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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爱德华出乎意料地去意大利看望他的姑妈玛娅。他在姑妈家住了八天，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爱因斯坦送给他妹妹的那架钢琴上弹奏莫扎特。
从意大利回来后，爱德华在秋天犯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又一次被送进伯格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他在那儿被诊断为患了精神分裂症，并接受了胰岛素治疗。每次治疗都会使他昏迷两小时。他很可能还接受了电休克治疗。这类治疗方法在当时还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对病人来说是可怕的折磨。经受过这类治疗的病人有的发生骨折或骨头错位，有的出现抽搐和心力衰竭。爱因斯坦出钱让医院给爱德华一套独用的房间，包括带全套家具的客厅和餐室。
常来看望爱德华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玛娅？舒曼的十多岁的女孩，她是在米列娃家跟她学习代数的时候认识爱德华的。她曾和爱德华一起跳舞和参加聚会，并且爱上了这个性格独特、令人着迷的年轻人。她的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不过他们仍旧保持着朋友关系。1932年12月，爱德华从医院里给她写了封信，感谢她寄给他的诗歌并为自己给她带来的种种不快向她道歉。“有时候，我的头会像发了炎的牙齿那样连续疼上几个小时，”他告诉她。“别以为我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是为了获得什么大智慧。强迫自己变成智者是愚蠢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基本上满意。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赫尔曼？海赛的故事《艾里斯》里面的那个男人，他太深地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以至于无法回到现实的世界。”
爱因斯坦曾经十分笨拙地试图劝爱德华接受精神病院那种受约束的僧侣式生活。他提到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此人因抑郁症住进了一家类似的精神病医院。爱因斯坦称赞这家医院对于用头脑工作的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地方。
他邀请爱德华到柏林来，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唯一能够帮助儿子的人。可惜在同一封信里他用了一种傲慢的语气劝说爱德华不要过分热衷于精神分析学。他说，那些迷上了精神分析的人看来都成了永久的俘虏。他建议爱德华下次见面时给他讲讲这门学问，还说他将尽一切努力严肃认真地听。
爱因斯坦把好奇心说成是自己探索宇宙秘密的原动力，而他对心理分析的了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实在是十分肤浅。令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嘲笑这门他不熟悉的学问？
爱因斯坦对心理分析的轻率评论掩盖着他的真实感情。在埃尔莎看来，他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所遭受的不幸使爱因斯坦心力交瘁。埃尔莎在给朋友安东尼娜？瓦伦丁的信中写道，爱因斯坦“总是试图超脱个人生活中的烦恼，可是这件事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不受人世间任何喜怒哀乐的干扰。其实他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男人都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感觉不到他那令人惊叹的幽默感。”
爱因斯坦的好友米歇尔？贝索试图帮助他们，他有时简直成了爱德华的代理父亲。贝索自己曾经因为和母亲的冲突而差点儿精神崩溃，幸亏儿子维罗的支持使他得以避免这场悲剧。如今他又能“从蓝天、绿叶、阳光、雨丝、小孙女安娜甜蜜的眼神和小狗的欢蹦乱跳中得到快乐和喜悦。”他非常同情爱德华的不幸，并试图给爱因斯坦一些忠告。“爱德华有一个非凡的父亲和勇敢的母亲，”他写道。“他有才华，有吸引力，尽管他也像有些年轻人那样矜持内向。当一个人在苦苦挣扎寻找答案的时候，你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尽你所能帮助他。出远门时，别忘了把爱德华带在身边。如果你能和他在一起度过六个月，你就会了解他，就会容忍许多你在别人那里无法容忍的事情。这样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把你们连结在一起。我相信，这样做将最终把你的儿子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一个月后，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告诉贝索，他计划在明年，1933年，去普林斯顿作学术访问，他已经邀请爱德华和他一起去。他还说，他很早就在爱德华身上注意到精神分裂症的迹象，他看到这些症状在他身上如何缓慢地、不可抗拒地发展着。“外部环境和外界影响对于这类病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关键在于内分泌，这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爱因斯坦当时肯定不知道，爱德华是不可能陪他去美国的，因为美国法律禁止患精神病的外国人入境。）
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势力日益强大，爱因斯坦决定离开德国定居美国。他已安排在赴美之前去牛津做学术演讲并会见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可是当他听说爱德华病得很重时，他推迟了去英国的访问。他说，虽然林德曼没做父亲，他一定能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
这是父子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在那次会面时拍的一张照片上，二十三岁的爱德华和他的父亲坐在一起，爱因斯坦拿着他的小提琴，眼睛看着前方，爱德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像是乐谱的东西。
一个月后，爱因斯坦向米列娃保证将永远为她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他还说对爱德华来说，最好的治疗是让他有事可做，比如说，他可以写篇论文来向他的父亲证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确实有效。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二部分爱因斯坦是个极不称职的父亲？（5）
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和埃尔莎、秘书海伦？杜卡斯以及同事沃尔特？迈耶一起离开欧洲前往美国。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欧洲。
第二年，爱德华又一次突然出现在他的姑妈玛娅面前。这是他第二次去意大利，陪伴他的是那位寸步不离的男护士。玛娅非常喜欢爱德华，但是那天她差点儿没认出站在门前的那位肥胖臃肿的年轻人。“他被一种沉重的忧郁笼罩着，”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他那熟悉的灿烂笑容偶尔像闪电般掠过他的脸，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人觉得更加难以忍受。谢天谢地，他的护士也在这里。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怎样来照顾他。他活得太痛苦了，可怜的孩子！”
米歇尔？贝索在1937年到米列娃家去过一次。他吃惊地看到，爱德华的身体臃肿得不象样子——他已经有一年没离开过他们住的那套公寓了。不过，当爱德华谈起心理学时，他那才华横溢的推论仍给贝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说话的速度非常缓慢。爱德华还在钢琴上为贝索弹了亨德尔和巴赫的曲子，贝索觉得他的演奏很有感情。
埃尔莎于1936年12月20日去世。她死后不久，爱因斯坦邀请汉斯？阿尔伯特到他那儿去住三个月。汉斯？阿尔伯特同意了，他希望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伯恩哈德和克劳斯，在晚些时候也能去美国，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美国搞到永久居住权。汉斯？阿尔伯特现在和父亲挺合得来。十多岁的时候，他常把父亲惹得大发雷霆。这回他发现父亲变温和了，不仅和蔼可亲，而且热情周到、宽宏大量。当他从南卡罗莱纳大学得到一份研究员的工作时，他就把全家人都接到了美国。不到一年，六岁的克劳斯不幸死于白喉。爱因斯坦在给汉斯？阿尔伯特和弗丽达的信里写道，他们的悲痛是任何热爱孩子的父母所能感受到的最深切的悲痛。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自己也经受了同样的悲痛。
爱因斯坦履行了他对米列娃的承诺，他定期给她寄钱，并在她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帮她解决额外的开销。即使这样，她还是卖掉了她用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购买的三栋房子里的两栋。1939年，当她又一次缺钱用的时候，为了保住她的房子，爱因斯坦买下了最后那栋公寓楼，不过他仍旧让她保留房子的代理权。
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很了解德国人对犹太人的野蛮迫害，他把德国人称做“一个头脑混乱的民族”并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将大多死于自相残杀。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同意汉斯？阿尔伯特在战争期间为美国陆军工程部队工作。爱因斯坦自己也为美国政府的各种军事项目出过力，不过他没有参加制造原子弹的工作。虽然他就纳粹研制原子弹的事警告过罗斯福总统，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实施曼哈顿计划，但是美国政府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允许他参加这项工作。
战争结束后，他在1947年听说米列娃摔断了一条腿。她在去精神病医院看望爱德华的时候滑倒在结了冰的街道上。几个陌生人发现她昏倒在路边，就喊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她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又按照老习惯让爱德华和她住在一起，直到他的狂暴行为变得十分危险的时候，才打电话叫辆面包车把他送回医院。
三十七岁的爱德华已变得体态臃肿、脾气孤僻。他一刻不停地抽着香烟，耳朵里常常听到神秘的声音。有时候，他会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不过，总的来说，他给那些到医院去看望他的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迎接他们的通常是一个热情友好、讨人喜欢的爱德华，他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他如饥似渴地渴望知道外界的消息。他的访问者中有一位住在苏黎世的作家，名叫卡尔？西利格。他很有钱，而且特别同情和关心精神病患者。爱因斯坦非常赏识西利格的智慧和诚实，当他得知西利格在撰写他的传记时，他同意和他配合。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传记作者提到爱德华是个患病长达二十来年的精神病人。西利格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直接接触过爱德华本人的作者。那次访问是爱因斯坦为他安排的。他告诉西利格，爱德华的病虽然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是仍旧剥夺了他从事任何职业的能力。
西利格请爱德华到苏黎世的一家餐馆去吃饭。在那里，爱德华回忆起小时候到柏林去看父亲时如何在他的房间里兴奋地透过一架望远镜看月亮、看街对面的公寓楼。整个晚上，他除了吃饭就是连续不断地抽烟，最后还吃了一份特大圣代冰淇淋。爱德华和西利格在一起很快活，他们一起去看戏，一起散步。他开始把西利格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他那沉思的眼神和痛苦的表情、他的坦率，以及那意想不到地出现在脸上的宁静的微笑都深深打动了西利格，他甚至提出要做爱德华的监护人。爱因斯坦没有同意，他说爱德华已经有了一个监护人。
1948年的5月23日。爱德华为了寻找一样东西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第二天，邻居们发现米列娃因中风神智不清地躺在床上。她被送进离家不远的一家诊所，在那里恢复了知觉，但她的左侧身体出现暂时性瘫痪。她一醒来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爱德华的情况。这时爱德华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他握着她的手，安慰她，叫她放心。
这时汉斯？阿尔伯特已在伯克莱当教授，他和家人都住在加利福尼亚。米列娃想要大儿子承诺在将来照顾有病的弟弟。爱因斯坦对汉斯？阿尔伯特说，他可以出钱让汉斯到瑞士去一次，但他同时警告儿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去见他七十三岁的母亲一定会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儿子听从父亲的劝告，没有去欧洲。
不久，米列娃在医院病逝。那是1948年8月4日。她死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床头的铃早已被人拿走，据说这是因为她用得太频繁了。
爱因斯坦已安排海因里希？梅里医生做爱德华的监护人。梅里将爱德华安置在一个专为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设立的青年之家里。这个机构位于瑞士的一个名叫尤提康的村子里，管理它的是一位名叫汉斯？弗雷马勒的懂得一些心理分析的牧师。爱德华在那儿度过了快乐的一年。在头几个星期里，他除了弹钢琴什么事也不做。他发疯似地拼命敲打着琴键，那个牧师不得不担心那架钢琴是否受得了这番折磨。在克服了最初的羞怯之后，他开始用诗歌和笑话逗牧师的三个小儿子玩，还为教堂里的年轻人演奏钢琴。村子里的人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牧师的妻子甚至为他在当地的一家公司搞到了一份在信封上写地址的工作。
一年后，不知什么原因，爱德华离开了这个使他感到温暖的家。在牧师的记忆里，那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离别”。打那以后，爱德华在不发病的时候就住在苏黎世郊区一位律师的遗孀那儿。西利格经常向爱因斯坦报告爱德华的生活，不幸的是，从1952年起，海伦？杜卡斯开始拦截这类令人不安的信件。她的做法得到了玛戈特？爱因斯坦的支持，她们商定不把这些信交给爱因斯坦。后来，杜卡斯又和爱因斯坦的密友奥托？内森商定，为了不让爱因斯坦担忧，他们将不让他知道任何有关他儿子的坏消息。
西利格一定很纳闷为什么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都毫无例外地石沉大海。爱德华也可能告诉西利格他从父亲那儿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后来西利格终于设法冲破重重阻挠把一封信送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爱因斯坦回信说，不论他以何种形式进入儿子的意识之中，他相信这只会在儿子心里唤起种种痛苦的回忆。他说他非常感谢西利格对爱德华的同情和关怀。爱德华是他“唯一的尚未解决的人间难题，其他的都已不复存在，”他写道。“解决这些难题的不是我，而是死亡。”
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西利格撰写的爱因斯坦传也在他死后不久出版。在这部传记里，西利格并没有质疑爱因斯坦对爱德华的看法，也没有指责爱因斯坦遗弃自己的儿子。如果爱德华在他面前抱怨过自己的父亲，西利格也不会把这些抱怨说给任何人听。
在他和汉斯？阿尔伯特的养女伊芙琳的几次谈话中，爱德华从未提到过自己的家人。五十年代初，伊芙琳在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她有时去看望爱德华。和西利格一样，她觉得爱德华是个非常有趣和讨人喜欢的人：“我们两个非常合得来。他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就像一块海绵。我是说，他们把他和现实世界隔开了。他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例如，‘他们决定研究电动汽车吗？’”他告诉她，医院里的人只允许他看二十年代出版的百科全书。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二部分爱因斯坦是个极不称职的父亲？（6）
她对他在伯格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居住条件感到十分震惊：“一个阴暗的令人沮丧的鬼地方。他有一个独用的小间，那是个简陋的房间，里面没有朝走廊开的窗子。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他再也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了。我想，他们一定觉得他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这样他们就能轻易将他控制住。他告诉我，他们要他在花园里干活，可是他并不喜欢。不过他说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俄国人占领瑞士的话，他们就会杀死所有不干活的人。当我问他，‘是谁告诉你这些事的？’他说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想哄他到花园里去干活。”
伊芙琳听说过爱德华的幻听症状和狂暴行为，不过当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伊芙琳带他到医院外面玩过几次，他的谈吐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觉得爱德华实在是个智力超群的人，她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
爱德华的侄子（汉斯？阿尔伯特的儿子）伯恩哈德也成了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学生。1954年夏天，他到普林斯顿去看望爱因斯坦。“这孩子比他的爸爸和爷爷可爱，”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约翰娜？范托娃。“他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过他会干得很好。”几个月后，汉斯？阿尔伯特也来看爱因斯坦。此时他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水力学教授。他和父亲谈的大多是和工程学有关的问题。
回到加州后，汉斯？阿尔伯特同意让《纽约邮报》的杰里？托尔默来采访他，条件是他得先得到爱因斯坦的书面同意。他告诉托尔默，从学校毕业后他从来没有失业过。然后他颇为勉强地站在伯克莱大学图书馆的爱因斯坦半身像边让记者给他拍照。“你知道有一位被人塑成雕像的父亲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他自然为父亲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不过，如果陌生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是个怪物，那他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当他看到同事们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他们正在把他和他的父亲做比较，结果自然是对他不利。“这会使做儿子的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身份。”
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