是二科科长梁超,北平解放前曾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    
    张志国见梁超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急忙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哇!刚才杨部长来电话还问你哪!”“噢,前些日子,他曾去医院看过我。”梁超把系在身上的挂包解下来。“听说咱们科担负着一起重大案件的侦破工作,是吗?”看样子,梁超很着急。    
    张志国看看梁超的脸色,脑海中泛起疑团,他太了解梁超了,梁超是个见了工作不要命的人,他没有正面回答梁超的问话,却不紧不慢地反问道:“老梁,你的病好了?大夫让你出院的?”    
    “好了。”梁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经化验,我的痰中已经不带血了。”    
    “别哄我,你是偷偷跑出来的,还是向大夫软磨硬泡?”张志国一本正经地说。    
    “我——”梁超一时语塞。“说真格的,老张,在医院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张志国狡黠地笑了起来。    
    “我也说真格的。”张志国收敛起笑容,说道:“我是多么希望你回来,咱们二科是要负责破获一起保密局潜伏台案件。这个电台是个‘活电台’,每天都在给保密局发报,压力大哟!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我身体没事,你不要担心。”    
    梁超对战友的关心很感激。他一边接过张志国给他的公安部调字第28号通报,一边信心十足地说:“咱们一起干!”    
    这就是梁超的性格!


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发报风雪路行人(3)

    四束目光严肃地碰到了一起。    
    自组建侦查处以来,两人就在一个科工作,虽然两人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隐蔽战线,各自的经历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取长补短,配合默契,堪称领导层的楷模,侦查员们也谑称他俩为“将相和”。    
    梁超看完通报,脸色骤然变得更加凝重、严肃。    
    “计小姐?莫非是她!”梁超近乎喃喃自语。    
    张志国被梁超外部表情的变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迟疑地望着梁超,期待着他说话。此时,梁超淡淡一笑,恢复到常态,便把在协和医院碰到的一件事说给张志国听。    
    “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时,曾和天主教南堂的B国神甫梅尔兹住在一个病区。”梁超回忆道:“有一天,两个漂亮中国女人拿着鲜花去看梅尔兹。三个人在病房里说了半天话,一会儿说中国话,一会儿说英语,临走,梅尔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谢谢,计小姐。”    
    之后,梁超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怎么无凭无据地怀疑人家,便对张志国说:“北京叫计小姐的多得很,我可能太敏感了。”    
    “不,老梁,我不这么认为。”张志国说:“自然科学家总把怀疑作为科学入门的向导,如果哥白尼不对‘地球中心论’持怀疑的话,他就创立不了‘太阳中心论’学说,更没有《天体运行论》的巨著问世。我们搞侦查的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当然不能凭怀疑去工作,但是,一些现象必然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抓住一些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对侦查来讲是有益的,必要的。”    
    “几个月不见,老张成了哲学家啦!”梁超说完,两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下午,侦查处会议室里。    
    侦破保密局潜伏台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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