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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的战果使他震惊。他的叔父倾向于满足皇帝要求。但一个喇嘛（僧格桑的亲戚）、大金川的大将军及一名背叛了皇帝的中国官员在会议上占了上风。他们吹嘘大金川的山比小金川更陡峭、更难攀登，他们会让中国人厌倦的。他们在各地构筑了工事，使所有通道和山岳变得更艰难更无法进入。阿桂毫不惊慌，他循着僧格桑的足迹进入隘道，渐渐获得进展，而且不管敌人如何竭力抵抗，他始终向前推进，慢慢接近了名叫勒乌围（Ｌｅｏｎｃｉ）的首府。其他中国军队也从各自的方向推进，这座可怜的要塞陷入了绝境。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2）
皇帝视战争业已结束，遂派傅作霖（ｆｌｉｘ ｄ′Ａｒｏｃｈａ葡萄牙传教士，1774—1781年间任清朝钦天监监正，其姓名写作Ｆｌｉｘ ｄａ Ｒｏｃｈａ；正文中之拼法可能是已法文化了。——中译注）神父（现任钦天监监正）前去测绘该处地图。1774年8月20日，神父在一位帝国爵爷陪同下出发了，后者要照顾他，还要负责他一路上的安全。关于人们所说的大金川那些难以通行的道路、可怕的悬崖、瀑布、沼泽以及实在难以攀登的峭壁等等，我这位亲爱的先前的同道曾多次向我确认过。他在途中见过一座高耸的峭壁，上面有个小堡垒。人们向他讲述了（官兵）经过两个多月勇敢机智的战斗后是如何侥幸夺取这个堡垒的事。
几名放哨的士兵一清早听到了一个小心翼翼走路的人发出的声音，便轻轻走近前去：他们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动。两三个最敏捷的士兵鞋子上装了防滑铁钩从这一侧爬了上去，看到一名女子在打水，便把她抓了起来。大家问她是谁在堡垒里守了那么久，她答道：“是我，我没水了，所以天亮前到这里找，想不到碰上了你们。”她带他们经一条隐蔽的小路进了堡垒，果然长期以来只有她一人呆在那里；她有时在那里放几枪，有时又搬几块石头扔向官兵使其无法攀登。
阿桂和其他人一起以钦差在此应得之礼遇接待了傅作霖神父，然而劳累以及恶劣的气候使后者无法从事他为之而被派来的工作。将军们出于对他的友情也呈请皇帝把他召回。傅作霖神父在一座俯瞰大金川首府勒乌围的山上辞别了阿桂。河对岸的另一支军队正准备渡河并打算在四五天内夺取这座要塞。僧格桑已死，索诺木独自为保住首府而在作最后挣扎，而且过了八九个月——对皇帝来说这段时间显得太长了——以后才决定秘密将其放弃，以便撤退到噶拉依（Ｋａｒａｉ），这是他最后的要塞，也是最后一招了。中国人发现（勒乌围）已无人抵抗，便经由一条很窄的隘道前进，他们进了城，城内只剩下空无一物的房子。
这时，索诺木绕过了一座山，从侧翼攻击成纵队向首府行进的中国军队并切断了其首尾联系。阿桂动用一切手段去制服他，但经过九至十天的努力方达到目的。在这些日子里，已进入首府的官军忍受了可怕的饥荒。取得这次胜利后，（阿桂）将军（向皇帝）寄去了红色小军旗：这在中国表示战争即将结束。
皇帝期待收到表示敌国已彻底灭亡、国王已被抓获的大军旗，因此再次严加催促。（大、小金川）两位国王战争开始时拥有约一万至一万二千人马，此时只剩下四五百人被困在噶拉依。在这个要塞中抵抗了数月后，苗子十分清楚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在要塞下埋炸药，等中国军队强行进入时与之一起在废墟中同归于尽。王母被这个决定吓坏了，打算与儿子（国王的兄弟）及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一起无条件投降。阿桂知道皇帝很想把这一家人全部抓起来，所以给他们许下了漂亮的诺言。索诺木和他的将军权衡了很长时间，鉴于别无任何出路，他们最终也步了王母后尘。噶拉依投降了，阿桂成了国王本身及苗子国度里余下一切的主宰，他不可能遇到比这更走运的事了。（皇帝）如此期待的大军旗立即被寄了出去。1776年封斋期末，大军旗到了北京；皇帝当时正在从其父亲雍正帝的陵寝回来的路上。
所有ｒｇｕｌｏｒｇｕｌｏ，指皇族中的显赫人物，中文名不详。——中译注、爵爷及帝国要人们皆奉命去迎候陛下并向他祝贺。我们走在著名的六部大臣们后面。皇帝骑着他的大白马走了过去。他的成功丝毫未改变其仁慈和和蔼可亲的神情——这种神情他在愿意的时候是非常善于表露出来的。
在等待尚在途中的不幸的索诺木期间，皇帝巡视了山东省。去年，叛乱分子王伦（Ｏｕａｎｇｌａｎ）在该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索诺木到了北京。人们捉弄他、欺骗他。有一两次他曾怀疑过人们给他许下的漂亮话。他极其悲哀忧伤以致得了病。人们加倍照料他、抚慰他、关注他。恢复健康后他自以为会有更好的结果，但一切均属徒劳。1776年6月11日，皇帝从山东回来了。在他路过离京11法里之遥的地方时，我们有幸再次见到了他。他没进城，而是在城南仅1法里之处，方圆达16法里的一个猎场似的地方停了下来；12日他就呆在那里。13日，他在帝国最主要的大人物们陪同下前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附属帝国的四十八位藩王本应到场，但因没有及时得到通知，所以其中多数人后来只好前往皇帝打猎消遣并训练下属的热河去向他祝贺了。
在中国，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是人们能够想像的最漂亮的仪式之一。钱德明神父二十来年以前对此已作过浓墨重彩的描述，我只简单地说几句。为让阿桂以更显赫的身份在仪式上露面，皇帝封他为帝国一等公阿桂封爵为“一等诚谋英勇公”。——中译注和皇族成员，还授予他几件只有皇帝可以佩带的饰物。在他到达前一个月，军机处（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ｓ）下令，从距举行欢迎仪式地点60法里的地方起，黄土垫道——正如对待皇帝本人一样。
礼部确定的欢迎地点离北京8法里，位于皇帝建在黄新庄（ＨｏａｎｇＫｉｎｔｃｈｏｎｇ）的行宫不远处。行宫四周装点得惊人地壮丽。简直要用一整本书来描述那些人工堆积的假山、引入山谷中的小溪以及修建在那里的游廊、厅堂和各式各样的楼宇。人们在皇帝和皇后“万寿”（Ｏｕａｎｃｈｅｏｕ）时节，即庆祝他们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岁诞辰时欣赏到的一切，在此可按原样大小看到。
皇帝身穿礼服走出（行）宫，在两列官员簇拥下来到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男性皇族成员、ｒｇｕｌｏ、爵爷、大臣高官、帝国六部官员及由八旗士兵组成的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已在那里。鉴于需在那里举行的第一项仪式之故意指该项仪式与传教士们的信仰有抵触。——中译注，没有任何传教士在场。
阿桂将军率领他那支得胜之师的精锐成员从另一方向走来，到了两根红柱子附近便翻身下马。礼部（ｌｙｐｏｕ）尚书请皇帝登上一个高台，左右两侧是无数旗子和军旗；皇帝在高台上站了片刻。帝国庄严的乐曲响了起来，乐声静下时，一名礼部官员朗声道：“磕头。”立刻，皇帝、将军及其军官们、众亲王、ｒｇｕｌｏ、爵爷、各部官员及大臣，所有人都跪了下来，以前额触地九次以示敬天并因胜利而感谢它。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3）
这一仪式结束后，司仪官走近皇帝，请他前去一个大厅，有人已在那里为他设了御座。阿桂率众军官向皇帝磕头。后者站起身来，按古老习俗走向将军并拥抱了他。皇帝做这一切时情真意切，在场众人无不为之动容。接着，他对阿桂道：“卿累了，到这边歇一歇。”他把阿桂让到自己身边坐下，这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恩典。众军官被安排在蓝色帐篷内，有人献上了茶；然后，一百名太监在音乐伴奏下唱起了《得胜歌》，这是一种已有约四千年历史的古老赞歌。有人告诉我人们为这次典礼谱写了一首新曲。礼部尚书上前对皇帝道：“礼毕。”皇帝重新上了轿，当天就前往北京，以便在那里举行另一场盛大仪式，人们称其为“受俘”（ｃｈｏｆｏｕ），即接受战俘并决定其命运。在此场合，帝国还要将大臣老爷和王公贵族们集中起来。仪式在宫中第三个院子里举行，这个院子北侧尽头便是午门（Ｏｕｍｅｎ）。皇帝坐在设于游廊上的御座上，游廊建在高52法尺的平台上，平台上还耸立着一幢约50法尺高的建筑物。皇帝身边是宫廷大臣，下面是列位亲王、ｒｇｕｌｏ、爵爷和高级官员。沿这个巨大院子的东西两侧，帝国所有标志符号性的器物（ｉｎｓｉｇｎｉａ）排成了平行的两列：旗帜、军旗、长矛、大铁锤、狼牙棒、龙饰、器械、象征性图形等等不计其数。手持这些物件的人身穿镶有金边的红绸服装。第二排是帝国各部衙门官员。第三排是武装得如同临战一般的皇帝卫队。在院子前部，人们可见到负载着活动攻城塔的几头皇家大象，旁边是战车；庞大的乐队和乐器布置在游廊两侧，这个大院子的北端到游廊这里就结束了，皇帝正端坐在游廊里的御座上。
礼部起初把仪式开始时间定在早晨7点，皇帝在夜间撤销了这道命令，他希望仪式于凌晨4点半开始。一听到北京大钟寺的钟声，亲王们、达官显贵和各衙门的官员们以及御林军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来到了皇宫，一切皆依礼部规定安排妥当。
皇帝于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在御座上落座，他先接受众人朝拜祝贺。随后，礼部一名官员朗声道：“押解战俘来京的将官们，你们上前磕头。”得胜的将官们在鼓乐声中行完礼后退了下来。那名官员又道：“兵部官员和战将们，你们把战俘押上来。”
不幸的索诺木、他的弟弟、他的大将军、僧格桑之弟及金川另外三名要员从远处出现在皇帝和这些令人生畏的集会者面前。他们每人脖子上都套了一根白丝绳似的东西，向前走了几步后奉命跪了下来；有人把妥藏在笼子里的僧格桑的首级放到他们旁边的地上。他们后面是一百名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右侧是五十名北京政府的官员和兵士，左侧是五十名宗人府（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ｓ）官员。面对这一恐怖场面，索诺木的（大）将军不禁做了个只有在他近处的人才看得到的恼恨的动作，不过他仍与索诺木及其他人一样以前额触地（磕头）。有人立刻将他们带到旁侧一个厅堂。皇帝再次接受帝国大员们的祝贺，随之在鼓乐声中离开了，对这几名显赫的俘虏的命运未作任何裁决；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他们没救了。
皇帝立刻前往几乎与我们住院（ｍａｉｓｏｎ）毗邻的一座大殿，人们称其为Ｉｎｔａｉ殿。一个大堂里摆放着各色刑具。皇帝坐在大堂深处一个矮小的御座上。不幸的索诺木和其他俘虏们是何等惊讶啊！大将军说道：“万能的皇帝，索诺木的父王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了我。这个年轻的国王还无力作出决定，是我下决心打仗的。如果我因此犯了罪，犯罪的仅我一人，只有我该受惩罚。我请您饶恕这个不可能有罪的年轻国君。我们原本可使贵方遭受重创而后再死去，我们是怀着人们给我们许下的可以获得陛下宽恕的希望才投降的。”他徒劳地说着；但他们的死亡是由政治或许是由怨恨所决定的。皇帝一句话或是一个手势使他们统统上了刑。他们在酷刑下招认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又使他们受了更多的刑罚。据说索诺木承认，他把温福折磨了一百天，随之亲手用箭将其射死；另一些人说索诺木公开表示，他让人用浸了油的棉纱把温福裹住，然后他点着了火。他还承认是他杀死了额驸，后者名叫Ｔａｑｕｅｆｏｕ。皇帝很高兴能杀死这个有地位的人作为祭品以抚慰公主的忧伤，因为他女儿因丧夫之痛而无以安慰。这次审讯中其他一些细节就不那么可靠了，有些事情甚至显得互不一致，因此我也就不再打听这些事了。确凿无疑的是，索诺木和另外六人经受了严厉审讯后，嘴里塞着钳口物被装进囚车，在痛苦和耻辱的状况下被带到刑场绑在了木桩上，上午11时许，他们作为叛乱者被碎尸万段。然后，刽子手取下他们的首级装进笼内，笼子下方写着他们的名字。在随后的日子里，官方又血腥地处决了一批地位较低的苗子。这个可怜的民族只剩下处于最下层的一些人，他们作为奴隶被送给得胜的军官们。
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Ｃｈａｎａａｍ）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上帝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
尽管我们去年未收到你们的信，我们对欧洲状况还不算一无所知。我们获悉了波兰的灾难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中译注和俄国人惊人的胜利，还知道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ⅩⅤ）和克莱芒十四世（Ｃｌｍｅｎｔ ）已去世……
此外，亲爱的先生，如果说你们有苦难，那么请相信，在大洋彼岸，我们同样有许多苦难。当这些苦难开始使人难以忍受时，我就重新阅读欧洲好朋友们的来信。由于我和朋友们之间只因为相信上帝和为了上帝才相互投缘，所以从他们信中我通常能得到一种可大大减轻我痛苦的情趣。我越是贫困，就越是请求您在我们仁慈的主面前不要把我遗忘。我尤其祈求您弥撒圣祭的保佑并荣幸地与您一起祭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几位在华传教士多封信件之摘要
广袤的中华帝国如今正享受着太平安宁。以其威严和睿智统治帝国的皇帝虽已六十七岁，却依旧康健。他刚失去八十六岁高龄的皇太后。必须用一卷书才能描述皇太后下葬前后的种种仪式，但因其中多数都夹杂着迷信，所以传教士都未能参加：我们颇担心在此情况下会受到打扰（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也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谢天谢地。
在欧洲流传的出版物上（其中一些传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散布说皇帝对我们冷淡了。这是谣言，他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位君主是如此公正、开明，不可能效法他人之行为。他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他（对我们）的态度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色，任何外力都不能损害我们。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我们最可怕的诬蔑传到他耳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应我的请求，皇帝已准许在华传教的教廷传信部管理财务的教士公开居住在广州。为对付某些葡萄牙人的追踪，后者曾被迫在广州寻找一个隐避处，因为这些葡萄牙人一心只想阻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也是去年，我们还使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外方传教会的艾若望先生［Ｍ．Ｇｌａｙｏｔ］）获释。
您可能知道，原先的圣绪尔比斯（Ｓｕｌｐｉｃｉｅｎ）修道会修士、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艾若望先生自176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被迫躺在一个肮脏狭小的地方，身上系着三条锁链：脖子上一条、双手上一条、双脚上一条。尽管痛苦万分，他对自己的境遇却心满意足。以下是他在1775年6月8日一封信中表达的想法，我眼前就有此信之原件：丝毫不必为我担心，除非是为我祈祷。请您相信，在索多姆以色列地名。古巴勒斯坦城市，靠近死海。——中译注（Ｓｏｄｏｍ）帮助过洛特（Ｌｏｔｈ）并在关狮子的坑中救助过达尼埃尔（Ｄａｎｉｅｌ）的上帝在这里是和我——它可怜的信徒同在的，圣母玛利亚也在庇护我。恳求您切莫为让我出狱而做任何尝试，据我所知，这将是徒劳的。把我交给耶稣基督和圣母吧，它从已经下达的死亡判决中拯救了我，难道还不能因其神圣的荣光而把我救出牢房吗？“父给我的爵，我能不饮吗？”（拉丁文：Ｃａｌｉｃｅｍ ｑｕｅｍ ｄｅｄｉｔ ｍｉｈｉ Ｐａｔｅｒ，ｎｏｎ ｂｉｂａｍｉｌｌｕｍ？——《若望福音》第18章11节）他的猜测应验了；一位传教士向皇帝谈到了他，于是，官员们立即让他返回了传教会。
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具备种种美德的榜样，他就是南京主教先生（Ｍ．ｌ′ｖêｑｕｅ ｄｅ Ｎａｎｋｉｎ）。他身上一切都是高贵的：贵族出身、学识渊博、虔诚的热忱，他样样具备。看到一位主教，一个已年届七旬的南怀仁此前在华传教士中汉名南怀仁者有二人，一为比利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