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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私情自然逃不过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鹰一样锐利的眼睛，这被当作把柄秘密记录在联邦调查局的卷宗里，成为胡佛进行政治讹诈的杀手锏。当然，胡佛更感兴趣的还是第一夫人的“红杏出墙”。
按照后来罗斯福夫人传记作者库克的看法，埃莉诺很有可能同她的保镖米勒和采访过白宫的美联社记者希柯克有染。但是，胡佛认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电话窃听记录，与“第一夫人”有过肉体关系的还有她的黑人司机、她的医生、一位美军上校和全国海员工会的两个领导人。在电话里，这两位工会领导人相互打趣说，要培养同“第一夫人”的感情，以便接近总统。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记录了两人的谈话：“他妈的，我已经做够了牺牲，下一次该你去为这个老骚货服务了！”
总统夫人竟然和两位工会领导人轮流睡觉，其中一位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这份情报怎能不令胡佛如获至宝！于是，他含蓄地把这两个人的许多材料呈递给罗斯福总统，但把他们同“第一夫人”的性关系的材料收藏起来。致命的杀手锏当然不会轻易使出！
在对付埃莉诺时，利用她的婚外恋问题比直接攻击她的政治主张更为致命，这就是胡佛不遗余力搜集她的黑材料的动因所在。
无论是罗斯福本人还是埃莉诺，只要婚外恋情曝光，他的政治生涯都必将面临重大危机。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怎么能不对胡佛礼让三分呢？
罗斯福万万没有料到，他授予胡佛进行电子监听的权力会被胡佛用来对付埃莉诺，并制造出了“拉希风波”。
在胡佛的亲自部署下，特工人员加紧了对埃莉诺的电子窃听和昼夜秘密监视。
大战期间，监视的焦点逐渐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美国青年大会”的领导人，比埃莉诺年轻25岁的约瑟夫·拉希。
拉希是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曾访问过苏联，并志愿参加过在西班牙打击德意侵略的“国际纵队”，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回国后，他成了一名激进的学生领袖，并且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监视。他在1939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埃莉诺，此后便借参观白宫之便，还见过罗斯福总统。
在拉希与埃莉诺建立起某种私人情谊后，胡佛对他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根据胡佛的指示，联邦调查局特工溜进拉希所在的“美国青年大会”纽约总部，把埃莉诺与他的私人通信拍照下来，交给了胡佛局长。同年，在联邦调查局的干预下，当拉希申请加入海军参战时，遭到了海军当局的拒绝。“第一夫人”非常生气，他给司法部长彼得写了一封信，内称：“不知您可否向联邦调查局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调查拉希？”彼得于是询问胡佛，胡佛却推脱说：“我们没有对此人进行调查。”
胡佛所说的倒也算是实情吧，因为这种出于搜集名人绯闻目的而秘密进行的“情报活动”，确实不同于执法意义上的正式调查。后来，在埃莉诺和彼得的帮助下，拉希终于获准加入了美国陆军。
拉希办理入伍手续后的两周，又是与埃莉诺一起度过的，而且与好友们一起举办的告别晚会，也是由埃莉诺付钱。这一切自然逃不过胡佛的一双利眼。
应胡佛的要求，陆军情报部门对拉希与第一夫人“非同寻常的友谊”进行了秘密调查。根据1943年特工人员乔治·伯顿的一份报告说，陆军反间谍团监视了拉希同罗斯福夫人在芝加哥布莱克斯通饭店的会晤。他们给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罗斯福夫人与拉希性交的全过程被录了下来。
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总统得知了！罗斯福夫人被叫到会议室当面对质。总统和夫人激烈争吵！
拉希在1978年弄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军方的档案，他否认此事。他写过一本回忆录《爱和埃莉诺》，其中谈到了他和罗斯福夫人的亲密而纯洁的友谊，并对上述说法表示愤怒。他的遗孀特鲁德在1992年说：〃我不知道罗斯福夫人和拉希在任何时候有过不正当关系。至于所谓的录音带，那可能是：拉希从部队基地回到饭店时太累了，罗斯福夫人可能说，‘躺在我床上，休息一会儿吧。’她可能坐在他旁边，轻轻拍打着他的额头。她是非常有感情的人，但是，性交之说则是荒谬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所谓的性关系，而是因为对他的夫人搞窃听。〃
然而，的确存在性动作的录音。这会不会是美国情报部门有意把拉希同其未婚妻特鲁德的性交录音同拉希跟罗斯福夫人会见的录音做了处理和混淆呢？
事实的真相恐怕是极少有人知晓了。
总统档案杜鲁门
杜鲁门：总统不买FBI的帐
“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
1945年4月12日，在任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镇，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接任总统之职的是哈里·杜鲁门。
这位副总统一朝之内麻雀变成凤凰。
许多人都认为杜鲁门是个幸运儿。不过，从他的经历和才能看，他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并不逊色太多。
杜鲁门身材不高，一张好看的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父亲是密苏里州的一个马贩子，他自己当过银行职员、农场主、炮兵上尉、杂货商、县督学、参议员。他刚到华盛顿时谨言慎行，但在主持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时，既为国家节省了15亿美元，又获得了办事公正的名声，从而积累了足够的威信，并成为罗斯福1944年大选时选择的伙伴。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取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原子弹研制工作所做的报告，而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参与联合国组建、完成大战胜利庆典活动后，他便着手对权势日益膨胀的联邦调查局进行整肃了。
1945年5月12日，欧洲战事刚刚结束4天，杜鲁门总统就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他们的职责本应是对付犯罪分子，但现在他们热衷的却是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他们对地方执法官员的藐视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联邦调查局特工一向以供职于一个清廉公正的机构自居，他的局长在司法界还博得了果敢坚毅的“罗伯斯庇尔”的雅号。如今，关于联邦调查局是“盖世太保”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新任总统也作如是评价，局长胡佛不能不忧心如焚。
压力之下，胡佛陷入了苦思冥想。
只有先求得生存才有扩大权力的可能，局长决定竭尽所能巴结总统。
胡佛在联邦调查局里物色了一位与杜鲁门相熟的人作为他与白宫联系的联络官，此人是杜鲁门的密苏里州同乡、幼时玩伴的儿子马里恩·齐恩斯，齐恩斯小的时候曾见过杜鲁门。这一次，尽管齐恩斯本人并不愿意担当这种角色，但他要在联邦调查局里继续供职，就不能不听取局长大人的吩咐。于是，他到白宫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代表胡佛局长向新任总统表示了忠心：“胡佛先生希望让您知道，他和联邦调查局完全听从您的支配，随时听从您的召唤。”
新近才掌握大权的杜鲁门这时还没有领略到联邦调查局在对付政敌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冷冷地顶了回去：“如果我真的需要联邦调查局做什么的话，我自会通过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的。”
对联邦调查局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杜鲁门逐步熟悉了当总统的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诀窍后，对联邦调查局的能量有了新的认识。在担任总统之后不久，他就了解到罗斯福在世时通过胡佛进行电话窃听，从而掌握政敌活动情报的内幕。这时，他看到了从罗斯福阵营中游离出来的投机政客汤姆·科科伦的电话窃听材料，当时他脱口而出：“这是干什么嘛！不要再这样搞了。告诉胡佛，我可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不过，当他耐心看完这份材料后，这个外表朴实、内心敏锐的杜鲁门，对联邦调查局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由于是从副总统之职填补空缺而担任的总统，杜鲁门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因此他通过联邦调查局对政敌和反对者进行秘密调查的动因更加迫切。于是，联邦调查局不仅安全度过了来自总统的信任危机，而且日益得到杜鲁门的器重。
除了电话窃听之外，联邦调查局还向杜鲁门送去大量的政治情报，比如说哪家报纸准备对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哪些官员涉嫌政治和生活丑闻等等。不过，令胡佛颇为不快的是，杜鲁门一直避免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发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司法部长来进行，这与罗斯福时代胡佛甚至可以左右他名义上的上司司法部长的人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央情报局横空出世
杜鲁门上台后，发现情报机构杂乱无章，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互相矛盾，经过与军方协商，准备建立一个能使陆海军都能接受又不超出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计划，即建立一个使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均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央情报机构。经过各方的激烈争吵，直到1946年1月，才基本上达成了妥协意见。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也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系内阁下设的一个专业局不同，中央情报局是总统直属机构，它既不归军方领导，也不属于国务院，而是对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防动员署署长等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不像后者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但它作为一支类似于黑章鱼的“秘密力量”，也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对外活动的领导大权据为己有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大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拱手送给了中央情报局。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伦敦、巴黎、罗马、墨西哥、渥太华等地的联络站仍然保留着，但也仅限于联络作用了。局长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横空出世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杜鲁门领导的反共抗战
杜鲁门的外表给人以猥琐的印象。在大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尽管他能够领导和控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从骨子里来说，他依然是一个小城镇的人。一个政敌讥讽道：“他当总统，却把宾夕法尼亚大街变成了‘大街’（指美国作家新克莱·刘易斯1920年所写小说《大街》，讽刺了一些出身于小城镇的实利主义者）。”他的一个朋友也指出：“对他而言，当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他真正的抱负应当是密苏里州州长。”为了打破国人的成见，他急于证明自己的判断能力，证明自己即使不是自命不凡，却也并非懦弱无能。起初，他留任了罗斯福宠信的一些顾问，但不久就把其中企图迫使他执行既往政策者全部撤换了，其中包括贝尔纳斯、华莱士，还有骄横自负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在远东、欧洲，都走向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抗战的路线。
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美国共产党及所属的工会首先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一种猜疑、恐惧、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政治舞台上。
联邦调查局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立功的机会，局长胡佛于1946年10月在“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发出了信号。他宣称，共产党人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所办的《工人日报》作出了回击：“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他企图把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民主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而国会却对胡佛给予了褒扬：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在《纽约时报》1946年11月27日发表文章说：“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在最近十年中，共产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在美国发展起来了。我们最近两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根除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揭发、解释、追查的手段。第一种和第二种手段包括在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内，而追查手段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被传到国会进行询问，联邦调查局则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51年3月30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透露，每29000个美国人中便安置有一名编制内的告密者，此外还有大批特工未计算在内。被控以“非美主义”罪名的组织和个人，就是依据这些伪证遭受迫害的。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令，旨在对250万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清洗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出了1800万美元的经费。
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至1947年底，已有数百个社会民主团体被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争取公民权利大会”、“保卫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美国争取希腊民主化联合委员会”、“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全国争取宪法自由联合会”等。
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所进行的歇斯底里的打击活动，使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6年的7万人剧降为1948年的4万人。
总统档案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与FBI相处最融洽的总统
艾克当选
早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就已经答应让艾森豪威尔出任下一届总统了，而后者却一笑置之：“我是一名军人。我肯定谁也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艾森豪威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盟军统帅，在战后曾担任陆军参谋长，退役后一度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后来又应杜鲁门之邀担任了北约盟军总司令。之后几年里，民主党多次试图把这位打赢欧洲战争的英雄人物收于麾下，当他们拉拢艾森豪威尔时，这位将军却说：“我的信念是，如果一些终身当职业军人的人，在没有某种明显的、压倒性理由时能不追求高级政治职位，那么，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一必要和明智的准则将能更好地维持下去。”
艾森豪威尔并不是没有动过大选的脑筋，而是在静待共和党盛情相邀。1950年7月3日，他从欧洲返回美国，次日，他放弃了大约每年2万美元的五星上将退役津贴，因为他要从政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艾森豪威尔挑选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尼克松的资历和在党内的威信都不是很高，只是在调查希斯案件中才初次在全国获得一定知名度。
民主党推出了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为总统候选人，这几乎是在他本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勉强作出的，因为面对艾森豪威尔，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没有几分胜机。
大选结果出来了，艾森豪威尔获得了442张选票，而史蒂文森只获得89张。
总统对来自FBI的情报总是很信任
联邦调查局对艾森豪威尔的当选也出了不少力。
由于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3年前曾经对联邦调查局的效率提出批评，所以毫无疑问，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对立面。特工人员搜集到的不利于史蒂文森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成为共和党伺机抛出的炸弹：据说史蒂文森和一位大学校长是“伊利诺伊州最出名的两位同性恋者”，史蒂文森的别名是“艾德琳”；据说，史蒂文森曾经对美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在大选前一个月，麦卡锡也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说中抛出了关于史蒂文森在战时曾经与共产党合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