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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Ц苯涛癯ず椭泄哺吹┑澄痴讲砍ぃ沟Ｈ稳Ｕ慰谓萄惺抑魅危挥卸嗌偈奔淅垂苄挛畔档墓ぷ鳌Ｖ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并且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王中才回到新闻系主持系政。正是1956年这股春风，使得王中重新萌发了理论工作的雄心壮志。他仍旧按他的三大块理论来规划新闻系的建构，而且特别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建设。他从政治课教研室等处调来一些教师，专门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自己则着重抓新闻理论的研究，并且带了一些青年教师到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进行报纸调查，探索新闻改革经验，回来后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 当时，人们都还沉浸于学习苏联的思维模式中，王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竟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办报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就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新闻经验和借鉴外国的新闻经验用的。《新闻学译丛》不但翻译苏联的东西，而且翻译西方的东西；《新闻学资料》不但准备发表解放区的办报经验，而且还请了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打算总结近现代老上海的办报经验。应该说，王中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而且视野也很开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学科建设”的积极分子，是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把学科建设的框架搭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常，王中的建系计划还没有充分展开，政治气候就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中的计划就付诸东流。《新闻学译丛》出了5期就停刊了，《新闻学资料》刚排好创刊号的校样，还来不及出版就胎死腹中。《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写作，当然也就搁置起来。——但正因为这两种新闻事业史尚未成书，研究者还可逃过一劫，而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则成为全国新闻界大批判的靶子，王中本人也就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而且祸及许多追随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2）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王中是老党员，经历过各种运动，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批判文章是不允许反驳的。但是，他还是要写反驳文章，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当然，这种反驳文章，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发表的。但他还是将底稿保存着，直到23年之后，在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这当然是马后炮了，只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早已失却了现实意义。 既然有理无处讲，而且成了老运动员之后，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有所谓“九五行动”，也就是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高，早上再挎一只菜篮，到菜场买菜，活像电影中乞食的祥林嫂形象。他借住在体操房里，自己养鸡。别人去看他时，他会拿出一筐鸡蛋来展览，每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某月某日生。我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好玩。” 但是，王中的血并没有冷。他需要人理解，他等待人们理解。“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学生以钦佩的口气说：“别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只有复旦的王中，始终不肯检讨。”当别人将此话转告王中时，王中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可见，王中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已。从他答友人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中的心态：“革海浮沉半世纪，窥龙看蟹破玄机。荣辱毁誉由人道，悉心且看这局棋。”所以，到得大地回暖，“右派”改正之后，他的改革热情又来了。他重新执掌新闻系系政，并且兼任复旦分校校长。他仍想在新闻系完成他未竟的改革事业。他在复旦新闻系创办了《外国新闻资料》（后改为《世界新闻事业》）、《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术情报》（后改为《新闻大学》）等刊物，想重整旗鼓，再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是此时他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开始，他还能拄着拐杖走路，认真地抓新闻系的建设工作，还应老战友的邀请，到兰州、南宁等地讲学，宣传他的新闻观点，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出来看看，最后，就长期卧床，终于不起。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1）…（图）
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 蒋孔阳先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美学家，但是，他既不是哲学系出身，也没有受过文学系或艺术系的科班训练，年轻时读的倒是毫不相干的经济系。然而，他对经济问题却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热心于杂览。有一次，偶然读到郭沫若的《女神》，为其磅礴的气势所感动，从此就喜欢上文学了。那时，他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地处重庆南温泉，是风景佳丽之所，他在课余常徜徉于山水之间，渐渐也就培养起审美情趣。 1946年，孔阳先生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被分派到苏北一家农业银行工作。苏北这地方虽然艰苦一点，但银行是金饭碗，该是一份不错的职业，而且，干它几年之后，也不愁没有升迁到大城市的机会。但是，无奈他与无穷的数字格格不入，终于还是丢掉这只金饭碗，跑到南京中央大学去听他所心仪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课程。那时，他在重庆就认识的濮之珍女士也在南京，两个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情说爱，逛遍了南京的山山水水。他们沉浸在爱河里，简直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彛⑼踉⒄陆浴耸保腔蛟虻惫伲蛟蚪吹┑奈囊绽砺劭蔚钩鱿至丝杖薄＝壬兔熳约觯鄙狭宋囊绽砺劭谓淌ΑＮ�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讲，就到北京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所主持的文艺理论讲习班了。当时提倡“一边倒”，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到工厂、企业、学校来指导工作，他们当然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工艺流程、学术思想等，不用说都要以苏联为准，就连作息时间的安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那时，苏联的高等学校上午集中上六节课，下午全部时间给学生自修，我们有一段时期也这样安排，弄得师生都很吃力，不过有一项颇受我辈穷学生欢迎的措施，是在第三节下课后，每人可领一只面包或馒头当点心，——据说，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总之，那个时候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育部办了很多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讲习班、进修班，就不足为奇了。有哲学班、政治经济学班、国际共运史班，还有文艺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班级，目的是要以苏联的学术思想来统一我国的高校教学。虽然，请来讲学的苏联专家大抵并非一流高手，在苏联本国他们很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而来华之后，却一个个都变成了绝对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上峰的目的是达到了。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1956年5月，复旦举行第三届校庆科学讨论会，孔阳先生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久即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还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在1955年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公开进行批判。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1956年第3期上就译载了此文，《文艺报》和其他报刊并结合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展开了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记得在此之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小丛书》里，还出过一本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论文《论文学的特征》，影响很大。这也可见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风向了。 孔阳先生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接连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然是非常耀眼触目的了。然而好景不常，1958年以后他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苏共20大是以全面批判斯大林为己任的，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导致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即由全面学习苏联变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个转折的信号。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转变之后而发动的。可惜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并不太强，还没有意识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动，同时由于惯性作用，整个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还在“学习苏联”的圈子里打转。这也难怪。昨天，刚刚响应号召向苏联学习，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用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艺思想；今天，又要反过来批判刚学习到手并虔诚地信仰着的东西，变化之快，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于是，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2）
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孔阳先生自然在被拔之列。他的一条重要错误是：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只列为一节，而没有用来指导全书。接着，复旦的“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二课。这种课程，孔阳先生当然不能任教。后来进行调整，仍旧恢复了“文学概论”课，孔阳先生还教过一班，我给他做的辅导教师，之后，他就与此课告别了。因为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孔阳先生被列为三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概论”课当然也就无法教了。于是他转向了美学。但美学理论也仍属是非之区，他只好做些西方美学的介绍工作。客观的评价也是不行的，必须“批”字当头，所以课名就叫做“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批判”，这就是后来“西方美学史”课程的前身。 上海作协的批判大会既然是有来头的，作为被批判者所在单位，当然不能不有所配合。复旦中文系的许多师生都被驱上了战场，我也参加了对孔阳先生的批判。当时，孔阳先生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他对于批判过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并不存什么芥蒂，只是对上海作协一位掌权理论家的批判文章很有点反感，他曾对我说过：“罗荪批判我的文艺观点是修正主义，但是，他自己过去的文章里也宣传过这些观点，他为什么不批判批判自己的错误呢？”这当然是书生逻辑。政坛上则另有一套行事准则：你只要站在我这一边，能为我所用，即使过去说过一些不符合今天要求的话，那也叫做“左派犯错误”，是可以不必追究的；而那些手中有权的人，当然更不会把账算到自己头上。 1960年代是知识分子频繁下乡的年代：下乡劳动，下乡搞“四清运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孔阳先生经常一起下乡，接触的机会多了，彼此很能谈得来，有空时就常常一起聊天。其时，我因为“走白专道路”，也受到了批判，别人都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了，说这是祸根，但孔阳先生却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他劝我还是要继续写作。我后来能顶住压力，不但继续发表文章，而且在我系同辈教师中较早地写起专著来，不能不感谢孔阳先生的鼓励。但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他在北京学习时，曾去看望他的老师宗白华先生，宗白华知道他患神经衰弱症，就批评他说：“年纪轻轻的，那么用功干什么，把身体都搞坏了，跑得动的时候多玩玩，等玩不动时再用功读书不迟。”我明知这句话与以前鼓励我的话有些矛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