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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倮倮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
我们的讲授教理者向这些异教徒宣传上帝是万物惟一的创造者。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不愿答应放弃当地敬奉的神明，否则，他们就无法结婚了。讲授教理者们在离开他们去向艾若望先生报告之际，聘请了云南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人居住区定居，以便努力引导后者渐渐认识真正的上帝。
上述情况虽说相当粗略，却足以促使艾若望先生到这块新地方去作一番尝试了。他要亲自去看个究竟并竭力让这些可能与云南人说同一种语言的偶像崇拜者认识真正的宗教。
艾若望先生于临行前给达加托波利斯先生（Ｍ．ｄ’Ａｇａｔｈｏｐｏｌｉｓ）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决定进行这一尝试前，他面对上帝作了长久思考，因此坚信此次旅行将得到上帝佑护。他行走于艰难险峻的道路，翻过了几乎无法进入的山岭，穿越了广阔的既无水源又无树林也不长小麦、水稻的干旱地带，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不受汉人管辖的倮倮人统治区——尽管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方仍有多处汉人建筑物。
到达该地之前，人们可见到景色迷人的原野，有些地方还种着小麦。不过当地主要食物是荞麦及另一种与之类似的称为ＫｏｎＫｉａｏｔｓ的麦类作物。他们也有羊群，但总的看来显得很穷。
艾若望先生在五六户人家宣讲了基督教。他发现他们纯朴和蔼、没有傲气，言谈充满真挚，风俗中透着忠诚。女倮倮虽不像汉族女子那么腼腆，但却是稳重谨慎的。混杂其中的汉人不像四川省的异教徒那般凶狠。艾若望先生注意到了这个民族易于交往的特点，这使他认为，在此确立基督教的最佳办法是：从四川迁移一些虔诚的家庭在此定居，通过频繁的交往，他们可不遇许多阻力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这些异教徒灌输基督教的真理。（这一切可以）在一个名叫Ｓｏｕｔｅｊｅｎ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官的保护下进行，这位官员居住在倮倮王国附近，镇守着一条隘道——在上次战争中，阿瓦阿瓦（Ａｖａ），地区名，今属缅甸。——中译注国王的军队便是经这条隘道进来的。
为了有条不紊而且更加深思熟虑地开展工作，艾若望先生返回云南后与达加托波利斯先生进行了磋商，他听取了中肯的意见，邀请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地区定居。为亲自给他们带路，他再次出发了，两三名中国教士陪伴着他。这些中国教士是经他培养担任圣职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8）
他的一位教友迪阿梅尔先生（Ｍ．Ｄｕｈａｍｅｌ）写道，这位真正的传教士上次前往倮倮地区时状况相当不好，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健康受到了一些损害。然而在已经感到凉意的季节里，他的全部行装却只是一件衬衣、一条短衬裤、一双袜子及一床再薄不过的被子，他就这样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去安排。上帝也丝毫没有亏待他：尽管饮食粗劣、住宿不便以及长时间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走而引起积劳，他（上次）回来时身体比出发时还好。如果他的热忱不因最近在那里新发生的骚乱（其后果是很令人担忧的）而受到妨碍，如果有办法迅即制止骚乱，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他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旅行将比第一次取得更大的成功。
报道艾若望先生动身去完成新使命的传教士从上文看，这位传教士是迪阿梅尔先生。以下的内容是迪阿梅尔先生自身的经历而与艾若望先生无关了。——中译注随后谈起了他自己的使命，还提及了他热心为异教徒孩子施洗所带给他的麻烦。他说，当我离开荣昌前往重庆西南方向的一等城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时，我遇见一个异教徒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我未有任何障碍便为这个孩子施了洗。我为这一幸运的机遇而高兴。过了片刻，我碰到了另一个机会，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当时，举家迁往别处居住的一个异教徒家庭正与我同路，一家人就在我旁边行走，我见一个年轻人抱着一个孩子，为免受风寒，孩子被按当地习惯遮盖着。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孩子是否也可接受洗礼，便靠近抱孩子的人，问他孩子是否有病。我本应只问这个问题并满足于他的回答，但我过于热心而且想亲自了解孩子的状况，于是伸手去掀孩子的头盖。就这么一个动作却给我惹了麻烦，差点酿成最令人不快的后果。抱孩子的年轻人一见到我手的动作，就急忙喊叫带领着全家的父亲并把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后者以为我想对孩子行巫术，便发疯似的冲向我，狠狠地推我，把我推倒在地后又开始诅咒我、打我。与我同行的伙伴们前来帮我，他只得停了下来；但是，为防止我逃跑，他摘下了我的帽子，强迫我跟他去途经的哨所。他要在那里控告我，让哨卡头目惩处我。在别的情况下，他的控告不会令我不安，可当时我正好带着做弥撒用的祭器，人们可能会检查我的行囊，提一大堆问题让我为难并从我伙伴们嘴里掏出足以使宗教遭遇危险和引发一场迫害的回答。然而我还得跟着我对手往前走，因为他自以为遭了我的侮辱，他要讨一个说法。他太急于报复了，甚至等不及到小官吏那里就已无法自控。盛怒未消的他又一次扑向我，撕下我的外衣，抡起拳头使劲朝我打来；然后，他一面不停地诅咒我，一面又用双手举起一块〖＝Z（〗５18〖＝〗大石头全力砸向我，倘不是上帝干预，我肯定当场就死了，因为从这块沉重的石头扔过来的力量看，它一准会砸烂我所有的肋骨。然而我却只在肘部及伸出去挡开打击的手部受了点轻微的挫伤。我们终于到了哨所。士兵头目出来问有何事。那个异教徒便依当地习惯跪在他面前控告了我，说我试图以魔法夺去他孩子的生命。这个头目听罢便要我回答。我说自己没碰过他的孩子，只是想知道孩子是否有病，目的是行善，正像我常对其他人所做的一样。
我的伙伴们证实了我的话，还说我懂点医术。因此，异教徒的状没有告成。哨所未检查我的行囊，这是上帝意志新的显现；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使我左右为难：回答这些问题就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利益；若以另一方式回答，则又恐违背事实。我身边围聚了许多人，都想知道我是哪里人、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对所有这些问题，我只答道我住在重庆；我宁肯他们把我当成傻瓜也不愿答话太多而使自己尴尬，因为说话太多有可能暴露身份或是与事实不符。此举的成功超出了我的希望。人们只是嘲笑我的回答，而对涉及宗教之事却一字未提。更有甚者，上帝使围观者倒向了我一边：几个异教徒见我的对手抢走了我的上衣，便把他找来让其还给了我。
但事情尚未完全了结。向哨所小头目告状的那个异教徒见未能如愿，遂决计把事情捅到另一官员那里并要不惜一切代价使我受到惩罚。我们刚重新上路，有人便警告说那个人等在前面，而且要再次状告我。为了躲开他以免遭新的烦恼，我们上了一条弯道；但这是徒劳的，此人抄近道不一会儿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他再次对我施暴，坚持要拖我去见前方一个城市的官员。与我同行的伙伴们这次可不像先前那样屈尊俯就了，一个健壮胆大的伙伴觉得这样欺负人实在太过分，他忍无可忍，于是走近这个异教徒想迫使他就范。我制止了这名基督徒，不让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敌手；那个异教徒则怕自己势单力薄，觉得还是退却为妙，便很快打定主意去和家人会合了。于是，我们回到了原先的道路平安地继续赶路，直至叙州。我在那里待了约十二天，为众基督徒举行圣事，结束使命后于1779年圣诞节后启程返回重庆。
一回重庆，我便目睹了一名异教徒与众不同的归信。此人性格暴躁，其兄弟是一名乡镇小官；他常去一些熟识的基督徒家中，伺机扰乱他们的宗教活动。新信徒们凭经验知道，一般说来，异教徒之所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不了解其教义的美好；于是，他们拿给这个异教徒一些书籍，这些书籍通常是拿给接受洗礼教育的人看的，基督教义中有关道德伦理的内容于其中解释得非常详细。异教徒收到书后认真读了起来。他被震撼了，产生了做一名基督徒的强烈愿望。不久，他得了病，遂要求受洗。基督徒们见他危在旦夕，同时认为他已为受洗作了充分准备，便于我不在时给他施了洗。几天后我回到重庆，就去看望了他，使他为死亡作好思想准备，还为他行了其他圣事。他以巨大的宗教热情领受了圣事，两天后归了天，临终之际作出了证明其信仰真实性的最感人的表示。
基督徒们把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当着大批异教徒及死者当官的兄弟（他当然要参加葬礼）之面公开举行了基督教葬礼。这场盛大的葬礼在崇拜偶像的地区显得如此新颖，给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这种礼仪很感兴趣，不少人要求学习我们的宗教。八天后，有七八个人要求入教，尤其是死者的家人，他们首先入了教。我已经为死者之妻和他两个已婚的儿子施了洗。两个儿媳准备于不久后接受这一恩惠。
在我们有机会教育的所有异教徒中，我们常可发现与此相同的倾向。由此可以肯定，若想发展更多的基督徒，缺的只是传教士。有了传教士，才可教化每天出现在面前的异教徒，才可在他们归信后继续强化其信仰。若无传教士培养新信徒，后者的信仰就会在包围着他们的异教徒中间弱化，因为异教徒在新信徒眼前展现的只能是迷信的偶像崇拜以及通常作为其结果的道德败坏。
今年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人口稠密的村庄被整个淹没了。1780年6月，北京一场大火烧毁了鞑靼人居住区上万所房屋。大火一直蔓延到皇宫前面的头几条大街。不过火只烧了一夜。这一事件使不少官员失了宠，他们被控缺乏警惕，有失防范，是皇帝的御林军灭了火。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晁俊秀先生（1）
北京住院院长晁俊秀先生致蓬塔穆松蓬塔穆松（ＰｏｎｔＭｏｕｓｓｏｎ），法国东北部一地名。——中译注教会证章会会长德夏尔韦修道院院长（ｌ’ａｂｂ ｄｅ Ｃｈａｒｖｅｔ）先生的信
（1775年5月15日于北京）先生：
我不敢对您诉说我们的不幸，因为我知道您的好心肠和您的虔诚使您对此是多么敏感。来自您片言只语的安慰在今年本应是多么会受到欢迎——因为我们对此的需要从未像如今这般明显；然而，或是您的信件（于半途）已被截留，或是繁忙的事务使您无暇写信，反正我们未收到您任何消息。让我们顺从命运并热爱上帝吧，Ｄｏｍｉｎｕｓ ｅｓｔ。不过我得向您承认，虽说完全顺从，我的心却受了伤，无可救药地受了伤：伤口将伴随我终生。
去年，我们失去了三位传教士：我们教省的蒋友仁（Ｂｅｎｏｉｓｔ）神父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时刻。
三年来，一个名叫王伦（Ｏｕａｎｇｌｕｎ）的山东人伙同名叫Ｆａｎｏｕｅｉ的一个和尚策划着一场可怕的阴谋。他们的活动非常诡秘，因此尽管政府十分警惕，他们还是聚集了一万至一万二千名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反叛者。寿张（Ｃｈｅｏｕｔｃｈａｎｇ）城知县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便采取措施准备捉拿王伦，后者当时尚未集结谋反者。不幸的是，他派去征讨的士兵中有一人是王伦的门徒，此人马上把险情报告了王伦。后者当即决定起事：他迅速集结了四千名谋反者冲向寿张县城各个城门。给他报信的那个士兵当天正好值班，设法给他打开了所有城门。王伦未遇任何抵抗便悄然进城，直奔县衙，杀了知县，即刻成为该城主宰。
这只是个三等城市，但问题是严重的。省里一名指挥官马上赶来平叛。这个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战阵，他没有花时间集结足够的军队。王伦击败了他。王伦造反并已得手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造成了很大恐慌。称得上伟大君主的皇帝倒镇定自若。为不惊扰百姓，他只派出了二千人的一支队伍。与此同时，他令将赴南方某省视察的舒（Ｃｈｏｕ）Ｃｈｏｕ，此人应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见《清史稿》卷三一三。大人改道去山东。听说由舒大人率领王师，大家都放了心。他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给古罗马人带来荣誉的品格者中的一个。如今他是帝国大学士原文是ｐｒｅｍｉ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意为首相、总理、首席部长，现译为大学士。——中译注。
这时，王伦已自封为他那支小军队的皇帝，还设置了ｒｇｕｌｏ、伯爵、将军，其妻妾成了“皇后”和“妃嫔”。他穿戴起了前朝的所有服饰。在抢劫寿张县军火库和粮仓后，他又向Ｌｉｅｏｕｌｉｎｇ疑为聊城之误，聊城在寿张至临清之间。进发，沿途强迫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追随他去碰运气，随之又兵临二等城市临清州。临清老城没有设防，很快向他洞开了大门；满洲人退守临清新城，决心在此拼死战斗。王伦指望一举攻下，因此不顾一切冲向前去，结果负了伤，其手下喽啰留下三百具尸体后也被击退了。
从此刻起，简直可以说一种昏乱的思想主宰了王伦：他不向北京逼近，也不把大批受苦受难无路可走的百姓吸引到自己一边，而是在临清州停了下来，天天沉缅于花天酒地之中。两班戏子不停地演戏，王伦整天泡在戏园里，只有当他排场十足地在街头招摇过市时才走出戏园。他只有弹丸之地，却自视为皇帝。闹剧是演不长的。舒大人在获得北京增援后构成了直径约10~12法里的包围圈，把反叛者围得严严实实。然后，他率领满洲军队直扑王伦。后者早已丧失理智，闻讯后勃然大怒，只想把碰到的人统统杀死：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死于他刀下。他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犯下了无数罪行。然而毕竟还得考虑自卫：他下令在大运河上匆匆建起一条浮桥，带着所有人马过了河。舒大人刚一露面，王伦的人马便像一群羊似的四处逃窜了。皇帝有旨活捉王伦，因为要从他口中知道造反的真正原因。喽啰们溃散后，王伦逃进了一所农舍。紧追在后的舒大人派出八名勇士前去搜捕。正当他们在捆绑王伦时，那个大名鼎鼎的和尚Ｆａｎｏｕｅｉ赶来把他救了出去。舒大人紧跟着和尚追赶并抓住了他。王伦刚逃到另一所临近的房子便被皇帝的部队围了起来。人们正要去制服他，他却点燃了作为藏身处的屋子，因为他宁肯自焚也不愿落入已被他深深得罪的皇帝手中。人们凭他的马刀和一个银护腕认出了他；这个银护腕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和尚给他的，说有了它，他就能不被人看见。搜捕残余反叛者的行动又延续了数日，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最著名的四十七名反叛者被押到皇帝那里，每人都被皇帝提审多次，随后被交于刑部发落。
和尚对皇帝道：“皇上，您的福大（Ｎｉｔｉｆｏｕｔａ）；当您狩猎时，我在热河的一千人马原本可以要了您的命。您的福大。”所有这些坏蛋皆被依律凌迟处死。这场叛乱虽说只延续了一个月，但估计约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我说过这场密谋使我们陷入了最强烈的恐慌。倘若王伦得逞，我们将面对满洲人遭遇的全部风险：我们在中国与他们一样是外族人，因此与其一样将遭到反叛者的粗暴对待。不过我向您承认，这一切对我们尚是小事一桩。耶稣会传教士离开欧洲时通常都已将个人安危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更要紧的利益——我们圣教的利益。临清州及附近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万一有谁忘了自身职责或因受胁迫而不幸追随了反叛者，那就一切都完了。起初，有消息说三户基督徒家庭站到了王伦一边。与此同时，舒大人上奏皇帝称，这场密谋完全因为邪教蛊惑百姓而起。他说的是被人称作白莲教的一个教派，不过并未指明名称。这个可恶的教派流传帝国各地，随时准备起事，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