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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让他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他的厄运便从此开始了。
成为替罪羊
谢伟思成为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底稿交给一位《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夫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此举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一直伺机待动的联邦调查局终于抓到了一条小尾巴。
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各大报刊的攻击矛头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是导致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出现裂缝的“罪魁祸首”。后来，贾夫被判有罪，而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从此，他就与对华政策问题脱离了联系。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卢森堡夫妇的世纪间谍案
二战时，投向日本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既雪洗了美国国耻，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这便引发了这起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它称为“世纪大案”。1951年3月，纽约市联邦法院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有罪。
1997年，已经80岁的前苏联克格勃上校、卢森堡夫妇间谍案的直接见证人菲克力索夫向世界透露了这宗“世纪大案”的内幕。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太太朱利叶斯·卢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卢森堡的大学时代。
纽约市立大学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卢森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在大学期间他支持共产主义主张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妻子爱赛尔是卢森堡的老乡，她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罢工，结果成功地胁迫了工厂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则利用这个时机在他们当中招募了很多间谍。1942年春，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将在美国一家工厂担任信号检测员的卢森堡发展为间谍。利用工作之便，卢森堡把他搞到的工业上的最新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了莫斯科。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天空阴郁偶尔撒着几个雨点，一个头戴咖啡色绅士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纽约工业街5号区上，他穿过热闹的市场，一路快步行走，在一幢普通简陋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中年男人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纸条，又四处望了一番，随后敲开了楼内的一个门。这个人正是接替塞米诺夫工作的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菲克力索夫，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卢森堡的联系。见面后，菲克力索夫提供给卢森堡夫妇一个莱卡相机，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见面的次数，降低风险。
二战期间，卢森堡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情报，包括美国国防工业中的一些重要技术成果和发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相当于导弹的“眼睛”，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这在美国军队中是高度保密的，防范也异常严密。但是，卢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废弃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
为了把它从自己的手中运送出去，卢森堡将重达9公斤的引信装在纸箱子里，然后把它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在去往垃圾场的途中，卢森堡假意去买了一箱货物，吩咐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的寓所。一到家，卢森堡便将那箱子货物连同装引信的纸箱一同搬上楼，在将引信放置好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跟司机一起前往垃圾场。
经过严密的安排，卢森堡将引信安全地交给了菲克力索夫。苏联情报部门在得到了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仿造，使苏联战场上的导弹命中率大大的提高。
除了向菲克力索夫提供工业情报外，卢森堡还将自己身边的人发展为苏联间谍。1944年他发展了自己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那时候，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的美国原子弹项目服务。但是大卫只是实验基地一个底层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内容，只能提供给苏联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1946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把目光从战场上收了回来，对准了国内，并开始加紧调查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布下的间谍网络。他们同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通讯联络密码。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每一页只能使用一次，用后必须立即销毁。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人员的疏忽，没有将使用过的密码本烧干净。联邦调查局抓住这一线索，重金从波兰人手中购买了残缺的密码本，从而破译了苏联间谍的通讯录。
根据通讯录的显示，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在英国的顶尖科学家芬其斯，正是他向苏联人泄露了原子弹技术的情报。芬其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交代出另一个泄密者——大卫·格林葛纳斯。
联邦调查局通过对大卫的多次审讯，在1949年逮捕了他的姐姐和姐夫——朱利叶斯·卢森堡和埃赛尔·卢森堡夫妇。
1953年2月，虽然为卢森堡夫妇请愿的呼声此起彼伏，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了原来的判处决定。后来他在写给正在朝鲜战场上儿子的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样判处卢森堡夫妇死的只是两个人，而他们把原子弹技术秘密地盗给苏联，苏联则会用原子弹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直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卢森堡夫妇案件仍在争议之中。肯尼迪担任总统后，此事稍微平静，联邦调查局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想，另一件大事接踵而至。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要案档案监视爱因斯坦（3）
肯尼迪遇刺之谜
枪声响起
1963年11月22日将近中午的时候，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乘坐林肯牌高级轿车前往贸易中心，大约12点35分，汽车行至埃尔姆大街，突然枪声响起，一颗神奇的、异乎寻常的子弹射中肯尼迪总统背部脖根部位，穿透了身体，又击中前面康纳利州长的背部，从他右乳头下钻出，穿过州长的右手腕，打伤了他的大腿。康纳利只觉得背上像被锤子重击了一下，看到膝盖上溅着自己的鲜血，便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惨叫起来：“啊，不！不！我的天呐！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杰奎琳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想：“天啊，他干嘛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右转过身去，立即看见了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她丈夫的后脑勺！
此时的肯尼迪，一脸迷茫和沉思，他突然举起右手颤抖着似乎想抓住后脑勺，但很快就无力地落了下来。瞬间，鲜血伴随着白色的血浆喷洒而出，溅到杰奎琳的脸上、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和前面开车的特工格里尔和保镖凯勒曼身上。肯尼迪上身的西服上浸满了鲜红的血。杰奎琳手足无措，她本能地俯到肯尼迪身上，随即跪到座椅上，转身朝着仍在欢呼的人群失态地喊叫：“我的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呐，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她拼命摇晃着。
肯尼迪总统用双手捂住了脖子，倒在了夫人的膝上，鲜血和脑浆从他头的右边太阳穴和后部喷溅而出。同车里的康纳利州长也被突袭的子弹击中，倒在了汽车地板上。
保安人员克林特·希尔听见枪响后立即向总统座车冲去，一把把站起来的肯尼迪夫人推回到汽车的后座上去。
几乎与此同时，在紧随其后的车里，保安人员伊昂·布拉德转过身去按下副总统约翰逊的肩膀大喊：“躺下！”然后扑在他的身上。
4分钟后车队开到了帕尔克林德医院，医生们竭尽全力想挽救肯尼迪总统的生命，但是他的脑袋已经被子弹打裂，鲜血不止，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下午1点30分，副总统约翰逊得到医院的通知：肯尼迪总统抢救无效去世了。
奥斯瓦尔德的被捕与枪杀
联邦调查局根据肯尼迪总统被袭的部位分析出子弹是从埃尔姆大街上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一个窗口射出的。搜查这座大楼时，探员们在6层的一个窗台边找到了一支M·C·6。5毫米步枪。
一个小时后，他们又捕获了一名枪杀警察的嫌疑犯，当时他准备向另一名警察开枪。
根据技术部门检验，这个人的指纹与所查获的步枪上发现的指纹一模一样。
他就是仓库大楼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名叫李·奥斯瓦尔德。
有位目击者曾在那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看到过一个符合奥斯瓦尔德特征的人。
一位公共汽车司机作证说，在总统被刺几分钟后，有个人曾乘坐他的车，并对他说：“总统遭到了枪击。”司机记住了乘客的特征，根据描述此人正是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的一位同事说，11月22日早晨，他看见奥斯瓦尔德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电梯中携带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长的东西。奥斯瓦尔德对他解释说这只是窗帘。
奥斯瓦尔德的妻子证明她曾在家中见过一支M·C·6。5毫米步枪。在奥斯瓦尔德房间中还发现了一张地图，图中用黑笔标出了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到总统被害地点这段距离。
根据在教科书仓库大楼6楼窗口附近查获步枪上的编号查明：该枪来自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商店雇员作证说，的确曾有人向他们订购过一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虽然奥斯瓦尔德订购这支枪时用的是假名，但订购单上却是他的笔迹。
弹道学家证明，杀害总统的子弹就是从查获的步枪中射出的，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
在枪杀警察的现场，有几位目击者都目睹了他枪击一名叫蒂皮特的巡警。并指认奥斯瓦尔德就是凶手。
警方证明：在枪击总统的现场找到的子弹壳都与奥斯瓦尔德被捕时所持的手枪吻合。
根据以上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认为奥斯瓦尔德毫无疑问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并将他逮捕。
在达拉斯市警察局，探员们对他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调查审讯，但是奥斯瓦尔德对所有的行为都失口否认。他大叫：“我没有枪杀任何人！”“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
11月24日早晨，达拉斯市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去，在众多警察的防范和报社记者的围观下，奥斯瓦尔德被押解出来。
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掏出枪来向奥斯瓦尔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奥斯瓦尔德当场毙命。全国观众都在电视直播中，目睹了这一枪杀事件的经过。
袭击奥斯瓦尔德的人叫杰克·鲁比，他被当场逮捕，后因癌症在监狱中死亡。
关于子弹的争论——发射的颗数
8天以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亲自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总统特别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杀事件的真相。
经过近10个月的调查，有关方面寻访了552位证人和25000其他人员。1965年9月25日，委员会做出了一份912页，包括照片、图表、证据、证言和其他文件共25册，总字数达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向全国人民提供总统暗杀事件的真相。报告中称，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开枪没有纯粹的政治动机，因为奥斯瓦尔德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过他”。奥斯瓦尔德当时藏身于达拉斯学校书库，他是在总统车队驶过后，从后面开了三枪。
但是，与总统委员会报告结论相反的证据层出不穷。人们对报告中称凶手发射的子弹是三发这一论断，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为了保护总统出行的安全，达拉斯警方曾在总统车队的汽车上安装了麦克风，以便对现场进行录音。但由于当时枪响后大家乱作一团，所以录音十分模糊，很难分清哪是枪声，哪是噪音。
在录音带中由三声枪响听起来比较清楚，一位数学家经过详细测算，判断出这三声枪响的时间都与肯尼迪中弹的时间有着非常明显的间隔。
数学家还认为录音带中出现的一些“听起来像枪声的噪音”，事实上也是枪声，它的出现与肯尼迪被击中的时间恰好吻合。这发置肯尼迪于死地的子弹，正是在奥斯瓦尔德开枪前十分之七秒射出的。也就是说，当时射向总统车队的并非委员会报告中称的三发子弹，而是四发。
然而一些武器专家指出，凶手所使用的是一支1940年意大利制造的旧式步枪，没有自动装置，瞄准十分不便。它在袭击总统的五、六秒内，最多只能射出三颗子弹。
由此又有一些人设想，当时是有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向总统开枪。
现场的一位铁路工人证明说：当天肯尼迪总统车队经过的路边停车场上停放了几辆汽车。在枪声响起时，那里有几名军人和一名持报话机通话的人忙乱地离开了停车场。
其他一些目击者也声称：子弹是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对面的草坪附近射出，而不是楼内。当时，许多警察及目击者为捕捉凶手而冲向草坪。
这些都证明了行刺肯尼迪的枪手至少有两个人，总统并不是被埋伏在附近仓库大楼的枪手枪杀，而是遭另一名枪手开枪击毙的。但它们都因为缺乏实际证据支持，被总统特别委员会全部推翻了。
要案档案监视爱因斯坦（4）
关于子弹的争论——射击方向
对总统的遗体和大脑伤口，人们也众说纷纭，一些证人和证词甚至互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