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会期间，列宁逝世。广州的市政府大楼、轮船、孙中山的大本营、河边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国的沙面租界没有下半旗。
大会分3派，左右派人数差不多，各三、四十人。右派是南方的商人，给孙中山以财政支持，是孙中山的朋友。中间派的80～100人（共160名代表）。孙中山本人开始是中派，后来逐渐的左倾。会议代表形形色色，有的希望搞清国内局势，更好的工作；有的则是想攫取党内肥缺。根据1924年元旦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选举时，只选举孙逸仙，而不选举其他人，不给国民党右派口实。结果，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于树德等10名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占三分之一。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孙中山很满意这次大会，认为是历史性的事件。
张国焘叛变（1）
1924年正月里，陈独秀到亚东坐，汪孟邹拿出适之的信说，“适之来信了。”1月中旬，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仲甫常与我谈，云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原来，胡适去年夏天在西湖和曹声同居后，这时正和江冬秀闹离婚，所以无心他事。见胡适正陷入烦恼之中，陈独秀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到家中，陈独秀写信劝胡适不要烦恼，他用“顽钝不理”4个字送给胡适。临了，陈独秀又提到帮蔡和森到商务催稿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鲍罗廷在关于国民党大会的札记和报告中写道：“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2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主持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怆、汪精卫共事。根据陈独秀的报告，大会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提出，“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本月16日，4位老国民党员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蔡元培被送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裁决。他们被控在党内组织小集团。这4个人不敢公开承认反对孙中山的新政策，所以矢口否认。由于孙中山和中央委员会庇护了左派，这次右派进攻被粉碎了。但大会以外，右派打算成立新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陈独秀等声望大增。3月4日，北京大学25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国内大人物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5月上旬，陈独秀和张国焘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维经斯基来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扩大会议。25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其中50％是工人。关于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5月21日，京师警察厅在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上海《申报》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陈独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实庵”给张国焘去信。
在狱中，杨子烈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经不住拷打，叛变后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颉、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单。张国焘叛变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40多人被捕、通缉、开除。
不久，北洋军阀下海捕文书，被通缉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陈独秀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
第三国际执委会3月30日决定，中国共产党派4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6月17日—7月8日），确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罗章龙）、琴华（李大钊）、刘齐佳（女）和彭述之。考虑李大钊安全，陈独秀决定请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出席会议，另外3名代表是彭泽湘、卜士奇和刘清扬（女）。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3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4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应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张继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党中有党。”陈独秀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忙国民运动，忽略了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最近提出健全党组织，发展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是因为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够分配。而本党独立发展组织，正是避免与你们工作纠缠不清。
”“此事我们先提出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既然仲甫不以为然，我们也没有多说的必要。”汪精卫说话的口气很硬。
与此同时，谢持、张继、孙科也找鲍罗廷谈话，事后，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表示孙总理将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解决这个问题。“宣言”发表后，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
张国焘叛变（2）
这次交锋后，鲍罗廷给共产国际写信：“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像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某些同志”是指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
7月13日，陈独秀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信：“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做工作’，我们给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了以下通告。您的意见如何？”“通告”指近期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提出“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陈独秀继续写道：“您急需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叶楚怆斗争已公开化。在叶楚怆的打击下，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后经反击，叶楚怆辞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海局的工作。
李大钊、张太雷到莫斯科后，带去陈独秀及中央局的意见：“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作，共产党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党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旅莫支部常委决定，加派彭述之、陈延年、红鸿、任弼时、尹宽、郑超麟等回国。陈延年是去年春和赵世炎、陈乔年及郑起麟等人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陈延年走后，《少年》更名为《赤光》，由邓小平编辑。
9月，陈延年、陈乔年由海参崴到上海后，到民国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工作。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商量，叫延年去广州，作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乔年去北京，彭述之（彼得罗夫）协助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去上海大学教俄语。
鲍罗廷的错误（1）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认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最后，陈独秀希望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寄7、8、9、10月份的钱来。中共“四大”要提前召开，陈独秀也“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龙芝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资助孙中山。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瞿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并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
决议最后说：“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事后，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告诉刚分来的郑超麟说：“瞿秋白在广州犯了错误，陈独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体情况，张伯简也不清楚。
隔日是国庆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鲍罗廷写信，请他解决经费等问题：“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长期欠债，每个地区3000美元，这两地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示……还有一件事。军校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请特别注意。”谈到黄埔军校的缺点，信上提醒鲍罗廷，“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同一天，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了一封信，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写信告鲍罗廷状这天，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在纪念大会上听反帝反军阀演讲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也在这天，发生广州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叛乱。10月15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工团军（刘尔崧、施卜领导）、农民自卫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支持下，孙中山的部队将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打败，广州转危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加拉罕和鲍罗廷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是一个进步。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随后，孙中山绕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苏俄联盟。
12月7日，维经斯基在和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维经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他写道：“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数额。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维经斯基希望加拉罕“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卢布中拿出一定数额给北方局来做这项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2）
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赵世炎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没有参加。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E·福尔特医生诊断，病情非常严重。令孙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脑。在这之前，段祺瑞曾许诺在见孙中山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日本人邀请孙中山绕道日本是个阴谋，为段祺瑞到北京争取了时间。日本医生在北京散布谣言说孙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种可怕的病。
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
中共“四大”（1）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会议一直开到大年卅日前夜才结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人参加了大会。为了等瞿秋白和谭平山，会议将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推迟到1月16日。
会前，彭述之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瞿秋白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对决议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针对国民党内部分化，“四大”确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指出极力反对阶级妥协，攻击右派，阻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巩固和扩大左派，保护工农利益，公开扩充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四大”开了11天，1月22日闭幕。其中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
实际上可以受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