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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后同学们谈起蒋先生来，总喜欢学他的话，说“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写报屁股文章”。可见他的务虚课给我们的印象之深。——当然，蒋先生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与日后复旦某些领导人反对个人写文章是不同的。蒋先生是要同学们先打好基础，再写文章，而复旦某些领导人则是把个人发表文章当作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来批判，完全是两种思路。 蒋先生还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述，谈谈自己以前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基础，以及今后的学习打算和志趣，目的是在因材施教。那时候，我的兴趣全在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所读古书不多，基础很差，不足以应付中文系的功课，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基础了。在蒋先生的引导和督促之下，这才硬着头皮读古书，水平渐渐有所提高。记得在一两年之后，蒋先生已不教我们班级的课了，他在路上碰到我时，还叫住我，了解我的读书情况，询问我古书阅读能力和古文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老师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不敢过分偷懒。 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我们倒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大概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缘故，所以他只要求我们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他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不同了，后来他指导章培恒兄研究先秦文学，就要求他从《说文》、《尔雅》读起，并标点《史记》、《汉书》。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19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教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却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度。他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对“缵女维莘”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蒋先生对于他的老师，极其尊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多有描述。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信任，在他目盲不能看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先生。蒋先生家中放不下这许多书，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记得在1959年大跃进岁月，别人都在忙于快速编书放卫星，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系里整理陈寅恪的藏书。我当时借住在系办公室，常在一旁陪着聊天。蒋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是，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威望，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把我叫过去，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知道，他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我吴中杰所写，所以对我满脸怒气。我赶忙声明此文非我所为，并说明我近期正在研究鲁迅，至今尚未写过讨论王国维的文章。蒋先生这才转露笑脸，说：“那好，那好。”多年以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在蒋先生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
第二部分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图）
上世纪40年代，复旦大学有九妖十八怪之说。那是指一些具有畸行，不同凡俗的教师。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到1953年我入学时，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言行已日趋规范化，很少表露出独特之处了。只有赵宋庆先生仍保持着他的特异风格：很久不理的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长年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这副做派，在今日的青年人看来，是不以为奇的，但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统一服装界的时代，穿一件西装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何况长衫，何况还要披头散发、满脸胡子乎！赵先生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听一位青年教师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党委书记对赵宋庆先生很是关注，列入重点帮助对象，但赵先生实在并无什么历史问题，领导和群众所指出来的重要缺点，也只是：名士作风，自由散漫，留长头发，不讲卫生，不修边幅，有黄昏思想。因而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长头发剪短，思想检查即可通过。似乎头发一剪短，思想就如同朝阳一般上升了。但是，长头发剪短了是会再长起的，到我入学时，赵先生仍旧是一头长发，一脸胡子，一袭长衫，似乎思想改造运动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赵宋庆先生的家属在镇江老家，他一个人住在复旦嘉陵村宿舍，生活极其简单。一张棕绷搭在地板上，连床架也不要。他经常到宿舍对面的小饭店里吃饭，吃得很简单。但烟抽得很好，且常以好烟招待来访的朋友和学生，烟茶的消耗量很大，房间里有一个面盆是专门倒废茶叶和烟头的。听说烟是在宿舍对面一家小店里挂账取用，到发工资时一并结算。他的哥哥是一位银行家，收入丰厚，在上海有花园洋房，对他也很关心，但他却愿意在学校过他的穷日子。那时，他的侄女赵无萱（画家赵无极的妹妹）也在复旦中文系读书，低我一班，她与老叔截然相反，是一位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校花，身边有很多追逐者。但她奉了父命，经常要去为这位邋遢的老叔打扫房间。我们在背后笑她碰到了难题，真不知她如何下手。 我先前曾经听说，赵宋庆先生在年轻时并不如此，后来之所以变得怪异，是因为在生活上受到什么刺激的缘故。但近来在《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一书中读到他的老同学祝秀侠和早期学生张济团的文章，却说是他在读大学和早期执教时，就是这副模样了。祝秀侠在《校门琐忆》中说：“当时同学中还有一位怪才赵宋庆，天资聪颖，博学多才，于书无所不窥，精词曲并晓天文地理，他常以夜卧天阶研究星斗转移，写作积稿甚多，但秘不示人，曾在开明书店出版《天堂巡礼》一书。他的哥哥是银行的经理，原是有钱子弟，但平日蓬首垢面，一律布袍，满身油渍，对学问研求，乐而忘食，后来在重庆，我到北碚母校兼课，他在中国文学系教词学，丰采如故。” 张济团在《细说母校六位教授的特殊风范》中说：“赵（宋庆）师不修边幅，终年长袍一袭，头发随其自然生长，很少见他整修过，留得比女人的头发还长，因为香烟从不离手，致满嘴黄牙，听说他抽烟一半即将另一半丢弃，也许瘾君子间不少有此项雅习者。当时他住在黄桷树一房内，室内除书桌睡床外，尽是书籍与报纸杂志，桌子上烟灰盒内外都是半截长的香烟。赵师平生除吸烟、下棋（包括象棋、围棋）、玩扑克牌及麻将外，就是好写或翻译文章，尤喜代他人捉笔，从不以自己名义刊出。”到底赵先生起于何时，因何原因而蓬首垢面，现在已无从查考，但这是他给我们的共同印象。 赵宋庆先生虽然蓬首垢面，饱读诗书，但并不喜欢高谈阔论，他有一种孤独感。至少，在大庭广众中是以沉默居多，即使教研组开会，大抵也是默默地坐在一旁。赵先生读书虽多，而不善言辞，故授课亦不讲究条理，而重触类旁通，讲文学史时也常会联系到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这样浮想联翩，思路开阔，本是极难得的启发式教学，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却受到批评，说他“把什么都搬出来，使同学不易了解”，真是使他无所适从。所以后来他索性照本宣科，不再加以发挥，有时则自己站在窗口看风景，让学生自行领会课文。然而在熟人中，对他的学问却是很推崇的。1950年代末，曾经有人问过博学的鲍正鹄先生：“在复旦中文系，谁的学问最渊博？”鲍先生脱口而出：“当然是宋庆！”赵先生于书无所不观。文史哲是本行，自不必说；听说他还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一位外文系教师对我说，有一次他翻译一本英文小说，有一个句子怎么也译不好，查词典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请教赵宋庆，赵先生根本不用查书，随口就把这个句子讲清楚了，所以他对赵先生非常佩服。那时候，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是不大看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大概有点瞧不上眼的意思，但赵宋庆先生却读得很多，从五四文学，到解放区作品，甚至当时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他都借阅。1956—1957年，他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试论超辰和三建》，但很少有人看得懂。 赵宋庆先生为人正直，富同情心，有正义感。我曾听一位朋友说起，在内战时期，赵先生还曾掩护过进步的学生运动领袖。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复旦老工友，他们与赵先生住得很近，当时他还是小孩子，经常在赵先生房中玩耍，也帮赵先生做些小事，有时，被追捕的学生躲在赵先生房中，赵先生就叫他去小饭店里叫客饭。这些事，赵先生自己从不提起，领导上当然也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也并不看重，他们所注意的无非是长头发、破长衫之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名士风度。 1960年代初，忽然看不到赵宋庆先生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回到镇江老家去养病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逝于1965年。 直到逝世，赵宋庆先生还是副教授。因为他学问虽好而著作不多。大概只在建国前出过三本书：两本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天文学《秋之星》和《天堂巡礼》，还有一本是大江书铺出版的译作《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那时，已经以“成果”的多少来定职称了。 不久，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大家自顾不暇，也就想不到已从人们视野中消逝了的赵宋庆先生了。偶尔想起的，倒庆幸他的早逝。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复旦，那就不是光剪去长头发所能了事的。待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逐渐复苏的时候，却已经物换星移，另是一番气象了，赵先生的形象早已被人们所淡忘。而现在，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复旦中文系，知道这位硕学之士的人也已经不多了。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1）…（图）
在《随笔》杂志1996年第2期上读到陈四益老弟的大作：《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