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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
考虑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我将努力的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指任弼时、周恩来、邓中夏。
头一天，鲍罗廷见大势已去，执行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
改组5人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为陪衬，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辞职（2）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