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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0节 到上海之后
两人回湖南以后，不久这海军学生又来到北京了。这次一行似乎还是两人预定的计划，一个在家乡陪伴到母亲，一个出外边来作点事。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可以经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若果善于处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开支，是可以从稿费中得到那个报酬对付得下去的。这海军学生来到北京，似乎从上海到天津的路上所得的印象，写了一个题名作《海船上》的短篇，这个文章最先写到船上的气味同声音颜色，很使我感动。同时因为一个男子从一个女子方面所得到的一切，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都使年青人惊讶出神。尤其是在骤然的分离上，短期里即可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因此还继续写了许多新诗，我认为是最动人的新诗。
这海军学生所写的诗，既以一个离奇的风格产生，在形式同感情两方面，都与当时的所谓新诗不同。那时节，在北方，《京报副刊》已不存在，《晨报副刊》编者已不是徐志摩，其他的刊物，也因为南方的革命发展，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顿，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故这个海军学生的诗，在当时的北方读者看来，造成了一种新的趣味。
好象离开了女人，成天单是写诗，这热情还是在虚无中发热发酵，不能抑止，因此这大孩子不久又借了些钱回转湖南。这时节湖南那一方面的一个，却也因为不能忍受这分离的试验，赶忙向北京出发。据说他们的船正互相在洞庭湖中错过，所以两个人到了目的地后，才明白这分离的日子，还应当需要一个人在船上颠簸一个礼拜，才能把它结束。
当海军学生重新又赶回北京时，自然两人都明白分离的习惯，使两方面皆在折磨中过日子，就再也不说别的计划，仍然一同找到一个公寓住下了。因为那时仍然还得住一个公寓，两个人又对于劈柴淘米一类事无多兴味，故住处总傍到吃饭方便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年多的日子，搬了好几个地方，住过一阵银闸，住过一阵孟家大院，到后便住到汉园公寓了。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
一九二六年左右，武汉因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许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边作事去了。这海军学生当年在烟台的老同学，也有在武汉事情作得很好的。我燕京北大原有些熟人，也有在那边十分活动的，总希望我们去看看，但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因为不断的努力写作，另外一些机会又使他们同一些有势力可以支配我们稿件的编辑熟习一点，他的文章每月大致可以得到二十五块钱的稿费了，日子自然还是过得相当狼狈可笑，到了十二月，有地板的楼上房间里，虽然安置得有烧煤炉子，却不大容易能赊到煤块。有客来时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竟是他们做得十分熟习的一件事。没有客，外面寒气又十分逼人，他们就坐在床上看书。
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的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的事，女人哪里有分？”谦逊的言语里有小小的锋芒存在，这个话是有趣味的。因为当时常常同他们两人过从的，有下面几个人：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全是在北方从事文学而已知名的男性。女人中她认得凌叔华、庐隐，却并不常有来往。她将怎样完成她自己的事业，这海军学生的性格，同他们那时的生活，自然是特别有帮助的。来往的只是那么一些人，天才同耐心，从这几个人方面看来，似乎都使这女作家从冷静里观察，以为是不足相信的事。生活那一面，又似乎这里还有一条路，一个女子也可以从这儿走去；且既然是另一个同伴已向前走去了，自己徘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还有就是过分的暇闲，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于她的事业了。
可惜得很是记忆这个东西，照例保留到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也没有多大用处。我想如果他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里的仆役，这时还能拿着一支笔来描画他们两个人和我一家三人当时的情形，说到我们每到月底对于应付房租时的受窘以及敷衍推辞的神情，因为实在无法敷衍了，又如何借故出门，到河沿雪里去散步，夜深才敢回家，这描画一定十分有趣。
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下来的工作，是那么认真不苟，生活要求是那么简单，而对于物质希望又那么小，到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使生活稍稍从容一点。也许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错处，因为一个平常小公务员的正常生活，计米较盐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就是那个女作家，也实在仍然永远是没有学会的希望的。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习惯，都不能使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我四月里就离开了北京，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到上海一个地方住下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他们觉得还是到上海来才有转机，所以也就到上海来了。
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
两人到上海之后，从《小说月报》拿到了一点钱，他们就到西湖去了。到了西湖这两人住在葛岭，一共住了三个多月才重回上海。
那个时节在两人之间，似乎为了另外一些属于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处。我不甚明白这些“感情散步”的内容与那些经过，是不是适宜于从那篇《莎菲女士日记》上发现一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篇文章在那时节是不是早已写成。那时情形自然是很糟的，因为我不大明白那些经过，也不过问个人私事，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细微处，却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了正当的用途，只是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这两人差不多都使用了，所以我十分担心，不晓得应当如何去做一点对于他们有益的事情。
但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作，而且也不必须作的。因为若果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明事的人，我就会看得出这“感情散步”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种生活厌倦了，新的发现常常使人目眩，然而这眩目却决不是很久的。一时的幻觉，并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由于热情而成的多疑同多嫉，也常常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时的严重。两人去西湖后约一个礼拜，某一天晚上，这海军学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告我，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象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静舒适的。在艺术学院方面，他们认识了几个朋友，故在日里一面玩的仿佛很不节制，到了晚上却还可写了许多文章。《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两人为了天气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时，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楼上，有一天就搬来了这样两个青年人：一个略显得胖的女子，一个瘦瘦儿大头额的男子，押着一些简单行李同两张藤椅子，到了看定的那间房子，当把由附近家具铺子里租来的一些木器陈列妥当时，两人就坐下“写信”。到应当吃饭时节，就动手把炉子米箱从网篮里取出来，很熟练的处置这一些东西。饭一吃完了，于是又坐在桌边再写那些永写不完的“信”。若说这不是写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那房东是想不透的。
不出门就写文章，应当吃饭时就仍然依照初次到北京的西山时办法，分派到上街买小菜，或者在晒台上燃汽油炉子，从三层楼下用镔铁壶提提水，因为自己煮成的饭较软，自己炒就的菜较合口，我在那里吃饭，为他们洗碗的次数似乎也很多。
于是日子一过去，因此中国许多地方，对于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仿佛十分熟习，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专为了一些刊物同一些读者，从这两方面就证实自己生活的意义了。尤其是丁玲女士，从一九二八到现在，成为一个最时髦顺耳的名字，真是一种使人羡企的事。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作品的势力，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收获，而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个方向上突进的。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1节 《人间月刊》
然而我所知道他们的，就是在生活方面，从前他们是两个孩子，到后来，永远还是两个孩子。“光荣”有时比“空气”还不适用。他们并不能用友谊掉换饮食。他们在某一种事业得到初步成功了，在另外一件事业上，永远还得失败。他们还是最拙于应付房租，不知道应如何打算就可以不致于缺少伙食。他们还是很穷的人，不能使所得的钱安置两人到一个稍稍象样的生活里去。虽然勤勤恳恳，稿费终究有限，加之用不得当，所以还是免不了长是受窘。今天的起居费用，都依赖到昨天的工作所得，创作既不是抄书，设若某一时节，因为倦于作事，不得不放下了这支笔，或在别的原因上，稿费延搁了一时，这生活，就又乱糟糟的不成样子了。这海军学生，为了渡过那个不易应付的日常生活难关，马浪路，康悌路，贝勒路，这一些地方的小押当门前，总常常有这个人的踪迹。我一望到那走动时略显匆忙的后身影子，不必同他说话，就可知道他为了些什么事行动那样匆忙。
这海军学生，自己处置金钱既永远不如处置文字那么方便从容，打算生活又永远不及造作故事那么周密，至于作伴侣的女人，则早把一个妇人所必须的家务趣味完全疏忽了。这生活，自然是无可希望的。他们自己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安置到什么生活里面去为适宜。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似乎在有意识的情形中，长远逃避到他们。当时几人极羡慕到别的人，以为能在一个较整洁干净的房子里，吃一顿清洁的家常便饭，便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从这些情形中，可知道他们的生活，想及时真十分可笑。
关于起居一方面，他们是并不自外于人，也很愿意住到一个较清静的房间里，去作他们能作的事情的，而且可以说这注意是在北方就早已养成习惯了的。在北方，为了希望得到一个较干爽不太吵闹的住处，我们没有什么正经事可作时，总是东城西城各处去看房子，见到一个什么广告，或在街上见到一个字条，说到什么房子空着，正在等候一些会享福的人去住，我们总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我们差不多把沙滩一带所有的公寓都熟悉了，我们还一同进过不知多少人家的大门，结果自然我们是没有看好一个地方搬去的，因为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象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因为这类原因，他们也搬了几次家，总不出法租界的贝勒路附近，然而就从没有得到一个合式的住处。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