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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名称叫做“男儿竞技”,但女人也可以参加其中的两项:女子射箭与赛马。只有摔跤是男人的专利,不过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一个豪勇无敌的蒙古奇女子。她是一个大汗的女儿,靠着精湛的摔跤技术,名扬大漠,赚进大笔财富。许多不服气来挑战的大男人,没有不败在她手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洋洋得意。被打败的人,还得交出一部分牲口,作为彩金,这个大汗女儿单靠摔跤,就赢了一万多匹骏马。但是,这个公主却也因此独守空闺。有一天,一个很匹配的年轻人上门求亲,大汗要他的女儿把性子收一收,别再把对方摔得鼻青脸肿,公主断然拒绝,照样把他压在地上,年轻人“羞愧无地,黯然离开”,留给公主一千匹马。大汗死心了,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征战。“大小战役,公主莫不身先士卒,”马可波罗写道,“竟然找不到比公主更强悍的对手。两军对垒,公主经常倏地冲入敌阵,生掳敌将,敌人无可奈何。”
现代那达慕大会的压轴好戏——男子摔跤,是蒙古职业竞技者梦寐以求的舞台,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荣耀。在别的文化中,男孩在周末午后练习足球或网球;也大约是这般年纪,蒙古男孩开始了摔跤的训练。步伐、动作、扑击,各有传承,出场的架势,更是别具一格,行家一眼就瞧得出是哪个门派。站着,要如雄狮一般的扎实,双臂则是仿效神鸟平举外扬,这还有个名堂,叫做“大鹏展翅”。摔跤的规矩是要把对手压在地上,若对方的膝盖或是任一手肘着地,就算获胜,得胜的摔跤手要高举双臂示威。在这种场合里也有星探,专门探访天赋异秉的男孩,施以特训,待培育成半职业的新秀,再送进训练营,进一步深造。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们送进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场,击败对手,扬名立万。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达慕摔跤大会一开场,就是五百一十二位穿著厚重蒙古皮靴、紧身裤、皮背心的彪形大汉,一字排开,龙行虎步,顾盼自雄,但是,在这群豪杰中,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摔跤在外行人眼里,有点无聊冗长,只是看到两个选手揪来揪去,步履缓慢沉重,但是,蒙古观众却很能体会个中奥妙,大呼过瘾。他们咬牙切齿、欢呼咆哮,替倒霉的选手抱屈,赞赏精彩灵巧的驱避。选手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也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获胜的选手(不管他体型有多庞大)会被一群人高举过头,环场接受欢呼。如果他是屡战屡胜的老手,就可以得到“巨人”的封号。
第二部分那达幕大会(2)
射箭比赛就斯文静态许多。男女分别竞技,但都使用相同的装备,较量同样的技巧——他们用的是草原战士习用的双弧战弓,使用蒙古扳指来拉弦。现在的蒙古扳指是皮制的,以前则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它可以协助射者控好弓弦,拉弓射箭之际,要比赤手利落得多。那达慕射箭的目标,远在射箭场的另一端。参赛者要设法把箭射在圆形木垛红心上。想要射得好,不但双臂要有力气,拉弓的技巧更是不能轻忽。由于距离过远,射者自己看不到成绩,要靠裁判目视判定,再高声宣布结果。现代的射箭距离是一百八十步到三百步,难度等于要求射者远远看到土拨鼠从地表钻出头,就要一箭把它射死。据说,在成吉思汗时代,有个勇士曾经射到三百六十步的距离,成吉思汗知道这个惊人的纪录之后,命人立碑纪念。
中古时代蒙古骑射兵纵横欧亚的剽悍战技,仍依稀可以在今天的那达慕射箭比赛中领略。蒙古骑射兵为中古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如英国的长弓箭手,终结了西欧重装武士独霸的局面。英国的长弓箭手射程可达两百五十码,但是,使用牛筋、韧木制成的蒙古双弧战弓,却射得更远。开战之际,蒙古的骑兵弓箭手,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开弓,箭直接射到敌人面前,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无力反击。军事史学家哈特认为,蒙古骑兵发明了“火攻”,配合当时的新锐武器,是他们战无不胜的关键。蒙古人扎稳阵脚之后,就以强弓硬弩猛射一轮,来个下马威,接着,弩弹、火器大炮,纷纷出笼,对手根本难以招架。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炮石纷纷坠地,“如秋风扫落叶”,西方士兵无心恋战,只能仓惶逃命。每个蒙古骑兵都带了两张弓,一张远射,一张近射。一场仗打下来,至少射出六十支箭,其中还包括了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穿甲火箭。火箭一射出,顿时烟雾弥漫,而尖锐的响箭配合着黑旗与白旗的指挥,进退驱避,从容应战。蒙古人越是胸有成竹,敌人就越胆战心惊。蒙古骑射兵周而复始地冲击,再发挥高度默契,不惊不扰地撤退;敌人还没发觉前,手持长枪的蒙古骑兵又默默抵达战场,准备重击敌人,杀得对手片甲不留。
但是,追根究底,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士兵取得的丰硕战果,还要归因于他们精湛的骑术。讲到对马匹的倚赖之深,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蒙古,而蒙古人马术之精,更是独步全球。蒙古小孩子才刚刚学会走路,牧民就开始教他们骑马。以往的那达慕还可以看到牧民驯服劣马的惊险镜头,但现在已不复见;现今在那达慕赛马的骑士,很少超过十二岁。蒙古人觉得每个人都该会骑马,所以,他们的赛马是真的在比谁的马好,而不是比哪个骑师的马术最精。我曾经在乌兰巴托南部草原看过一场异常精彩的赛马。总共有两百名骑师参赛,清一色是小孩子,男女都有,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像从西方圣诞节彩帽上借来颜色编织而成。小孩子赛马是那达慕赛马的序幕。主办单位还特别找来军队维持秩序,军人勒住缰绳,全神贯注地监视现场。信号声响起,早就按捺不住的马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冲而出,万马奔腾,震耳欲聋,再加上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现场热闹非凡。以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种赛马简直是马拉松比赛。比赛分级进行,从跑九英里的两岁幼马赛,到最高跑十七英里的成马赛都有。信不信?这场比赛最后的优胜者,是一个四岁的骑师。
第二部分曼陀罗寺
翻开蒙古历史,一页页都是血泪史。奇女子布斯卓曾经造访过乌尔戛的监狱,在地牢里,看到了让她心惊胆战的刑具,许多犯人被锁在一个像棺材的站笼里,站笼大约四点五英尺长,二点五英尺深,只挖了个小洞,让里面的人透气。犯人可以从洞中伸手拿东西吃,如果头不大的话,还可以伸出头来看看外面。她这么形容这种非人的待遇:
囚犯的眼睛,已经很适应黑暗了——惟一的光线来自于偶尔打开的牢门——亮光乍现,可以看到一颗颗毛茸茸的头,从棺材箱的圆洞里钻出来。我站在那里,已然麻木,浑然不知我站得离棺材太近,低头一看,才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头,就在我的风衣衣领旁边。棺材旁有一滩血,默默不语,故事却说得很清楚;在鲜血里面,是恶魔狰狞的喘气声。
狱卒跟她说,大部分关在这里的囚犯都没有经过审判,却得监禁终生,罪名是涉嫌支持外国。
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恐怖屠戮是蒙古族的政策,手段之狠毒,看得当时的西方人惊骇莫名。蒙古铁骑也未必是虐待狂,历史学者也找不到什么证据,证明蒙古人以杀人为乐。但是,蒙古人每破一城,屠戮之惨,却又是史不绝书。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就已经有约令俗成的战争规则:只要城里的居民自动投降,蒙古大军秋毫不犯;胆敢抵抗,蒙古人就会屠城,绝不留情。蒙古人信守承诺,居民投降,城市就会是他们的战利品,人口壮丁自然也就收归版图,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产业过不去。但选择跟蒙古人作对,居民绝无幸免。蒙古人的屠城,既全面又专业,并不嗜血也不动怒。居民站成一排,挨个处决,虽说是人类的屠宰场,却又秩序井然。
当时各国的史籍,对于这段往事,都留下了沉痛的谴责,诉说成吉思汗大军所过之处的惨状——整个区域渺无人烟,城市面目全非,庙宇圣坛倾覆,艺术珍宝被肆意破坏。史家并没有留下蒙古人杀人为乐的证据,只是理所当然地以为蒙古人丧心病狂,主导一幕幕的悲剧。但是,在蒙古人的史书——《蒙古秘史》中却说明得很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俘虏敌人,抢回他们想要的女人、马匹、牛群以及金银财宝,把壮丁收归己有,惟一要摧毁的只有敌人的头目。蒙古人并不想反复杀戮。他们甚至会收养敌人的孩子,被击溃的部落也经常加入蒙古大军,成为他们往外推进的征战主力。成吉思汗就用这样的方法组织他的洲际远征军。蒙古人进入回教圣城不花剌,也是把当地的珍宝财富劫掠一空,与侵略蒙古其他部落没有两样。醉醺醺的蒙古大汉冲进清真寺内,扔掉珍贵的可兰经,因为他们要装可兰经的木匣来当马匹的秣料。喂马的时候,他们招来吓呆了的穆斯林学者给他们牵马。几个星期之内,穆斯林壮丁整编完毕,成为蒙古人的盟友,继续往前推进,展开下一场毁灭性的战役。
第二部分胡乱编派宗教信仰
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扭曲蒙古历史,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个他们企盼已久的基督教救世先锋。这个谣言还流传了好一阵子。卢布鲁克和卡庇尼之所以不远千里赶到蒙古,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找到传说中捍卫基督教不遗余力的游侠——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祭司王是中古时代的传奇人物,在公元12世纪风靡一时。据说他是博士(Magi)的后裔,在遥远的东方统治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兵力强盛,无可匹敌,如果能与他联结,将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大支柱。这个误会大概是源于在撒尔马罕与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作战的喀拉汗(Kara khitai)。喀拉部落是一支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崛起前散布在蒙古高原间。喀拉部落在这场战役里,把塞尔柱土耳其人打得溃不成军。由于塞尔柱土耳其人信奉回教,西方人就一厢情愿地说,喀拉汗是基督教徒,其实,喀拉汗应该是异教徒或是佛教徒。
教皇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这位攻无不克的祭司王约翰,希望跟他讨论彼此信仰上的异同。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为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反复作战,相持不下之际,自然而然地又想起这位在东方的神秘基督教领袖。祭司王约翰的传言,于是在中古欧洲的君王间广泛流传。他们总是说,在回教徒统治的领土外,有一个可以联盟的强大盟友(当然就是不朽的祭司王约翰),只要使臣找到他,东西夹击,就再也不用怕回教徒了。成吉思汗在中亚崛起,处处与回教徒为敌,中亚强权望风披靡,这些事件经过有心人的渲染,辗转传到西方,他们就以为苦候已久的祭司王约翰或是他的孙子——大卫王(King David)终于出现了。
卡庇尼很快就察觉到这传言不大对劲,野蛮残暴的蒙古人怎么看也不像圣明祭司王的麾下。他碰到的这个部落,崇拜偶像,在帐棚中还悬着牛羊乳房的模型,蒙古人跟他说,这样可以保佑牲口多生产、多泌乳。除此之外,这些人对日月星辰、草木水火、土地天空,无所不拜,谈到了成吉思汗,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一位俄罗斯王公,因为信奉基督教,拒绝向成吉思汗的画像下跪,蒙古人竟然一脚踹在他的肚皮上,把他踢个半死,然后拖出去砍头。卡庇尼于是推测,可能是这批异教徒把祭司王约翰的后裔从中亚赶到了印度,也许他应该去印度看看。卢布鲁克虽然一肚子狐疑,但是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克剌和林找不到祭司王约翰,就自作主张,把成吉思汗编排成基督教徒,硬说他曾经受洗,是基督教徒,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戴着有色眼镜的卢布鲁克,在克剌和林到处寻找基督教的标志——蒙古包外无意搭成的十字架、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钟声,都会被他认为是克剌和林有教堂,蒙古人尊重基督教的符号。
其实卢布鲁克也不算错得太离谱。蒙古的两个部落——克烈和乃蛮,的确深受聂斯托留教派(Nestorian)的影响。聂斯托留教派是基督教的旁支,起源于公元5世纪,经过波斯修道士的传播,盛行于中亚。许多克烈部的贵族都曾受洗,成吉思汗的一个妃子还到过流动教堂做礼拜。也许是受到这个妃子的影响,蒙古的第三任大汗,克剌和林的统治者蒙哥,有一天还叫卢布鲁克去找他,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表演给他看。卢布鲁克兴冲冲地带着绘图圣经,训练了一个诵经团,恭恭谨谨地诵经,唱圣歌、赞美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就把圣经里的插图呈给大汗过目。蒙哥看了插图,觉得挺好玩的,但也仅止于好玩而已,而且旁边还有一堆随从喝得烂醉,大煞风景,肆意破坏当时神圣庄严的气氛。大汗把圣经乱翻一通之后,“爬上他的大车,向诵经的教士挥挥手,就走了”。从此以后,卢布鲁克再也没有听说蒙古贵族对基督教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如果卢布鲁克再切合实际一点,他就会发现蒙古大汗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基本上,蒙哥信奉的是伟大的祖先成吉思汗以及古老相传的萨满教,只是他也不排斥别的宗教,有雅量随它们去发展。所以,蒙哥允许基督教、回教、佛教,在他的宫廷中传播。卢布鲁克看到在宫廷里的基督教徒,大感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半点神学修养。他说,聂斯托留教派的修士,连叙利亚文的圣经都看不懂,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放高利贷、娶了多房妻室,帮人举行宗教仪式,乱敲竹杠买卖神职不说,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了,五十年前,才有主教在这里,所以,卢布鲁克宣称此地的主教拥有非常处置权,可以巡回乡间,替孩子主持涂油礼(anointment),即使孩子再小,也可以破例。卢布鲁克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教士来源。
卢布鲁克其实不用那么义愤填膺。聂斯托留教派的教士心里很清楚,不管是讲教义,还是道德劝说,蒙古人只会把它当做耳边风,他们还是信奉祖先传下来的规矩,碰到了疑难杂症,他们宁可去求萨满巫师。卢布鲁克压根瞧不起萨满巫师,说他们是“卖卦的”;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蒙古人清楚的解答,不管是扎营的地点,还是何时要开战,只要把祭品放在祖先的灵位前,诚心祈祷,巫师再用羊的肩胛骨卜筮,就会得到答案。先把羊骨收拾干净,然后放在火上烤一会儿,有道行的巫师就可以从骨头上的裂痕,看出天意,就跟看手相的人从一个人的手掌纹路,就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部分乃蛮之地
在接近葛鲁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卢布鲁克向蒙古人传教的心情。那天是7月27日,“大夫”跟我们说,我们已经踏上乃蛮故地,也就是信奉聂斯托留教派的那个蒙古部落的根据地。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几个一圈一圈的石头遗迹,石头圈包围的面积都不算小,颇具气势,这是乃蛮宫廷旧址,面向一望无际的杭爱草原。天色将暗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墓穴,想来是一个乃蛮王公的沉睡之地。
葛鲁特已经在草原的另外一端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走了六十多英里,没有看到半栋永久性建筑,任何屋舍都会让我们眼睛一亮。仔细地打量这个小城,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行政中心。哨子和害羞鬼想要回家,我们也就不耽搁他们了,索性连城也不进,就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挥手作别,这两个人可以省几步路,收拾好他们的马匹,直接打道回府。我们才跟他们道再见,苏木中心就派人出来跟我们接头了。这个人说,我们的马匹快准备好了,不过集合地点不是在葛鲁特,而是在十英里外的曼陀罗(Mandal)喇嘛庙附近。所以,保罗、“大夫”、我搭上苏木的卡车在附近逛逛,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三个人去把我们的马匹赶回来。
曼陀罗寺让我们发现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一个牧羊人的废弃帐棚里草草过了一夜,正盼着我们的马时,有个年轻人骑马经过,怯生生地问我们要不要看看附近的圣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