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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丽达？布基，托马斯？布基的母亲
一道无形的墙把爱因斯坦和别人分开，包括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在这道墙的后面，他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他的世界。有时候，人们只要看他一眼，就会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打动，向他发出由衷的微笑，而爱因斯坦也会报以同样的笑容。他喜欢单纯的人，他们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也会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
一个不希望披露姓名的人
那是三十年代，爱因斯坦夫妇正在寻找住房。有人介绍他们去看一所普林斯顿的房子。浴室里的瓷砖全是淡紫色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欣喜若狂地拍着手喊道，“这个浴室太好了！这个浴室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中选的却是另一所房子。
利昂？沃特斯，一位密友
当我第一次在帕萨迪纳遇见爱因斯坦时，我提到我有一本颇为罕见的书，书名是《值得纪念的数学家》，里面包括一些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趣闻轶事。爱因斯坦表示想看看这本书。于是我在1934年3月13日乘车前往普林斯顿图书馆广场2号他的住所。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那儿后，我让我的司机马丁？弗莱特里先去按门铃询问能否和教授见面。他回来报告，有位太太告诉他，爱因斯坦夫妇都不在家。我写了一张小纸条，让司机把它和我带来的那本书一起交给那位太太。这时，我发现有人正从一扇窗子的窗廉后面往外看并朝着马丁点头示意。马丁再次走到门口，然后满脸带笑地跑回来说，我可以进去了。
我一跨进门槛，爱因斯坦太太就亲热地抓住我的手连声道歉，她说她是万不得已才想出这些小花招来躲避访问者连续不断的干扰。聊了几句后，她喊道，“阿尔伯特”，没多久，阿尔伯特就走下楼来。他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毛衣和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脚上穿着拖鞋，手里拿着烟斗，非常亲热地和我打招呼。
他很快就使我感到轻松自在。我对他谈起希伯莱技术学院，那是一所旨在帮助犹太男孩扩展就业渠道的学校。他听得很仔细并对这所学校表示很感兴趣，他请我留下来和他继续讨论。他告诉我，他接到许多希望他出席各种活动的请求，这些邀请多得不计其数，如果他答应这些请求的话，他就不可能有时间来做自己的工作或休息了，因此他只好婉言谢绝所有的邀请。正当我准备接受他的拒绝时，他说，“不过你的事情不同。我很乐意到场。”当我在6点30分和他告别的时候，我在心底里感到，我和他将成为永久的好朋友。
海勒姆？海登，《美国学者》编辑。海登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琴？高斯院长在街上遇见了爱因斯坦。这次偶然的相遇使他感到难以言传的大彻大悟。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5）
他的脸上散发出一种光——我顿时感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的那张脸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向我微笑着。这个场面给我带来有生以来最强烈的宗教感受。在＇和爱因斯坦＇一起喝茶的时候，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后来克里斯琴开车把我送到下塌的旅店，他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这样的时刻为我们在惯常感知的屏障上打开一个缺口，让我们透过这个缺口看到一种崭新的现实。”
尤金？威格纳，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邻居
我从1920年起就认识爱因斯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柏林的物理学学术报告会上。那是周四的下午。爱因斯坦和其他知名人士——能斯脱和冯？劳厄等人——坐在第一排。如果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他就会提问或解释。后来我参加了一次爱因斯坦主持的统计力学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25到30个人。爱因斯坦把讨论题发给每位参加者，他自己则避免唱主角。只有当听众对某个问题感到难以理解的时候，他才发言。他非常善于讲解——他能用手势来演示数学上的问题。他很谦虚，只把自己当作听众中的一员。由于讨论的主题不是相对论，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比别人更多。他的表现非常令人感动，这在当时的德国尤其罕见。由于他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当时叫凯泽？威廉研究院，或KWI＇的主任，主持这类研讨会并不是他的责任。我们都处在爱因斯坦的影响之下。熟悉他就有助于找到一份物理学领域的工作。伟人大多受人尊敬；爱因斯坦不仅受到尊敬，而且他能在别人心里激发起真正的喜爱。他的性格中有许多讨人喜欢的特点。
我在KWI搞物理化学研究，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就不知道到他就是研究院的主任，因为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他对概念的理解非常透彻。他能在顷刻之间发现其中的缺陷和蕴涵。他把自己的论文修改得尽量完美，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清楚他最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在思考问题时无法和爱因斯坦站在同一个高度，没有人能够。
爱因斯坦的谦虚在1921年经受了考验。那时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研究已经改变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那年，他因发现光电效应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一发现虽然意义重大，却不是他最杰出的成果。
在普林斯顿，他和同事及学生的关系远不及他在欧洲时那样亲近。原因之一，是他的英语不够流利，而顺利的交谈确实需要流利的英语。听别人用英语演讲对他来说相当困难。他总是说“E quadrat”而不是“E squared”。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这不是英语。爱因斯坦知道这个区别。由于这个原因，他和讲英语的人在一起时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第三个原因是，他正致力于把广义相对论改造成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他在高级研究院的同事们都是数学家，他们的影响力最大。大多数物理学家的兴趣都集中在量子力学的应用、化学和物理学的结合上，或者如何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原子理论、分子理论、金属的属性和化学原理。
爱因斯坦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知识。艾森哈特感兴趣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但必须是严格的数学基础，他不赞成和电磁学统一的设想。因此爱因斯坦的交往局限在一个由合作者组成的小圈子里以及少数讲德语的朋友之间。
爱因斯坦的确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关于他，我最珍贵的记忆就涉及到我自己的孩子。大概是1950年，有一天，我妻子带着几页我写的物理学论文去爱因斯坦家。他向她问起我们的孩子，她只好承认他们在出水痘。根据当地的健康法规，她必须把他们留在汽车里。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生过水痘。和他们玩一会儿绝对不会伤着我的。”他一直走到车子边，和我的孩子们谈了好一会儿。这段经历他们至今还记得。我猜想爱因斯坦可能连什么是水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孩子的心。
在普林斯顿，我和爱因斯坦渐渐熟悉起来，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在讨论专业问题时都非常坦率和真诚。他不谈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谈和家庭有关的事。
我不认为爱因斯坦为自己没有成为十全十美的父亲或丈夫而感到遗憾。物理学和有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已经够他操心了。当大多数男人在想“我的妻子现在在哪儿？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思考，“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纳粹份子？”我们谈物理学，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此我们谈了很多。他想得最多的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和征服整个世界的阴谋。也许他不像我那样忧虑不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
我们常常一起散步、用德语在私下讨论许多事情。亚历山大？萨克斯谈到爱因斯坦的“伟大的腼腆和谦逊”，称他为“像圣徒般伟大的科学家”。我不知道圣徒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确实非常友好和仁慈，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善良的人。他希望和别人处在平等的位置上。他不喜欢浮在半空中。
他喜欢讲笑话。我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看月亮，它是否存在呢？”爱因斯坦相信客观现实，他的回答是，“不论我们看还是不看，月亮都是存在的。”
有关核裂变的新闻是尼尔斯？玻尔带到普林斯顿来的。我们还听说德国禁止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口铀。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担心。所有了解核裂变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铀可以用来生成核链式反应，在这个基础上就可能制造出一枚炸弹。在芝加哥，我们收到了弗里茨？豪特曼斯发来的电报。豪特曼斯是个在瑞士工作的奥地利人，他和德国人的铀裂变研究工作有关系。他在电报里写道：“赶快！我们已经起跑了！”他基本上是反对希特勒的，他担心如果希特勒的人赶在美国人前面搞出原子弹，人类的一切自由都将受到威胁。他试图警告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赶在他们前面搞出原子弹。
利奥？西拉德和我是好朋友，我们担心如果德国人把比属刚果的铀矿搞到手，他们就会用那里的铀来造原子弹。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特别严重，因为德国人在1939年已经从捷克斯洛伐克搞到足够的铀来制造原子弹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通知比利时政府设法制止德国人的企图。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比利时王太后的朋友，如果爱因斯坦能给她写封信，或许会有帮助。那是1939年7月。我知道爱因斯坦此时不在普林斯顿，而在长岛的一个夏季度假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只知道爱因斯坦住在穆尔医生的一所小木屋里，那个小屋在长岛的皮科尼克。于是我就开车和西拉德一起去皮科尼克。我们到了那里就询问如何去穆尔医生的小屋，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半个小时后，我们决定回普林斯顿。这时我们看到一个大约十五岁的男孩，这回西拉德没有向他打听穆尔医生的小屋，而是问，“爱因斯坦住在哪里？”男孩说他知道。我们照着他说的地址去找，终于找到了他。
那是1939年7月的一个下午，他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裤子。他对我们的出现并没有显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他是个非常和善的人。我们坐在屋子里用德语交谈。我们告诉爱因斯坦在德国＇由奥托？哈恩和莉丝？迈特纳＇发现的铀裂变过程以及将这项成果用于爆炸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6）
我不认为爱因斯坦像某些人所报道的那样说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那样的话，因为他当时对铀裂变并不了解，因此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确实说过，人类有史以来将第一次利用太阳以外的能源。大多数科学家意识到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爆炸。我想我在几个星期之前对爱因斯坦说过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不过只是稍稍谈到了一点儿。7月里的那天，我们深入地谈了这件事。当时爱因斯坦正在全神贯注地搞他自己的研究，不太可能全面跟踪物理学的最新发展。
他很少阅读他收到的那些论文，如《自然》杂志里的文章，除非那些文章里有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你不可能读遍你收到的所有刊物。我每周要收到大约八十三种刊物。
爱因斯坦确实没有预见到在他的有生之年核能会得到释放。他还没有得知发现核裂变的消息，但是我们告诉了他。我们向他解释了裂变的过程，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明白了。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他能如此迅速地意识到原子弹的危险。他敏锐地预感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爱因斯坦接受了我们的看法：德国人有可能造出原子弹并依靠它来征服全球。当然，德国人也可能在没有掌握核链式反应的情况下征服全球。在向我们提了七八个问题之后，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他决定给罗斯福而不是比利时王太后写信＇，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这封信回普林斯顿。他没有在信上签名，因为这封信是手写，而且是用德语写的。我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并把它打印出来后，爱因斯坦在上面签了名。最后，亚历山大？萨克斯把这封信带给了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说过：“我只为原子弹的制造做过一件事——我在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
爱因斯坦不是核物理学家，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并不知道曼哈顿计划，1943年的爆炸试验使他感到很惊奇。后来，爱因斯坦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不要对日本人使用原子弹。这封信在罗斯福去世两天之后才到达总统的办公桌。
西拉德和我也和爱因斯坦讨论过这第二封信。我们当时都相信使用原子弹是不明智的。后来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说，原子弹的爆炸挽救了一百五十万日本人的生命＇因为这样一来，同盟国就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你瞧，我们的建议是，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搞一次目的在于显示威力的爆炸。我知道，军方有军方的考虑，首先，他们的武库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几枚炸弹；其次，他们不能肯定炸弹一定会爆炸。
不过我仍对这本书的说法感到吃惊。我问一位日本朋友这是不是事实，他说，“不错，在无人居住的地方爆炸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爱因斯坦坚定地支持建立以色列国。我们都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至少对以色列人绝对是件好事。爱因斯坦并不后悔他在魏茨曼死后拒绝了要他担任以色列总统的请求。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好总统。他不想每天会见五十个人。他不是搞行政管理的人。
迈耶？韦斯盖尔，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好像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虽然他的天才恰恰在于揭开这个物质世界的秘密。比起公众的追捧和耀眼的光环，他更热衷于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1952年，魏茨曼去世之后，本？格里翁先生灵机一动，叫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去问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当总统。如果当时本？格里翁征求我的看法，我就会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总统职务以及国家元首所享受的那套礼仪、排场和生活环境对爱因斯坦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就像相对论对于我和你一样。
“我的以色列同胞们对我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爱因斯坦后来对一位朋友说。“不过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谢绝了。我很遗憾。虽然许多造反者后来成了达官要人，我可做不到。”本？格里翁终于松了口大气。当他在等待爱因斯坦的答复时，他问自己的助理，未来的总统伊扎克？理查兹，“告诉我，如果他答应了，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位置给他，不给他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他真的接受下来，那我们就麻烦了。”
艾伦？理查兹，摄影师。1945年，普林斯顿大学委托理查兹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拍一张正式的肖像照。
我走上有点儿摇晃的楼梯到他的书房去，心想他此时一定是穿着翼领和礼服大衣，显现出和他的天才相匹配的无限尊严。没想到，他穿着旧毛衣和松松垮垮的裤子。蓬乱的八字须，头发乱糟糟的，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梳理过。我惊呆了。我搞不懂，既然他如此不修边幅，为什么还要刮脸。有一次，我把一张拍得特别成功的肖像照多印了十几张带给他，好让他送给朋友们。他把这些照片都推到一边。“我讨厌我的照片，”他说。“瞧我的脸。如果没有这个，”他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八字须，嘲弄地做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看上去就像个女人。”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他们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来见他。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是他们婚礼上的男傧相。那孩子看了他一眼，突然发出一阵尖叫。做父母的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爱因斯坦的眼睛却突然发亮。他赞赏地微笑着，拍拍小家伙的脑袋，温柔地低声对他说，“你是第一个对我说实话的人。”
伊里亚？埃伦伯格，著名俄罗斯作家，战地记者，采访过丘吉尔和戴高乐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感到惊讶了：我曾飞遍天涯海角 。。。 见过许多名人和不止一个伟人，我曾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