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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
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
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
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
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
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
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
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
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
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
（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
（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2）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
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
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辞职（1）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
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
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
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
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纠正……
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
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
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
这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中央……
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
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