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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就会了，”我说。
“就像史魁尔斯先生说的一样吗？”
“还有：下乡学捣芋。”
维迪亚又说：“文学会给自己找出路的。终究还是会有读者的。现在，除了大学以外，你还有文学奖所产生的恐怖压力，这是种出版业界极为可怕的堕落。正如我先前说的，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采访，什么也没有，书就这样自己去流通，自己去找出路。假如当初有这些文学奖，我的书又没沾到任何奖项的话，出版公司不早就把我踢出伦敦了。”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6）
“不过，文学奖不过就是生意手段，促销方式而已，”我说。“有意思的是，大学也是一门生意呀。”
“而且也是阅读习惯养成的帮凶之一，因为大学只认可学生阅读某些文章，”维迪亚说，“有人跟我说，美国已经不教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东西，也不再肯定学生读他了。他们不鼓励任何人去读他的书。可是，他是个伟大的作家。《奥瑞岗步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过，你在美国找不到他，看不到他的书，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与当局不合。这就是那种虚伪的英语课程强加在整个文明上的残暴苛政。”
“所以说，阅读应该是种私人活动！”
“没错。一种私人活动。你的朋友跟你推荐一本书。接着你就静静地看完。你不要别人指导你该怎么思考。”
“可是，假设现在你又回到了牛津，你会学些什么呢？”
维迪亚说：“我要做些同样懒散的事情。”温和地笑笑，听起来又像个西印度群岛岛民了，“研究英语这整件事，就是一种懒散的形式，你知道。只是排遣时间而已──不必认真。就像我们需要一个减压舱一样，从青少年时期衔接到成人期。”
我说：“不过，牛津岁月对于你日后成为一个作家，是一段枢纽性时期。”
“不，不，不。牛津跟我后来写作没有关系。除非，你考虑到，或许说是独处的效应吧，或是说长期独处，或是说，长时期郁郁寡欢，不过，那也可以出现在其他地方。”
“你不必大老远上牛津去落单独处吧？”
“不必上牛津去，去落落寡欢，或是去贫寒交迫。”
布佛一直坐在一边，有时跟着大笑，有时看来又像是惊骇不解。他说：“早先，你讲了一些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当你说，旅行写作就是要比某些虚构小说要来得真切。请问，你现在觉得你的非小说写起来比较真诚，也比较能让自己满意吗？”
“确实。现在，每当我要直接撰写虚构小说，就会有一大堆麻烦，因为，我的虚构小说已经写完了，”维迪亚说，“而且，我也已经写了四十年了。我已经极力趋近完美地掌握我的经历。我不能再走回头路去写些我现在排斥的东西，因为我想知道，怎么会有人刻意要去伪造一段现实中完全可以成立的经历呢。这么说，为了戏剧效果，每个人就都得浓彩盛装的吗？上个世纪里，物换星移，江山代有才人出，来者迅速地修正了古人，作者一代修正一代，一本书修正上一本书，写作形式发展之迅速多元。我想，既然你已经可以掌握这样多彩多姿的材料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汇集，而小说只有在处理单一文化的时候最方便──单一一种文化，就那么一套行为模式，大家都能理解，几乎就像简·奥斯汀一样。写这一类的小说比较容易。不过，当整个世界从四面八方交会冲激的时候，小说那种形态就无法绝对地呼应这种趋势，而撒谎隐瞒又如此轻而易举。每当我读到从东南亚出口的书籍，我就感到忧虑。我想，‘撒这个谎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这是个谎言呢？’就好像你在读一本自传的时候，不断地思考着，‘这书里漏掉了什么？又扭曲了些什么？’一样。”
我说：“所以说，对于这种发展新形式的必要，你的反应就是《到达之谜》与《世界出路》这两本书吗？”
他说：“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种创新的形式。蒙田的散文──完全的创新。刚开始，他也是写一般传统的散文，接着他的散文形态就不断发展，他写到他自己，写到他置身其中的战争，他写到残暴酷行，他写到新大陆的发现，而他同样自我解嘲地写他自己，这个既现代又新颖的人──绝对的新颖。这也就是蒙田之所以为蒙田。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独创一格的创新作家。他们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我喜欢他这段侃侃高言，不仅是他对于伟大作家的结论，更因为这段话透露出维迪亚自负到什么程度。他将自己视为前无古人的独创作家，而今，我终于了解他的原因了：他的榜样就是米歇尔·爱昆·德·蒙田。
他说：“大学院校里面，没有人教学生要创新。他们教学生要抄袭别人。抄袭赋予最高的价值。而我不晓得，你该如何去评判那些衍生的形式？我不知道，假如你的创作形式不是原创的，无法表达新的视野，你该从何评断高下呢？有人说，‘用风格来评断。用人物角色来评断。’我不知道。”
布佛说：“两位都出版过带着强烈自传意味的小说。可是，不管是《到达之谜》或是《毕斯瓦先生的房子》，《我的秘密历史》或是《我的分身生涯》也好，自传式的小说有个问题，也就是故事一讲过，就不再算是故事了。一讲完就没了。自传式的小说一出，接下来，再撰写类似小说的可能性也就枯竭了。”
维迪亚比了个专横的姿态，模仿葛雷梗的神情语气，说道：“我感觉，我想说，我不是反对叙述的基本教义派。我们一定以叙述来处理创作。没有叙述，着力点也没了。”他扮个鬼脸，想引发观众注意。他说：“所以，现在我还能对小说说些什么呢？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叙述写作，不管是用什么形式都好。或许，保罗必须投入这种自传式小说的理由，是因为他的经历一直很独特。他不是在写一个平凡的马萨诸塞州童年生活。他多年旅行，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文化，他深入探索与吸收了不同的文化。而且，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他必须在他写的书中定义自己。
第四部：逆转一场文学对谈（7）
他就是不能再继续用第三人称方式叙述，含糊带过，不去定义叙述中的参予者是谁，旁观者又是谁，这个讲话的‘我’是谁，那双‘眼睛’又是谁。不然的话，读者会看着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一头雾水地问，‘这究竟是谁写的？’”
这段话听来离奇，对虚构文学失去信心，近乎于宣称小说只会误导读者，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你不说小说已死的话。不过，这也不是新闻了。早在三百年前，在《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一册上市造成大轰动之后，丹尼尔·笛福就曾经在续集中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捏造情节、虚构故事当然是一种可耻的罪恶，这一点却甚少遭人追究。这种谎言会在你心上钻出一个洞来，接着，或多或少地，就在洞里豢养着撒谎的习惯。”这种话，不论是笛福说的，还是维迪亚说的，我都很难同意，而且我觉得，就像维迪亚一样，笛福讲这话只是给自己方便，以及迎合清教徒的心理。
我说 ：“不过，在你的第一本书《神秘的按摩师》中，有的时候你以第三人称方式写作，有时候又换到第一人称。我认为那是最惊人的革命性创新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读过有类似创举的书。你当时这么写是因为──”
“因为无知！”维迪亚高喊着，接着大笑。“而且，不论第一、第三人称，两个人都是虚构的──也就是说，叙述者也是我笔下创造的人物。”
布佛问道：“我可以请教你，令尊是如何影响你的？”
“我们不应该谈到这个，比尔，因为有关于本人的写作──实在太深刻，也太个人了。”
对谈到此，几乎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布佛向我们致谢，观众鼓掌喝彩的时候，维迪亚转身再跟布佛重复一次：“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我们跟着散场人潮步出帐篷时，我说：“你也跟我住同一间旅馆吗，维迪亚？”
他说：“我不过夜。我这就要回威尔特郡。”
他神色为难──不像在台上时那么急躁紧张，却显得疲惫而意兴阑珊。
“那间旅馆好像挺雅致的，”我说，“稍晚，我们可以一起吃顿晚餐。”
“旅馆房间让我觉得好寂寞。”
他望见娜迪拉穿过散场群众向他走来。他跟她挥了挥手，而她一看见他，马上就加快脚步。她动作迅速，像个军人一样大步前进，摆动着双臂。双手握拳。
他说：“我们再聊。”
维迪亚跟娜迪拉拥簇着上了他们的车子，萨尔曼·鲁西迪从后面赶上来。他那双眼睑厚重的眼睛，原本就让他看起来随时随地都在嘲讽贬抑，此时，他的眼神再轻蔑不过的了。他手中握着一本小笔记本，盯着一面满是潦草涂鸦的页面猛瞧。维迪亚应该可以从萨尔曼的笔迹中，看出许多信息：他的字迹端直，充满信心，字字紧密相连，粗黑，不像英文，写在一张无行无线的纸上。即使上下颠倒看，还是傲慢专横，维迪亚一定会说，他应该会印象良深的。
“我学到了两件事，”萨尔曼说，“第一，关闭英语系所。第二，文学是写给一些伤残受创的人看的。哈——哈！”
第四部：逆转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有时候，维迪亚看起来像个笑柄，管自己叫V。 S。 奶波子，大摇大摆地走在我的梦中，嘴里不屑地啧啧有声，抑或在清晨，寤寐间，意喻无穷的假面游行中，初醒之际，我赫然看见，他出现在我眼前，重演我最惧怕的忧虑：黑面维迪亚，怒目瞪视的西印度群岛人，拄着一根手杖，顶着他从卢旺达带回来的滑稽软帽，厉声呵斥着我，拿着一张我无银支付的餐馆账单戳着我，或是讲些令我不知所措的训示。保罗，你一定要离开她！或是有问题才好啊！
现在，娜迪拉也来串场，裹着蜘蛛网般的纱丽，犹如梦魇降临，一张令人生畏的大脸，露出横膈膜上紫色的肚皮，纯印度风情，像哈洛德百货公司美食大厅里，某个面目丑陋的“门萨席布夫人”（memsahib，印度人对欧洲妇女的尊称），挑三捡四地选购昂贵的酸辣酱，尖声锐利地逼问我。我在这些幻想中，总是扮演胆战心惊、面颊潮红的店员，而她则是个泼辣悍妇，趾高气昂，滔滔不绝地数落我的不是。
我不会因此惊慌苦恼。维迪亚过去总爱说：“奇迹经常发生。”他指的是写作，或是写作的报酬──赚到100万英镑，变得“非常非常有名”。他就是这么说的。除此之外，人生就剩下坚此百忍，不变应万变。
假如，有人就是想要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即使大罗真仙下凡也无计可施，无法挽回。在你神智清醒的时刻，你想，我干吗非要去见一个不想见到我的人呢？不过，人不急不慌，一急就乱。你给难倒了。倘若他无心回信的话，你怎么样也逼不出他的响应。即使你打电话给他，电话不过就一劲儿响着铃声，不然就是相同的录音机留言讯息，重复执拗地嘲笑你：哔声后留下姓名俾便回复。
正如英语有言，沉默是最坚定的答复。沉默有如一重黑幕。抑或，这一切不过是个恐怖的错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娜迪拉的信不断地刺痛着我，因为，我确定，那封信一定是她背着维迪亚写的。她竟敢愚弄我的朋友！她蹑手蹑脚地将信签塞进传真机，再毁掉原件。我曾经将她的信传真回去，也用邮件寄回去给他们，只是，这种信件太容易辨识，可以再次拦截。太太总是蛰伏在传真机旁边，徘徊窥伺，猛力攫取。所以，那个可怜的小个头男人还被蒙在鼓里。她对我胡乱谩骂一通，不准我写任何与他有关的事情。好像我想写似的！好像我能写似的！好像我曾经幻想动笔过一样！
悬疑令人生恨。希望渺茫，我心忧瘁。我想要将这档捞什子抛诸脑后。比这个重要的事还多着呢，香港马上就要被大英帝国双手奉上，交给中国承接，而我刚写完的小说，一出写在中国移交外围上的黑色喜剧，即将出版。我答应出版公司做促销旅行，趁着英格兰景致明媚，从不叫人失望的春光，进行为期一周，从这个星期天到下个星期天的巡回打书。4月不是残酷凄楚的月分；4月是最美的月分，我的生日月分，到处都是花苞与希望：当4月带着她甜美的阵雨。
第四部：逆转意外相逢（1）
那可不是平凡无奇的一周。直到英国大选投票日，我都还在伦敦。气氛兴奋异常，坊间预料经过了二十四年，受够了民气低落的保守党骄矜自满的作风，工党胜利在望。
我一早飞抵伦敦，走进阳光迷雾中的星期天上午──4月的太阳有如闪着泪光的微笑。我下榻在肯辛顿的旅馆，皇家花园，窗外就是肯辛顿宫与海德公园西侧景致，蛇行湖上有人划船，板栗满树生花，迎风招展，还有围裹维修的亚伯特亲王纪念碑。
我很高兴，我在这里只是个观光客。我达成了我的目标：有生之年，一定要离开伦敦，绝对避免上班工作。我曾经梦想着隐居在英格兰西部郡邑，可是，我的备用梦想却实现在一处阳光普照的小岛上。而今，我是个五十五岁的人了，一个夏威夷居民，兼差的养蜂人。那天早上，海关的移民局官员问我：“你就是那个作家吗？”有时候，这样子的陌生人还会问我：“你的朋友奈波尔现在怎么样了？”
最令我欣喜的还是，回到伦敦可以看看我的孩子。时近中午，马赛尔从大厅打电话给我，随即上楼到我的旅馆房间。他自己刚刚写完一本小说。他既紧张又自豪，不过，哪有像我这么以他为荣呢。
“爸，什么事情不对劲吗？”
我一直自我安慰，告诉自己我现在非常快乐，可是，他看得出来，我心头罩着一层阴霾。
我说：“奈波尔。”我告诉他娜迪拉一个月前的来信。
他说：“拜托！”
我告诉他接下来的事情。“她听起来满横的。”
“假如维迪亚知道的话，应该会阻止她的。她说我帮帕特写讣闻的那堆话，全是胡说八道。”
“说不定他知道。”
我说：“不，不可能。乱七八糟的英文会逼疯他的。那封信真是乱来，”说着，我眼前就浮现那张信纸，所有的印刷体字母，像是一纸勒索赎金的字条，“不过，我想我永远也无法确定。真是滑稽。维迪亚过去会盯着别人的散文，跟对方说，‘答应我，你一定会放弃写作的。’”
马赛尔突然做出一记鼾声，表示这段轶闻他已经听过太多次了，早就听烦了，烦到他即将进入半睡眠状态。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不过，听着。我要说的是，他总是爱说当对方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松了多大的一口气。”
“那你以前也跟我讲过了。”
“那么，假如说友谊即将破裂，或是有人要离婚了，他会说，‘有问题才好呢！’或是说，‘这样对你有好处。’‘现在你可解脱了。’这些话呢？”
“你都跟我讲过了。”
“好吧，你想不想一起去吃午餐？”
“我们走吧。”
在电梯里我总会感觉到某种奇异的变化，我得屏住气息，好抵销脑子里因为下降而骤增的压力，我不由地又喋喋不休起来。
我说：“他不知道。”
“爸，你简直中邪了。”
“可是，我怎么样也没法子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他是个魔鬼。你不是说跟他吃饭，他从来不买单的？”
“他在其他方面挺大方的。”
走出电梯时，马赛尔说：“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家的那一次。‘那你现在又在念些什么呢，小人儿？’”
“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吗？”
“不。后来，你还叫我送一些东西给过他。一部手稿，包成一个大包裹。”
“《抵达之谜》。”
“他跟我问东问西的。其实，他对我还算满好的。当时我在西敏寺，第二年。那时候正好是冬天。他还请我喝茶。”我们站在旅馆进门处，踩在最上层的那一级阶梯上，“我还翻过那本书。简直是无聊胡扯。我们往哪里走，左边还是右边？”
往左走意味着公园和格洛斯特路，往右走就会碰到肯辛顿高街和茶馆。非往左不可：这是我到达伦敦的第一个早上，往左就不会错开我根深蒂固的路径，就像烙印在我脑子里的电路一样。
“往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