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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他重复同样的笑话，他不会打断你，他会耐心地听你说，然后和你一起笑。他喜欢说话风趣的人，他对自己的俏皮话像孩子一样洋洋自得，不过他有时也会脱口说出一句辛辣的嘲讽。他肯定不是一个拘谨的人。虽然他像大多数善于思考的人一样拒绝纯粹的脏话，但是如果话里有真正的风趣和智慧，他是不会拒绝的。
爱因斯坦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任何痛苦和悲伤的场面都会激起他渴望帮助别人的欲望。他会把自己有限的余钱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L？L？怀特，英国科学哲学协会前任会长
爱因斯坦给我写了一封特别令人愉快的信，他说，“我从我的朋友埃米尔？路德维格那儿听说我们两人有同样的爱好。我一向喜欢和兴趣相同的人交谈。请给我打电话，到我家来坐坐。别担心弗罗？爱因斯坦＇埃尔莎＇。她只是在保护我。”
在我第一次和爱因斯坦交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开始我感到非常紧张和害羞，我们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女佣走进来，端来一大碗汤。我想这大概是暗示我应该离开了。可是当那个女孩走出房间的时候，爱因斯坦悄悄对我说，“这是个小花招。如果我厌倦了和某个人的谈话，我就不会在女佣进来时把这碗汤推开，那姑娘就会把客人领走，这样一来我就自由了。”爱因斯坦把那碗汤推开了，我很高兴，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就觉得自在多了。当我看到像爱因斯坦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伟人也会成为反犹主义的攻击目标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他留在柏林大学是非常危险的。我和柏林大学的一些资深人物讨论过这件事，他们说，在当时（1928年…1929年），爱因斯坦肯定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是德国反犹主义者的头号目标，因此，他的处境一定很不好。
富尔顿？奥斯勒，作家。三十年代初，爱因斯坦的美国朋友，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安排让富尔顿？奥斯勒在爱因斯坦访问美国期间采访他。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事后不久，爱因斯坦给奥斯勒发了份电报，不同意让他发表那次访谈。电报中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奥斯勒猜想，爱因斯坦可能改变了他对希特勒和犹太人处境的看法。奥斯勒在爱因斯坦逝世九年后，即1964年，在一本名为《梦想者》的书里发表了那次访谈。
奥斯勒：我住在纽约市，那儿有三百万犹太人。他们对希特勒、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德国犹太人的命运都非常关心。您知道在德国人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能告诉纽约的犹太人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
爱因斯坦：我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时世艰难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少数族群的感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非洲也是这样。你在这里＇加利福尼亚＇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身上。在艰难的日子里，在人们情绪激动、对危险感到恐惧的时候，很容易煽起这种对少数族群的仇恨。希特勒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他充其量不过是有条三寸不烂之舌而已——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只有在人群中煽动情绪的本事。他是乌合之众的头目。他是个煽风点火的家伙。
奥斯勒：您想把他比作墨索里尼吗？
爱因斯坦：不。墨索里尼比他聪明，墨索里尼对如何组织他的人民有自己的想法。
奥斯勒：您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希特勒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爱因斯坦：不。我无法解释。他在利用人们的偏见。据称这和种族有关。可是你知道，德国人是个高度混杂的民族，种族区分根本就不存在。关于种族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但是人们相信这一套，而且有人编造出一套种族理论来证明这类偏见是有道理的。
奥斯勒：您是否知道，德国皇帝把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银行家和其他国家对德国的偏见？
爱因斯坦：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不过他是个非常愚蠢的人。皇帝不一定有聪明的头脑。他只不过是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而已。
奥斯勒：您认为有可能发生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吗？
爱因斯坦：有可能。他们有警察，不过，如果警察像现在这样受国家军队的控制，在不修改法律的情况下搞这类事件是很危险的。
奥斯勒：我能不能用一个关于俄国哥萨克和犹太人的故事来说明希特勒的观点？有一个住在俄国的犹太人，他必须到莫斯科去一次。他害怕出门旅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上火车后就蜷缩在三等车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身高马大的哥萨克上了火车。“该死的犹太人！”他吼道。“所有的麻烦都是犹太人弄出来的。是犹太人发动了这场战争。”他转身问角落里的那个小个子男人，“是不是？”“对，”那个犹太人说。“是犹太人和自行车。”“为什么是自行车？”哥萨克问。“为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回答。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3）
爱因斯坦：是啊，不用说，我知道这个故事。在德国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不过在那儿是不能讲的。
赫伯特？丁格尔，科学哲学家
爱因斯坦和我是在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雅典娜神殿”协会认识的。我到那儿去参加1932…33年度的会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我提供了一笔研究相对论的基金。在帕萨迪纳，爱因斯坦显然觉得很快活。他想让我和我太太看看挂在他卧室里的一幅画，他对那幅画赞叹不已。可是弗罗？爱因斯坦却立刻跳了起来，惊恐地大叫，“啊，不，不，不，你们不能到那儿去。床还没整理呢。”爱因斯坦却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嘴角上露出微笑。他平静地走到门口，打开门，招呼我们进去。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却成功地镇住了一场地震。
与此同时，＇靠近帕萨迪纳的＇长滩确实发生了一次相当强的地震。当时我正在分配给我的那间办公室里，地震发生后我立即赶回“雅典娜神殿”去看看那儿的情况。途中，我看到爱因斯坦和谷登堡。谷登堡是著名的地震学家，他是专程到帕萨迪纳来体验这场地震的。他们两人站在校园里，正在细细查看一张很大的纸。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项有关高度敏感的新地震测定法的计划。他们如此聚精会神地读着那份文件，居然感觉不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爱因斯坦和蔼可亲的性格给所有见过他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他的超凡的智慧。不论在何种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流露出任何恼怒和烦躁的迹象，也没有见过他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丝毫自负或傲慢。
迪米特里？马利安诺夫，爱因斯坦继女的丈夫，爱因斯坦传记作者
我们穿过英吉利海峡去法国。他要在去美国之前和埃尔莎在比利时会合，我要回法国工作。途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可怕的狂风暴雨，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厉害的风暴。所有的人都像得了一场重病，即使是那些曾多次穿越海峡或从来没有晕过船的旅客。
阿尔伯特却毫不在乎。他对大自然从来不抱任何偏见，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大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在他的眼里永远是建造而不是毁灭。我们在夜里穿过海峡。他是唯一留在甲板上的人。他站在那里，就像我常常见到的那样，任何风浪都无法动摇他的平静和镇定自若。
我们的船剧烈地摇晃着，就像一片轻飘飘的核桃壳。当时的景象可怕极了。我两次爬到甲板上去找他。他好像在倾听大海的怒吼、观看浪涛的高度。他似乎完全不理会到常人感觉到的危险。
A？V？卢那昌斯基，新闻记者，苏维埃教育委员
爱因斯坦的近视眼中有一种梦幻的表情，好像他的想象大多在很久以前就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了。（46岁的）爱因斯坦同时又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喜欢讲笑话，常常爆发出一阵孩子般玩皮的笑声。他那独一无二的单纯是如此讨人喜欢，使你情不自禁地想拥抱他，握住他的手，或者使劲拍拍他的背——这丝毫不会减少你对他的尊重。这是一种奇特的温情，只有在面对一个如此单纯、同时又激起你无限尊敬的人时，你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哈里？凯斯勒伯爵，作家，花花公子。他在1921年和爱因斯坦以及其他和平主义者们一起乘火车去阿姆斯特丹，试图寻求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对和平主义运动的支持。老于世故的凯斯勒觉得爱因斯坦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对一切都兴趣盎然，特别是那节卧铺车厢。凯斯勒还询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否适用于原子。他在日记本里记下了爱因斯坦的回答：
爱因斯坦说，大小和相对论无关。我说，这么说，大小、量度就是一种绝对，差不多可以说是仅存的绝对。爱因斯坦肯定大小是终极因素，是无法摆脱的绝对。他很惊讶我会触及这个思想，因为这是物理学中最深奥的谜，即大小的无法解释性和绝对性。铁的每一个原子都和其他的铁原子一样大，不论它位于宇宙的哪一个角落。大自然只知道同样大小的原子，不论是铁原子还是氢原子，虽然人的智力能够想象出不同大小的原子。
在一次我为爱因斯坦夫妇举办的晚餐会上，他穿了一件看上去极其庄重的无尾礼服走进我的房子，可是脚上的那双大皮靴却显露出他放荡不羁的本色。他比以前胖了点儿，近来正在为法国…巴勒斯坦协会作演讲。他两眼发亮，闪烁着孩子般兴奋和顽皮的火花。埃尔莎在就餐时讲了一些她丈夫如何对奖章无动于衷的趣事。有次他得了两个金质奖章，一个是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的，另一个来自皇家天文学会。在她反复提醒之后，他才到外交部去领取这两个奖章。从外交部出来后他俩又一起去了电影院。后来她问他那两个奖章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不知道。他连那盒子都没打开过。
沃纳？海森伯，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在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研讨会上，海森伯目睹了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关于量子理论以及海森伯的同样有争议的测不准理论的讨论。约翰？惠勒把这次交锋说成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漫长努力中“一次最奇特的辩论”。
爱因斯坦的朋友保罗？埃伦费斯特说，“爱因斯坦，我为你感到羞耻。你对待新的量子理论的态度和你的反对者对待相对论的态度一模一样。”可是即使是这句好心的告诫他也听不进去。我再次意识到，要放弃一个人的整个科研方法和事业所赖以成立的理论是多么困难。爱因斯坦是不会听任他的理论被我们驳倒的。
塞缪尔？约翰逊？伍尔夫，美国画家
伍尔夫劝爱因斯坦让他为他画一张像。作画期间，伍尔夫还做了笔记：“他的脸上有一种永恒的略带嘲弄的疑问的表情。他常常露出平静的、有点儿尴尬的微笑。他有一种孩子般的羞怯和温顺，这些品质在他的太太面前显得尤其突出。她是个慈母般的女人，她对待爱因斯坦就像一个溺爱儿女的母亲对待一个早熟的孩子。说话的时候，他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凝神注视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看眼前的任何东西。这些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使他显得几乎有些反常。”爱因斯坦批准了这幅肖像。他请伍尔夫给他一张这幅画的照片。
后来，伍尔夫带着照片去见爱因斯坦。他仔细看了一下这张照片，然后就匆匆走进他的图书室。不多久，伍尔夫听到图书室里乒乒乓乓猛烈摔打什么东西的声音。
“跟我来，”埃尔莎急忙对伍尔夫说。“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4）
他们一进图书室就看到爱因斯坦在猛砸墙上那幅大镜框里的肖像。伍尔夫后来才知道，他画的肖像使爱因斯坦越发厌恶墙上的那幅画。“我跟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让你把这画拿下来，”他对埃尔莎抱怨。“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拿掉。要是再看到它，我非捅它几刀不可！”那大镜框对他来说是太重了，于是伍尔夫就帮助他把它从墙上卸了下来。干完了这件事，爱因斯坦又恢复了他安详的风度，把客人友好地送出了门。
奥托？弗里希，核物理学家
我被介绍给他的时候，我的胳膊下正夹着两大包书。爱因斯坦站在那儿，耐心地等我把手里的书放下。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一种非常伟大而真诚的谦虚。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会认真思考，如果他发现自己错了，他就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使他得以避免错误，而且比过去知道得更多。有一次有个人指责他自相矛盾，说他的一些说法和他在几个星期前说的不一样。爱因斯坦答道，“至于我在三个星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亲爱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意呢？”他的意思是，这没有什么关系。那次他说错了，现在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家，热衷于揭发腐败社会现象的社会主义者
＇辛克莱忘了提醒他的妻子玛丽？克雷格今天爱因斯坦要来他们家作客。当她的姐妹多莉告诉她客人已经来到时，她吃了一惊。＇“有一位看上去怪怪的老头在街上走来走去，他老是朝我们这边看，似乎想要进来，”多莉说。她跑出去问过他后回来报告，“他说他是爱因斯坦教授。”
这就是我们之间亲密友谊的开端。在我看来，他是最慈祥、最温和、最可爱的人。他头脑敏锐、风趣幽默；有时他的话里带刺——不过那只是针对邪恶的事物。
玛丽？克雷格？辛克莱，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妻子
相对论的发明者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对他的任何请求。如果我们请求他支援劳工斗争，他就会写一份电报表示对罢工者的同情，厄普顿就会把它交给报社发表。如果我们请他出席一次关于言论自由的大会，他就会坐在台上，并在需要的时候讲几句话。如果我们请他参加简？罗曼？奥斯托亚的心灵感应演示，他也会参加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事实上，他并不相信心灵感应。＇
托马斯？布基，医生，爱因斯坦的朋友
我父亲在柏林当医生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特和伊尔丝都是他的病人。1932年我十三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兄弟彼德和我到他们位于柏林城外几英里的夏季别墅去。我当时非常紧张和兴奋。刚见面时，我感到有些失望。他很客气，但也给我一种拘谨的感觉。突然间，他开始和我谈话，并且似乎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我吃了一惊，不断地对自己说：现在我在和一位天才说话，他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啊。
游游拉线盘是当时深受欢迎的小玩具，爱因斯坦也有一个。他是在玩那东西的时候开始和我说话的。我告诉他，玩那东西需要保持平衡，我向他表演了几个绝招，还解释说，需要在绳子的末端形成一个圆环。他看来确实对这玩艺儿挺感兴趣。这时我已觉得非常自在。我意识到，他其实并不拘谨，只是非常害羞而已。事实上，他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
晚餐后，当我母亲夸奖爱因斯坦太太做的一手好菜时，她答道，“那不算什么，我可没有特地准备什么东西。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吃的。”爱因斯坦立刻就说，“什么！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吃的？”他明确地表示这不是事实。我想爱因斯坦太太的脸一定很红。你瞧，他说的是实话，而她却相反。她更懂得交际。
爱因斯坦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和他讨论政治问题、表达我的看法，还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辩论。他欢迎所有的观点，即使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不成熟的观点。他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鄙视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一旦觉察出这样的人，他就会避开他们。爱因斯坦是个人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不认为社会主义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它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他彻底地反对极权主义，不论它是俄国的、德国的，还是南美洲的。他赞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仇恨所有的独裁专政，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生气、怨恨、虚荣，嫉妒、担忧、不耐烦，或被个人野心所驱使。他似乎不受这类感情的影响。他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有些羞怯。但是他总是在笑，而且常常嘲笑自己。他身上没有任何古板乏味的地方。然而，他是清高的，和别人交往时总有些迟疑和腼腆。爱因斯坦用一层无形的外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