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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在会上几次发言，详细谈了陈独秀错误形成的过程，揭露、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4卷5期上。
这篇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主要的是右倾危险”。
“六大”后，由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右倾”，蔡和森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斥为“右倾”，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宣传部长职务，再次去苏联。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44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于8月5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开除党籍（2）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