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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去世9个月以后，罗伯特又叫响了通往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的直线电话，这一次，胡佛没有拿起话筒，在铃声不再响的时候，他静静地对工作人员说：“把这该死的电话机拿到秘书的桌子上。”
总统档案尼克松
尼克松：FBI的政治同盟
FBI的老搭档
尼克松执政时，面临着无数严重的问题：正在爆发的灾难性战争遭到国内普遍的抗议和反对，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反对他的内外政策。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联邦调查局。
尼克松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可谓是老搭档了。尼克松得以扬名的“阿尔杰·希斯事件”，正是联邦调查局一手导演的。此次入主白宫，要想再次上演“成功之剧”，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将必不可少。尼克松的内务顾问埃利西曼说：“对于尼克松来说，胡佛不仅是情报源泉——他是尼克松听信的政治顾问。”尼克松认为，他可以从与胡佛的密切交往中在政治上得利，因为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右翼免受保守势力的攻击。
尽管尼克松和FBI局长胡佛之间友谊深厚，但尼克松对胡佛的态度还是反映了一种模式，就像有些人从他对一些年长者、特别是艾森豪威尔（还有戴高乐）的态度中看到的一样。尼克松尊敬他们，渴望得到他们的赞同，羡慕他们博得他人（包括他自己）的忠诚和敬重的能力。但他忍受不了他们沉闷缓慢的工作方法，忍受不了过分的谨慎小心，忍受不了他们贻误时机。尼克松对胡佛的缺乏耐心，使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内务顾问约翰·埃利西曼以及那些年轻助手们也产生了同感，而他对胡佛的尊敬在这些人身上却没有产生影响。尼克松内阁对于胡佛的态度是：尽管尼克松和胡佛之间的亲密私人关系可以追溯到1947年，但白宫官员却一直想硬逼着胡佛服从他们的意志。
自从约翰·埃利西曼开始担任胡佛与白宫的联络官（1970年初，埃利西曼从总统顾问提升为内务助理后，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任务便交给新任职的顾问约翰·迪安），他便接到来自联邦调查局所有的报告。他回忆说：“大体上讲，我所了解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质量低劣。联邦调查局在处理问题时特别听信流言蜚语，凭推测猜想；有时一份报告的依据是‘情报来源保密’——联邦调查局电话窃听或窃听器窃听的委婉用语。即便是这样，情报也常常是道听途说……当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特别糟糕时，我便把他退给胡佛。但是，返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埃利西曼很快就发现，雇佣一名退职的纽约退役警察，让他与纽约警察局情报组保持密切联系，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总统拜访FBI局长
1969年9月，尼克松超乎寻常地拜访了胡佛，并与他共进午餐。令陪同尼克松出席的埃利西曼和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感到吃惊的是，总统居然接受了胡佛的邀请，因为总统很少接受社交性的邀请，即便是内阁成员的邀请也很少接受。
在进餐期间，胡佛谈了些正事。他抱怨他正想派人渗透到修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工中间去，但遭到些麻烦。尼克松说他将会予以考虑，调查并会提防国务院内的“小人”。胡佛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正在使用计侦手段，进行冒险活动。埃利西曼认为胡佛的目的在于看看他们对那些非法活动的反应如何。“回过头来看那次午餐，我认为胡佛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两位上司——尼克松和米切尔——都赞成联邦调查局使用窃听器、电话窃听和其他计侦手段。他讲了一些联邦调查局对国内激进分子和外国人的行动计划，我们作出的反应是热情而明朗的。”
尼克松和米切尔拜访胡佛是一个重要姿态，这种姿态承认了胡佛的德高望重，甚至总统与他的交往会对总统有利。但埃利西曼和其他内阁成员对此无动于衷。胡佛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的总统一向是言听计从的，而现在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避开白宫提出的他认为鲁莽而又危险的行动要求。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不能相信尼克松的官员，因为尼克松被他们完全孤立起来。所以胡佛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来自白宫的任何命令。当他拒绝政府下达的某些有关国内安全的紧急指示时，这些人就开始攻击他。
用非常手段对付泄密
防止泄密是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双方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然而，任何一位领袖都决不会在做好准备之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他的对手或公布于众。在这个舆论称霸政治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位领袖愿意面对那难以驾驭、疯狂粗暴而又充满对手的声势浩大的人群。
1969年3月17日，尼克松下令在柬埔寨轰炸北越军队。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保守秘密以防止该国抗议。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这次轰炸，但是，由于他的国家的中立立场，一旦消息走漏，他将不得不公开指责轰炸。1969年5月9日，《纽约时报》第一版刊登了记者威廉·比彻关于这次轰炸和西哈努克没有抗议的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他们的战略计划遭到政府中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破坏者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那里的工作人员。尼克松相信，柬埔寨大轰炸可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同时，也可迫使北越进行谈判。“但《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把一切都破坏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把希望寄予了联邦调查局。他从胡佛那里得知有三种防止泄密的办法：调查背景、跟踪盯梢、电话窃听。胡佛认为，窃听是查出泄密者的“惟一”有效的办法，。于是，尼克松制定了一套程序，由亨利·基辛格将泄密涉嫌人名单送给胡佛。清晨，消息刚一见报，基辛格就给胡佛打电话，要他“竭尽全力查出消息来源，并谨慎处理，不可再泄露消息”。尼克松希望调查计划应“最大限度地保密”，因为，一旦白宫官员发现对他们使用窃听器，他们的士气就会受到打击。同时，他也害怕电话窃听一旦被揭露出去，很可能被反战派“抓住把柄”。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对17人进行了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还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13名官员。总统明确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柬埔寨轰炸的泄密情况。而且，按照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法律的解释，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总统有宪法权力命令进行窃听，无需有授权令状。但胡佛不愿像以前那样，一贯充当总统的代言人。尽管他命令对最大的嫌疑对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莫顿·霍尔柏林进行窃听，三天后，他还是要求并取得了米切尔的书面授权令状。
除了确保基辛格要求的窃听都是根据书面授权外，胡佛还把这项任务与联邦调查局的其他行动区别开来。他把这项任务私下交给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指示他不得保存任何复制记录，并把记录与联邦调查局的一般性档案分别保管（开始放在他本人的办公室里，后来放在沙利文办公室里）。窃听报告不得编入该处索引存档。这个程序对白宫和胡佛都有好处。如果窃听的事实没有记入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万一进行调查，他们将会受到总统特权的庇护。
胡佛并不把基辛格布置的窃听任务当作联邦调查局的行动，而把它看作是白宫的一项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联邦调查局只是提供了技术服务。尽管这样，他还是紧张不安。窃听器安装后不久，他心事重重地找到司法部长，请求他与白宫交涉，拆除那17个窃听器。米切尔在白宫与黑格和基辛格进行了讨论，他们也认为窃听器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险游戏”，但是，窃听器仍是原封未动。
胡佛越来越不愿意联邦调查局卷入白宫的防止泄密的日益鲁莽的行动中，他很清楚，在1969年这样动乱的环境下，如果他们在新闻记者或者政敌身上使用窃听手段，一旦被发现，将是最危险不过的。莫非尼克松看不到这一危险性，或者对此并不在乎？这使胡佛很难理解。另一方面，胡佛的小心谨慎更加激怒了白宫的助手们，他们在尼克松的驱使下正在调查泄密问题，对合法性无所顾忌，甚至不惜冒着败露的危险。他们的鲁莽行为使胡佛更加坚定不移地阻止联邦调查局正式卷入他们的行动。
尽管在1972年6月17日盗窃文件案发生的六周之前胡佛已经去世，但是尼克松的官员们还是把水门事件和相继而来的尼克松政府垮台的责任归咎于胡佛。他们的理由是，由于胡佛不能胜任工作，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在1971年建立白宫“管子工小组”，以防止新的泄密发生。既然胡佛阻止内阁的关于重组国内情报网的计划，白宫必须建立自己的调查组，因而给戈登·利迪提供了任职的机会。戈登却一直在出卖约翰·米切尔和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关于在民主党的国家委员会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的计划。他们认为，如果胡佛配合得更好，尼克松政府决不会吸收那些喜爱“幕后活动”和“偷偷摸摸”的人。
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8日，《迈阿密先驱报》第一版的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报道说，昨天（6月17日）夜里有5个人在华盛顿的水门大厦被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就设在该处。这5个人中，有4个是从迈阿密去的，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情报局的职员，另3个是古巴人。他们随身携带照相机和电子侦察设备，是戴着橡胶手套安装窃听装置时被发现，当场被捕的。
看到这则新闻时，尼克松正端坐在位于佛罗里达比斯凯恩湾的寓所内的沙发上。据尼克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段新闻荒谬得很，古巴人到美国民主党总部来装窃听器，真会开玩笑。所以，他把报纸放一边，便自由自在地投入大海畅游了很久。后来，他甚至觉得这是有利于他竞选连任的消息，因为他可以声明，由于有“左派”之称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一向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采取谦让政策，在美国国内的古巴侨民都害怕这一点，故在民主党总部实施盗窃。这样的消息传播开来，可以狠狠打击民主党。
然而，事情并非像尼克松想像得那么简单、如意。被捕的5个人中，那个自称是中央情报局职员的麦科德，实际上是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顾问，其余4人也不是什么古巴人，很可能是受雇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特工人员。有如此背景的麦科德等人的被捕，使水门事件很快变成了新闻界热炒、全国关注的爆炸性新闻。
两天后，即6月20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来。报道说，从被捕的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发现了曾在白宫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他叫霍华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科尔森手下任职。闻此消息的白宫，像挨了地震。
刚从度假地返回华盛顿的尼克松立即召见了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商谈此事。他们一起研究，目前的一切调查与口供，如果进行深查细究，会不会让民主党抓住把柄，对他们竞选不利。然而霍尔德曼告诉他，追查水门行动的主使人已经查到竞选连任委员会财政组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身上，使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查因水门事件被捕的麦科德身上的款项，该款项很可能出自竞选连任委员会。“必须阻止联邦调查局追查那笔钱的来源！”尼克松不容置疑地说。后来，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授权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打电话，请他“别管这件事”。
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在中学时代就以擅长演讲和辩论著称的尼克松，很轻松地就击败了对手——民主党候选人麦戈文。尽管水门事件的许多事实已经被揭露，但选民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他们更看重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所以，1月1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得了61％的选民票和520张选举人票，而麦戈文只获得34％的选民票和17张选举人票。这是总统选举史上少有的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决出胜负的一次。
然而，水门事件的阴影并没有因为尼克松的满面春风而烟消云散，相反却一步步向他逼来。当尼克松在台上发表连任就职演说时，对水门事件被告的审讯也在抓紧进行。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5人被依法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这场审讯从1月8日开始，被告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交代其犯罪事实，有的公开表示对各种指控服罪。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交代，会不会将白宫里更大的人物牵扯进去？为掩饰真相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反而增添新的罪证？这一切，都使白宫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尼克松及其心腹官员更是坐立不安，频频失眠。
被捕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亨特，不仅与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的5名案犯有牵连，而且他曾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迪安一起，在白宫的纵容下，私闯心理治疗专家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企图窃取加害埃尔斯伯格的材料。这个埃尔斯伯格曾经把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材料交给报社发表，对尼克松政府不利，政府起诉他盗用文件罪，正在受审。白宫显然想置他于死地。一旦这一事件抖露出来，岂不是又一次“地震”？
尼克松曾两次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和他领导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经得起调查的。他知道，一旦退缩，他和他的政府在公众眼里将成为信誉扫地的说谎者和骗子。他与法律顾问迪安商议拿出100万来堵住各个被告的嘴，但在风声很紧的情况下，这样的作法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尼克松总统骑虎难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迪安很快“反戈一击”，使他和白宫狼狈不堪。
迪安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5名窃贼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而且坦白了案发后的一系列掩饰真相的企图。他公开表示，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的内务顾问埃利西曼以及他自己，都卷进了此案，有“阻挠司法的举动”。他还透露，总统的私人律师坎姆巴克曾受命筹款给水门事件一案的被告。
水门事件真相的不断披露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尼克松的防线，看来他不得不找出几个替罪羊了。
这种情况下，霍尔德曼和埃利西曼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在总统竞选中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作为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和多年的忠实朋友，他们被迫以自愿的方式吞下了辞职这杯苦酒，以便保全总统和白宫的面子。同时宣布辞职的还有那个“反戈一击”的顾问迪安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
受到牵连的白宫高级官员纷纷辞职，对水门一案的调查不也该适可而止了吗？然而，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似乎打定主意要和总统过不去。追查更加紧了脚步。尼克松非常清楚下一步追查的目标是谁。“我必须打起12分精神来对付他们。”尼克松暗暗给自己打气。
以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白宫有关官员随时接受该委员会的质询。有人甚至提出，传讯尼克松总统亲自出席作证。听到消息后，尼克松立即作出了回击。他致信欧文，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作为总统，他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这个权利。尼克松接着声明，我会像杜鲁门那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5天后，欧文回信白宫，说“两不”立场恐怕“势必引起同基本宪法对抗的严重可能”。就在这一天，尼克松起床时感觉胸部剧烈疼痛，住进了海军医院。
住院期间，尼克松听到了一个更使他心痛的消息：他的副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泄露了“天机”：自1971年3月以来，白宫安装了能自动记录谈话的秘密录音系统，总统在办公室的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磁带备考。
对此，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倍受鼓舞，认为这是证明总统有没有罪的最有力的证据，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磁带。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尼克松一下子就懵了，他十分清楚录音带里会隐藏着一些什么内容。交还是不交？总统和检察官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录音磁带就像鬼魂附体一样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