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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
到了秋天，我过武汉大学校去教散文。在学校里，则从一些同事方面，学习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头担子，有时节，还碰到杀人。我的耳目为这个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这里，我能找寻到一些十年来失去的颜色同声音。我重新如一个无业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墙脚下，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看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我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实在无从挣扎脱出过去现实的凄惨景象，并且还始终得生活在这种可怕景象中。
间或我为这个海军学生写信，想象的不端方处，不庄重处，没有隐讳的说出，他的回信总很简单。有一次却在信上说了那么一些话语：“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象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得到这个信时是十月间，那时我想切实一点就是应当还一点约稿旧账才好，就写回信告他，说我准可写两万字文章，做一点切实的事给他看。但这个月结果，我象是又谎了他，谎了自己，什么文章也写不好。
文章既写不下去，学校方面三点钟的书也教得并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应当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就照他们所说的那个地址去找寻他们。两人都没有在家，只见到床边摇篮里，一个大头圆脸的孩子，侧身睡在那里。桌上写了一个字条，说：“休，你来时，坐坐，同摇篮里的小孩玩玩，我们到×点才回来。”玩了一会，看看两人还不回来，我到后只好走了。
在另一个熟人处，我就听到一些关于他们两人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同在南京听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我以为不外乎一些昧于事实的人的误解，或依照上海小报风气，一些好管闲事的浅薄者流的传语。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
第二次我到这海军学生那里去的时节，见到他们时，我就问到那些谣言。那个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亲说：“我们多了一个小孩，却反而很少人知道，这事倒很有趣。”小孩子爸爸说：“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闲人一种特别本领。”
我把从南京就听到关于这两人的事情，说了许多，两人都只是微笑。这海军学生望着小孩说：“小孩若是会说话，就会告给你，这两个月来，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妈妈的如何过日子。”那小孩出世还不到六十天，已经会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别人对他笑的意思了，一张小小的脸，为房中炉火逼得绯红。望到那个小孩，我心里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这样子，那么半年来一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做出一点别的事情的。
我那时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们到我那里吃过几次面。因为我初从武昌来，半年中许多朋友都不能见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来到我那里来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这两人不相熟的，总说及那些仿佛谣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这点，证明大家都很关心同时也还闲暇，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缺少闲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类事情的。
可是从这海军学生更见得消瘦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无可疑的。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着，而这事情又显然是为一个极严肃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这也是毫无可疑的。
我明白那个决定的姿势，那种看生存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识的处置这力到一个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势。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时另外有个熟人，恰恰在长江中部迈了最后一步，我为那个消息所惊愕，同时我的爸爸（二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两天）在故乡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继续做去，是我们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为了这个感觉，我尊重这个海军学生比别人都深，但同时我更以为那些谣言是不可尽信的谣言了。因为稍后一时他就同我说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计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还是一支笔，他不能同这个分手，并且也永远不想放下它。一群读者对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励，他不愿同笔离开，也不愿同读者离开。但是，这支笔，在某一时节希奇的情形里，为了读者的原因，它是不是还适宜于写一点平常美丽悦目的诗歌，或一篇轻灵潇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读者温柔的心情，已经有了那么多作者；还有那些已经“粗暴”了的，或始终在“粗暴”生活里培养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严肃些给以应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这个人去注意关心？
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时髦，却选择许多自命为“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他望到他那个理想的山峰，是那么远，那么同事实相悬绝，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诚恳的在那理想里度过每一个日子。
这个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着敬重态度加以注意的。那时节，所谓因“派别”不同而发生的文学论战，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见的互相丑诋造谣事情，已成为一个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战士同成名的教授带走了。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已没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刊物存在，但同时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还好意思说“左翼作家同卢布有关”的谣言了。间或除了一些毫无知识，毫无出路，身在内地的年轻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饭”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杂志，制造一点属于个人私事的无稽谣言外，其余的人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为是权威下的约束，同一二自以为在那里同他们作战的文化官批评的结果。其实，这沉默是适当的。他们自己看出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明白那个向某一个人作一种挑衅行为，除了显得近于一种愤怒病痫的动作外，什么益处也没有。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这种话，这个海军学生也同我谈到过。但那种“谦虚”处就酝酿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还同他讨论过。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但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那时他并不同我争持，他就说：“正是的，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4节 我们应当了解的
那时他们两人物质生活自然是很窘的。作母亲的为了照料孩子，文章没有工夫写得出，作爸爸的为了另外一些事情，也不能安静一点来写些文章。同时且因上一次请了一个奶妈，这奶妈因为嫌主人太穷，不能吃一顿好点的饭，即刻又走了。小孩子日夜的尿布，皆得作母亲的洗换，小孩子每日六顿奶粉，皆轮到了作爸爸的调和。夜里有时哭醒了，两人之中总得有一个起来抱抱孩子。这一来，连写一封信也不行了。两人只想把小孩子暂时送到什么医院去，好好的来睡几天，再好好的来做点事，生活才能有一点头绪。可是上海地方就找不出这样一种医院。到后似乎又听人说可以这样办，一问到钱，一进去就得一百以上，这个钱一时自然筹不出，又只好作罢了。
两人每次同我说及小孩子一月所耗的奶粉，总说真是为父母出的一个难题。因为照上海的习惯，两人为房租已经就常常受窘，再加上这个小孩固定的需要，自然更麻烦了。两人因为知道小孩一出世一定得花一些钱，所以前两个月还很写了些文章，得了一些钱，这些钱如今又早花光了。
为了屋中多了一个小孩，两人做事的时间简直就没有了，依照这种情形看来，也实在拖不下去。所以到后又向一个熟人处借了些钱，重新请了一个苏北娘姨。把娘姨请来后，都说这可应当做文章了，在那两个桌子上，当真也间或可以看到一张两张着满了小字的稿纸了。但这些文章自然是永远不会完成的，由于那个小孩的出世，或由于别的，总常常有什么客呆着在那里。因为娘姨是一个生手，对于照料小孩子不大在行，一到夜间，这小孩子就似乎特别爱哭。因为这个理由，两人白天既没有能安静，每夜总得还起来三两次，若想正当做点事情，不用说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他们那种情形，我就提议他们两人之中，还是分出一个去教一点书，似乎好一点。上海地方那么多私立大学，许多胡涂蛋，什么也弄不清楚，还爬到讲台上去同年青人谈“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一类题目，许多人拿一点日本人的文章，还去讲中国创作，干吗他们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什么大学会请他们？他们在国内虽有那么多读者，在上海又生活了那么久，熟了那么多人，要说教一点书时，就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插得进身。因为如果这些真正在创作上有过甘苦经验的人全走去教书，那另外一些平日卖嘴抄书的人，就无分吃这一碗饭了。上海守旧一点的学校，还有不少翰林举人在内盘据，不会要他们，新一点的就借到“危险倾向”那一类相近的理由，更不能要他们了。
不过在学校一方面，我知道有许多年青人是就正需要到这样一个导师的，所以我们总想若果有机会，即或明明白白供什么私立大学当局利用，也还是值得去试试看。一面这事对于自己生活方面有点益处，一面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他们等候这教书的机会。
他们等候这样一种机会，却来了另外一种机会。
一月十七号，十二点钟左右，这海军学生到我的住处，说他只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既不能搬家，总得送一点礼。他说想送一副挽联，要我想好了，下午就到他那里去写写。
到后说到近日来卖稿件商人的苛刻，另外又告我有人如何在旧事重提，商量到“作家协会”的事情。他同时且说到他的主张，以为这个协会要用什么方法去组织，才不至于陷到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境里去。他说他希望这个机关能产生出来，慢慢的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依赖这个机关，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那一份利益。且可由这个机关，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譬如把中国的作品，译成其他一国文字时，关于原作者的权利保障，目下法律所没有规定的，或虽规定而含混无从使用的，这种作家协会，都可作一种建议，或为提出一种说明。
我以为那么大的希望恐怕结果做不好，他就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并不会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不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守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不是合理的。我们不止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人，也还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个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的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却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
因为那天有一个学校同事约我在四马路吃饭，所以大约在十二点过三十分的时节，我们就一同出了我的住处，一同从四川路向南走，走到惠罗公司前面，他说要到先施公司去买那个挽联白布，就匆匆的分手了。
下午我到他那里去写挽联时，他却没有回家。到晚上我又再去，他仍然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这个人还是不见到回来。我说：“别发生什么事情了！”小孩子的母亲，神气很镇定，微微的笑着，好象在说：“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认定了自己应分担当那一份，迟早这一份是还得接受的。”
……
……
那种镇定，在二月九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十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八月里，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为了他所编辑的《英文简报》，说是预备为胡也频出一个专号，要我写一点关于这个作者作品以外的文章，作为译文介绍的根据。所以我就写成了这篇东西。这里所写到的虽有那么多，却仅就某一时节，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个世界的过去生活而言。关于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他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传记去说的。为了这个海军学生的种种，在许多刊物上，都有过一些不翔实的记载，在许多人的口里，也传着一些不正确的谣言，一面是证明关切他安全的人很多，一面却证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现在我想到这文章用中文发表，似乎更适宜一点，所以就把它发表了。
死去的，即或在任何情形下死去，他是一无所知，什么也不再需要了的。或如所传闻……或如另一传闻……“……”为被当时有关当局删去部分。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记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象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象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廿年九月五日，从文附志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九月作
第三部分 三个女性第15节 蒲静、仪青和黑凤
海滨避暑地，每个黄昏皆是迷人的黄昏。
绿的杨树，绿的松树，绿的槐树，绿的银杏树。绿的山，山脚有齐平如掌的绿色草坪，绣了黄色小花同白色小花，如展开一张绿色的毯子。绿的衣裙，在清风中微举的衣裙。到黄昏时，一切皆为夕阳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增加了一点儿温柔，一点儿妩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