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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里米尼方言的未来，这个未来与过去并没有什么区别，传宗接代，生儿育女，这个未来就是电影开始处，一个母亲在柳絮飞扬的春天里晾衣服的情景，那就是格蕾丝卡渴望的未来，而不是什么美国来的大船。但虚荣心令里米尼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一点，它只是小声嘀咕、犹豫不决。老实说，在这一点上，里米尼除了体现在电影中的主人公蒂达身上的古典激情、青春期性冲动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力量，它从未像“现代主义”或者法西斯那样成为强有力的意志。意大利是未来主义和法西斯猖獗的地区，费里尼对此刻骨铭心。格蕾丝卡不是“现代主义”的未来，它是里米尼的未来。当她走掉之后，里米尼的心就空掉了，人生忽然无聊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单调重复。
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主义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自命代表着“未来”，都是它自己时代的“正确意志”。而在费里尼看来，真正的未来是里米尼的格蕾丝卡，但是她多么孤独啊，“没有人愿意娶我”，“未来”最终被迫背井离乡，未来没有家了。
作为象征，现代主义的未来是那只在冬天的雪花中不祥地反常开屏的孔雀，它使古典的时间发生了错误，而其实它是很符合现代主义时间逻辑的，速度快了，更快而已。我经常在昆明看见招牌上写着什么“一分钟见效”、“中药提速疗法”。而格蕾丝卡的未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大地有大地的速度”，“春天并不是一部电梯／一按电钮／就升到绿色的那一层”。
在另一部电影《甜蜜生活》中，马尔切尼所羡慕的过着幸福生活（别墅、汽车、名牌衬衣、小康以上生活水平）的某人毫无道理和预兆地自杀了，我相信那个人就是“格蕾丝卡”的丈夫，那个里米尼俗人憧憬的未来。在这个电影里面，反常的事物再次出现，在《想当年 我记得》中是冬天开屏的孔雀，在这里，人们从海里打捞到一个巨大的怪物。
我们生活在没有“格蕾丝卡”的现代主义未来中。我们只有前进，没有过去。套用福山的时髦理论，“格蕾丝卡”的历史已经终结，方言的历史已经终结，英语，哦，不，在中国是普通话和英语——以及塑料芭比娃娃和麦当劳快餐，是我们的未来和宿命。
费里尼对有心灵的人来说，是一个故乡，是对遗忘的治疗。在《想当年 我记得》中，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小丑式的人物在介绍里米尼的历史，他提到但丁，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过里米尼。但丁，一个落满灰尘的名字。只是在费里尼这样的诗人心中，他才继续活着。这是但丁的故乡，但丁死了吗？他是过去吗？他不是未来吗？但丁是一个故乡。他不是什么中世纪最后的诗人和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那是以进化论为基线的枯燥理论，但丁是故乡。他的故乡一直延续到费里尼的电影中。格蕾丝卡——就是贝雅得丽采，诗人们的永恒情人，就是奥塞罗的苔丝蒙娜，就是被毛延寿遮蔽起来的王昭君，就是哈姆雷特的奥菲丽雅……当然，格蕾丝卡离我们最近，她就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奥德修斯最终回到故乡，因为他妻子佩涅洛佩在无数求婚者中间等待着他。格蕾丝卡的命运不同，她的故乡认为她应该嫁给美国大船上的求婚者，她的故乡自动锯掉了那艘船。奥德修斯的流浪与我们时代的“在路上”不同，他的流浪是为了永远地回到故乡，我们的“在路上”是要抛弃故乡，抛弃最基本的世界。别的不说，我们抛弃了多少脸孔啊。昨天我看到美容院的整容标准照片，世界未来的脸只剩下不到20个模式，这是画工毛延寿的乐园。
格蕾丝卡就是故乡，女人是我们时代离故乡最近的。男子们已经无可救药，是不想回家的奥德修斯。女人，祖母、外祖母、母亲、嫂子、姐妹……为什么故乡是温柔的。女人的古典传统、生殖创造的本能是现代主义最大的障碍，她们总是使一切付诸东流，重新回到最基本的记忆中去，生殖的记忆，生活的记忆。现代主义用同性恋、用无数的美容院来对付女人，它们把格蕾丝卡的床锯掉。但费里尼保存了格蕾丝卡，延续着格蕾丝卡，他使格蕾丝卡令人失魂丧魄地住在我们隔壁，瞧啊，她就是对面公寓七楼正在浇花的那位女士，她的裙子带来了春天。
费里尼是一个可以使你深入的世界，他是一个母的，如果你的心灵可以生殖的话。你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你的心灵就越丰富，越深刻，虽然在我的词典里“深刻”是一个装样的词，但我还是要说费里尼深刻。他是一个有立场和心灵如海的导演。他并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表达基本的东西。基本，这个被喧嚣浮华遮蔽着的世界呈现时，你发现那是一个立场，费里尼是一个地主，他是有地的，他的立场、他的身体和他的感觉，他不是穿裤子的云。这是基本的东西被表现出来的结果，基本的东西是不会自然呈现的，它不会像现实主义那样，自己有一层貌似朴素客观的外表，现实主义津津乐道的“客观”只是真实的幻觉，它只是巧妙地用朴素来虚构事实，它是没有立场的。因为“事实变得更复杂，更多伪装，不再那么外显、那么招摇地渲染”。“那个事实，因为藏匿在令人懊恼的熟悉之中，隐藏于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最显眼的事物之内，有其恒定的必然性和完整性，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我是说谎者》）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个熟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是那种把“招摇地渲染”着所遮蔽着的显示出来的能量，它是令事实虚假、令谦虚夸张、令愤怒平静、令暴力软下来的力量，一切都回到基本的层面。
费里尼的故乡并不是那些所谓美好的事物，那些在浪漫主义和小资格调中被广为称颂的温情事物。《想当年 我记得》最初的另一个名字是《小镇》，但后来没有用。故乡在当代文化中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心心相印的怀旧，夕烟、小镇、小桥、流水什么的。这不是故乡，而是遮蔽着故乡、混吃混喝的求婚者。费里尼的故乡是存在本身，它无所谓新旧、正确的、丑陋的、美好的、高雅、正派、粗俗等等。它既包括里米尼小镇，格蕾丝卡、乳房巨大的小卖部老板娘，春天、雪、夜晚……也包括那时代意大利的法西斯空气，告密、审问和疯狂、道德败坏、淫荡，亲切、朴素、诚实、粗暴、残忍、夸张、虚荣、滑稽等等。故乡世界不是正确的意识形态（既不是江湖的也不是庙堂的）所支持的乌托邦，而是存在。它甚至就是制作费里尼电影的基本方法：“拍片没有什么理想状况，或者应该说，各种状况永远都是正确的，因为就是它们让你拍出来你现在正在拍的电影。”（《我是说谎者》）
大师印象故乡费里尼（4）
费里尼一再宣称，他的电影是表现的。是啊，我们曾经再现过什么吗？费里尼是诉诸感觉的导演，他是有力量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所谓现实的导演。因此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导演，如果那种感觉是夸张，他可以夸张地表现，例如在《想当年我记得》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一场戏。如果那种感觉是形而上的，他可以抽象夸张地表现，例如海里打捞上来的四不像怪物等等。而这种对感觉的忠实，比任何所谓的“现实主义”都更有力量，它恰恰呈现了生活的荒诞性、喜剧性和悲剧精神。感觉是很容易飘掉的，而且感觉是没有方向的，费里尼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个有立场的导演，他总是能把他的感受控制在他的基本立场上，因此在他的电影里，我看到的是各种表现的和谐，《想当年我记得》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朴实动人的回忆，但它里面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多么矛盾。夸张处几乎就是漫画，自然的地方，又像是纪录片的风格。由此我想到中国电影，那些导演在所谓技巧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它们永远像音乐学院的苦练技巧，像为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中学生那样，没有立场，没有灵魂。他们偶尔也会拍出一点光芒微弱的东西，但后来你马上发现，那不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罢了，所以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导演身上。他可以导演出《秋菊打官司》这种有点意思的，风格看上去也还朴素的东西。突然间，他又飘到《英雄》这种毫无灵魂的商业片的羽毛上去了。
另一场戏拍的是在里米尼小镇的广场上举行营火晚会，迎接春天，烧毁象征着寒冷和饥饿的女巫的仪式。这个场景令我把里米尼这个故乡与云南联系起来了，在昆明你已经无法拍摄到这样的事情，古老的迎接春天的仪式已经在革命中被禁止然后被遗忘。想想中国城市今天所谓的“春节”，与五一节、国庆节有什么区别呢？而“春节”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多么重要、繁琐、神秘的仪式啊。里米尼迎接春天的仪式令我想起的是云南高原上那些少数民族的节日。我记得居住在怒江附近的傈僳族有一个刀杆节，节日的尾声也是人们在火焰的余烬上跳来跳去。费里尼如果要在云南找一个里米尼，他在昆明找不到，但可以在少数民族的乡村找到而且到位。但在云南，这些破旧古老的“里米尼”在官员们看来，是多么落后和丢人现眼啊，它绝不是日常生活发展的方向，没有必要尊重和保留，只是旅游资源而已，由歌舞团来保留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如今里米尼的春天仪式是否也成了招揽游客的表演项目，费里尼已经死了，人们今天看的是电视——“一件家具”（费里尼）。
在1966年的革命之后，我对这个国家也曾经有些失望。后现代式的“怎么都行”在中国有着天然的基础，其根源可以上溯到“道在屎溺”。费里尼也讲老子，但他从老子那里获得的是立场。这种立场针对有着逻格斯和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文化是新的血液。“当然，《想当年我记得》并未通过意识形态和历史鉴定的角度，由外对法西斯进行审核、还原及再现；我不善于做客观判断，我始终觉得这样冷漠、事无巨细的分析和集体判决有点抽象并且残忍”。费里尼似乎有着古代东方的血液，令我想到道家的是非观点。费里尼们正在颠覆的东西，我们似乎正在热火朝天地建构着，例如中国当代对文革的那种模式化的简单否定。
杜尚在西方艺术史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立场和新的幽灵。而一个中国的杜尚，就很可怕了，他必然是一个玩世不恭、没有立场和灵魂的聪明人。费里尼所有的电影其实都是卡夫卡式的，卡夫卡是什么？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从尼采开始的一个伟大的灵魂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其实，全球化的根本是要用物和技术来消灭心，就像在中国1966年的革命中，“灵魂深处闹革命”消灭了中国传统的心灵世界那样。而从尼采到卡夫卡到费里尼的抵抗，就是要坚持住心灵。心灵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世界一直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文明来表现它。今日，表现心灵的文明运动正面临着“空心人”、“橡皮人”、“塑料人”、“飘人”、“聪明人”的严重挑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刻钟的机会”（安迪·沃霍尔）。
但心灵和灵魂这样的词，在中国用的又是多么俗滥啊，人们总是把“灵魂”、“心灵”与“正确”、“高尚”等同起来，这是死魂灵啊。
费里尼说，“如果说政治指的是在一个由尊重自己、并知道自身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中共同生活、工作的话，那么我觉得我的电影也是政治电影”。这是费里尼式的心灵政治。在《想当年我记得》中，费里尼对法西斯主义做了漫画式的处理，而不是令人窒息的暴力场面。因为法西斯主义在神看来，只是过眼云烟，它貌似强大和不可战胜，但最终不过是一幅被时代夸张了的漫画而已。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切，它只是故乡天空中的一片乌云。
费里尼说，“法西斯和青春期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是永恒的历史时刻”，“光说，我加入反法西斯党，是不足以拒绝那一面的，那一面深植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法西斯“曾经在那里登高一呼，有过它的地位和威信”。这是费里尼的最深刻之处，普通导演可能会使某段历史成为自己撒娇的一个情结或发泄的借口。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虽然视觉效果强烈，但也就是感觉强烈的过眼云烟罢了，它是经验的见证，还有点猎奇和露阴癖。他的电影太愤怒，反而给我缺乏立场和轻率的印象。
费里尼从现实的表面沉下去，抵达基础。他的重量导致他是有方向的，而不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没有方向地在所谓“客观性”的幌子下随波逐流。
费里尼不是呈现这个，他是表现这个，他是有立场的，无论《甜蜜生活》，还是《大海航行》，或者《想当年 我记得》，作者既公开地批判法西斯主义也批判“政治正确”，他从不掩饰他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虽然显而易见，他正是电影领域里的先锋派和现代主义的宠儿，没有人认为费里尼是一个老顽固。卡尔维诺说“费里尼的知识分子总是绝望的”。时代，不是别的，是绝望。其实这也是费里尼自己的绝望。
不绝望吗？格蕾丝卡已经不知所终，方言在黑暗的大海上无家可归。
他是批判的，但并不是简单的是非、正反。他的批判是纯粹的批判，他批判的不是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是遮蔽者，是“客观”、“激情”、“技术”、“邪恶势力”、“正义力量”等等诱惑力极强的东西。没有比回到基本东西更困难的了，也没有比意识到“那一切”不是现实的窒息，而是世界的基本方面产生的窒息更绝望了。费里尼的表现似乎没有卡夫卡的作品那样显而易见的荒诞，观众更容易进入他的世界，但其绝望并不亚于卡夫卡，他们表现的都是纯粹的绝望，基本的绝望，这种绝望是不可救药的，它是存在的基础。“几乎所有的学校，或起码我念的学校，老想要转换、支配、僵化应该传达的东西，使其贫乏，把它缩减为一串又臭又长的抽象概念，没有意义，到最后除自身以外不再指涉其他事物，与一切无关。举例来说，在学校得到的对俗世的认知、发现，是属于对名词、专业术语的认识。仅有助于和那个多疑、无聊、索然、无趣，至多是军营化、没水准、带一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世界建立联系。总之，那是一个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与数学和化学一样惹人反感的，跟当兵一样令人漠然的世界”。卡夫卡、费里尼的深刻在于，他们不是指望这个世界得到“更美好的”改造，而是束手待毙，因为那是存在。他们因为这一个世界而成为世界眼中不朽的眼中钉。
大师印象故乡费里尼（5）
没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基础，世界就不存在。费里尼、卡夫卡对这种状态的态度绝不是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的“愤青”式的愤怒，而是“在着，如此而已”。这是更深刻的世界基础。现代主义要造就的“全人类乐园”的目标也是要改造那些令生命窒息的部分，“现代主义”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追求光明仇视黑暗的愤青，这种肤浅使现代主义的愤怒只是一次又一次成就着它愤怒的对象。因为现代主义迷信的是“在路上”、“未来”，现代主义没有故乡。而卡夫卡、费里尼表现的只是基本的故乡，荒谬正是它的基础，这是没有是非的。现代主义的肤浅是它企图实现一个不荒谬的“人类乐园”，它的反抗基于“是与非”的进步。而卡夫卡、费里尼不是进步，只是表现“在着”，如何在着。所以这种感受在费里尼的电影中并不是被批判，而是被表现，费里尼并没有因此成为愤怒的抛弃故乡世界的“在路上”的愤怒青年，他的电影从不愤怒，他的激情使他超越愤怒平静下来，成为一种基本的绝望。
他的绝望表现在人民对现代性的朴素的喜悦和渴望之上。那是一个绝望的时刻，当小镇西施扑向在黑暗大海中飞速掠过的豪华客轮。她最后嫁给了外乡的富人，背井离乡。对基本事物的抛弃或者遮蔽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我是1937年离开里米尼的，1946年回来。我走到断瓦残垣的海边，什么都没有了。自废墟里传出的只有方言。那永垂不朽的调子，一声声呼唤‘杜里欧、色维里埃’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这是费里尼世界的基本情绪，夸张一点，多情一点，或者现实主义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抱怨，“我惊讶于在木棚里栖身的人们的勤奋，他们已经在谈有待兴建的旅馆和公寓、公寓、公寓，强烈的欲望要重整家园”。“我当时有一股稚气的冲动，那出戏好像演过头了，怎么，剧院没有了，那棵树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