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有证据显示温莎公爵曾经和德国纳粹有着微妙的关系，但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得到英国人的认同。
然而，近期英国作家马丁·艾伦在他的新书《隐藏的日程》中却披露：温莎公爵实为英德两国的双面间谍。
书中介绍说，在温莎公爵1939年10月对巴黎郊外万塞纳的亲善之旅中，他除了为英国打探法国防御的情报外，还为德国人充当间谍。他把在法国前线收集到的情报交给了希特勒，德国从而修改了西进计划，一举攻陷法国。
英国王室及政府对温莎公爵的间谍罪行虽心知肚明，但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将温莎叛国的罪证全部销毁了。然而，一封温莎公爵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却被遗漏下来。
该信件写于二战爆发2个月后，一开始便称“亲爱的希特勒”，结尾则是温莎公爵的简称“EP”。
虽然信中词语的意图并不明显，但仍可以看出温莎公爵所提到的旅行即是他代表英军指挥官到法国前线巡视的那次访问。温莎公爵还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收集的军事情报非常的重要，并已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另一位德国间谍。另外，信中还影射了温莎公爵愿意在英国签署和平协议后重登王位。
信中提到的B先生就是在1937年向被驱逐到法国的温莎公爵提供完婚资金和地方的比多克斯。后来比多克斯于1942年在北非被捕，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是德国纳粹的间谍同时也是希特勒的盟友。
对于这封信的真伪，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信中笔迹与温莎公爵吻合，相信确有其事。也有人称像温莎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会使用如此差质量的信纸，信是近期伪造出来的。但是，真实的历史却是不得而知，对这封信和温莎公爵的身份，人们还在无休止地猜测。
虽然英国的各种媒体对王室的生活秘闻抱有极大的兴趣，绞尽脑汁地去挖掘每一个绯闻和小道消息，但英国政府却对温莎公爵的事情讳莫如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爱德华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退位的国王，而他放弃国家的理由竟是为了一个女人，英国王室认为这是对神圣王权的亵渎；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王太后的尊重，当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后，正是王太后的丈夫乔治六世继位，乔治六世天性淡薄却又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国务，终因积劳成疾于1952年病逝。此后伊丽莎白王太后便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过英国王室的这段变故。
2002年，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后，密封在英国档案室中的爱德华八世退位的卷宗还未被开启，联邦调查局却先英国人一步披露了那段历史。起初联邦调查局也不想公布这份秘密档案，他们考虑到英国王太后刚刚过世不久，这时候公布与之相关的档案文件不太适宜，但联邦调查局最终还是迫于国内的文件解密法案向社会公布了这段历史真相。
要案档案捕获“一号公敌”（3）
珍珠港事件
1941年12月7日清晨7点55分，400多架日本战斗机拥至珍珠港，瞬时间，飞机上投下的弹雨将美军两艘战舰和两艘驱逐舰击沉，13艘军舰立时变成了残骸，在轰炸声中2400名军人失去了性命。
全国上下从未陷入如此的恐慌之中，总统罗斯福命令，不惜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调查出袭击的真相。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的1年半之前，国内的方方面面已经对这次事变有所察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整个欧洲。“美国握有或战或和的钥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如是说，“如果他们明确表明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就足以切除战争这个幽灵。”罗斯福总统无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美国将站在哪一方，总统很想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卷入战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民意，而且总统大选也日益临近了。在此紧要关头，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挑选威廉·史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这之前，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
1940年4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309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军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叮嘱史蒂芬森把此事告诉罗斯福总统，并且把每天的情报摘要通过联邦调查局传递给总统。
史蒂芬森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胡佛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他是无能为力的。史蒂芬森回到英国作了汇报又匆匆返回华盛顿。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首相。
那一个月在英国，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他儿子伦道夫问他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丘吉尔转过身来，说：“把美国拉进来。”
不久以后，史蒂芬森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联邦调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双向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史蒂芬森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联邦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然而，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胡佛以及军界同行却在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部门间的争吵让总统感到厌烦，但罗斯福又无力制止这种吵闹，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特务机构，并任命威廉·杜诺万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FBI局长胡佛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烦恼。
而杜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失望了，他们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杜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1941年6月，杜诺万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双方很快就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使胡佛大为恼火，他认为这项任命是罗斯福干了一件蠢事。胡佛深知杜诺万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史蒂芬森的班子，便开始对外国人怀恨在心。1941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前，这种不满情绪发展为真正的敌意，并成为导致国耻的因素之一。
1941年8月14日，即珍珠港事件4个月以前，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胡佛送去一份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一个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的双重间谍。30年后，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事先警告过联邦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胡佛，不料反而遭到冷遇。
波波夫曾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关系很好。两人于1940年开始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事实上两人都是反对纳粹分子的。军情处头子卡纳里斯派遣波波夫到英国去刺探情报。而波波夫一到英国便立刻同英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此后，他就成为英德两国的双重间谍，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当然，他提供给德国的是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1941年5月，波波夫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派他去纽约建立间谍网。为了保持德国人对他的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联邦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德国人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6个月内，大概是1941年年底，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问：进攻哪里？耶布森回答说：日本将袭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97个问题中，有35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位置。
冯奥恩罗德说：“你要尽快的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波波夫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极为重视，罗伯逊上校吩咐波波夫尽快把有关日本的情况传给美国。
波波夫于1942年8月12日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波波夫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波波夫后来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胡佛。波波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不久，波波夫发现，联邦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41年10月20日，即珍珠港事变7周以前，联邦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海军和陆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前三个月，胡佛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24小时内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但他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胡佛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胡佛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激烈的辩论。国内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个过错是勿庸置疑的。军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却很少有人对联邦调查局提出怀疑。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西弗斯给局长埃德加·胡佛发来报告，报告上讲：11月12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第86页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宣传一种掷骰子的游戏，似是利用广告来暗喻偷袭日期。
这副画的上半部画的是在炮弹爆炸和探照灯照亮下的荒野，下半部是一群人在防空洞里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下面写着宣传语：“注意！警惕！警报！”指出人们除了罐头、蜡烛、水瓶、毛衣、被子和书本、维他命药片之外，掷骰子的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骰子仅花2。5美元就可以在所有的大体育用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买到。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其他的小广告配合宣传。
在这些广告上面分别有两个骰子，如果将两个骰子X看作是死亡的象征，第一个骰子看作月份，第二个骰子看作日期的话，那么图中就暗示了12月5日或12月7日这两个日子。
莫非日本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对美国袭击的时间？人们不寒而栗。联邦调查局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该广告所属的王朝印刷公司的经理克雷格先生。克雷格在调查中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但是探员们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在被多次传唤调查后，克雷格写了一封申辩信寄给一位新闻记者，信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并证明早在一年之前他们就曾为同样的骰子游戏作过广告，画面中的骰子摆法也是一模一样的。许多媒体杂志也纷纷刊登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是对无辜的美国人民的迫害和诽谤。
1946年克雷格去世后，联邦调查局到他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去了解情况，但却无法打听到有关他过去的任何消息，那里根本就没有克雷格的出生证明。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二战。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一切人士趁机搞破坏，联邦调查局极力想找出那些藏在各处的潜在危险人物，连好莱坞也不例外。
驱逐卓别林
当卓别林在荧幕上手舞文明棍，刻意张开他那富有个性的八字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演员家庭，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舞演员。他的童年动荡不安，10岁时便进了一个滑稽剧场充当演员，开始独立谋生。1914年，卓别林演出了第一部喜剧片《谋生》，并在1923年创建了自己的影片公司，成了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一身兼导演、演员数职，拍出了如《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许多令世界赞叹的伟大作品。在银幕上，他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稽的表演以及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登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
20世纪初，国内经济低靡，物价暴涨，失业率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却一再下降，造成工潮四起。恰逢此时，在好莱坞找出路的卓别林，通过塑造各种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了国际明星。但他演出的针砭时弊的电影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卓别林很快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1922年，联邦调查局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局长报告，说那里都是“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讨论的主题是“为工人运动和革命作教育宣传的电影是何等重要”。
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是伯尔恩斯，接到报告后，他立即让手下收集整理有关电影界思潮的档案，罗列电影圈内的激进活动，特别是“如何通过电影作共产主义宣传”，企图说明由于“电影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会对民众造成思想影响，必须予以密切监视。
联邦调查局特工大受鼓舞，他们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正是卓别林以无名氏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美元。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始终没有结果。
胡佛升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虽然国内严重的犯罪情况令他疲于应付，但对卓别林的调查他却一直没有忘记。
1941年6月23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街头便传来报贩子的吆喝声。
“看报！看报！《泰晤士报》有最新消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